在宋代，“优之以爵禄而不责以事权”这条原则不仅适用于普通宗室，而且同样适用于皇帝的亲生儿子和同胞兄弟。
唐代以前的封爵制度，皇子很少有不直接封王的。
宋代则与此不同，据南宋史家李心传《朝野杂记》中《皇子除官例》记载：
祖宗故事，皇子初除防御使。太宗以后，或封王或封国公，其间亦有封郡王、郡公者。神宗诸子初除皆节度使，封国公，稍迁郡王，加平章事，至出阁封王则始兼两镇，加司空。后皆因之。
正是根据上述情况，元代史家马端临指出：
皇子虽在所必王，然其迁转亦有次第，不遽封也。
南宋学者陈傅良对这一改动，评价很高。
他说：
艺祖起百世之后，独追古意，自王礼杀而为防御使，非圣人能之乎！
如前所述，防御使只不过是高于团练使、低于观察使的一种环卫官，既不驻本州，又无职掌。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按照《宋史》卷169《职官志九·爵》记载，宋代的封爵分为12等，现列表如下：
用北宋人刘随的话来说，即是：
亲王之子，不封郡王；亲王既没，不立嗣王。
这是宋代的封爵制度又一个不同于唐代之处，马端临对此作过比较。
他在《文献通考》中《封建考十八·宋诸王》中指出，唐代的状况是：
亲王则子孙袭封如故。虽所谓茅土食邑，多为虚名，然始受封之国与爵，则父殁子继，世世相承。
宋代的情形则是：
皇子之为王者，封爵仅止其身。而子孙无问嫡庶，不过承荫入仕，为环卫官，廉车节钺，以序而迁，如庶姓贵官荫子入仕之例。必须历任年深，齿德稍尊，方特封以王爵，而其祖、父所受之爵则不袭也。
马端临说“封爵仅止其身”，这句话并不确切。
据李攸《宋朝事实》卷9《玉牒》记载：
国朝旧制，诸王之后，用本宫最长一人，封公继袭。
但继袭者不封王，只封公，与唐代的差别仍然比较明显。
其所以会出现这一差别，与经历了唐末五代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礼废乐坏的大动荡时期有关。
司马光说：
自唐末以来，王公以下不复承袭。
宋代某些统治者尽管认为此制“非古”，“欲复古礼”，可是他们推行的制度再也不可能是所谓“古礼”了。
北宋中期，一度出现过这样的局面：
宗姓几无一王。
宋仁宗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在庆历四年(1044)七月，第一次下诏封十王之后。
十王是指宋太祖弟赵廷美、宋太祖子赵德昭、赵德芳以及宋太宗的7个儿子。
当时，按照十王子封郡王、孙封国公的原则，封了郡王6人、国公3人、郡公1人，仍无嗣王。
宋神宗认为“创业垂统，实自太祖”，他在熙宁元年(1068)八月，下诏“王太祖之后”并世世勿绝，但也无非是将其曾孙赵从式封为安定郡王而已。
因此，直到元丰年间，仍旧是：
嗣王虽著品令，然自国初以来未尝除授。
可见，刘随所说“亲王既没，不立嗣王”，绝非虚言假语。由于宋英宗系外藩入继，他的生父不是宋仁宗，而是死后被追封为濮王的赵允让。
宋神宗作为宋英宗之子，他有感于此，在元丰七年(1084)三月，将其叔父赵宗晖封为嗣濮王并规定世世勿绝。
立嗣王之例一开，而宋孝宗、宋理宗又与宋英宗的情况相似，都是外藩入继。只是宋英宗系宗室近亲，而宋孝宗、宋理宗则是宗室疏属。
沿袭宋英宗之例，宋孝宗的父亲赵子偁、宋理宗的父亲赵希瓐死后分别被追封为秀王、荣王，并设置了嗣秀王、嗣荣王这两个爵位。
由于宋理宗曾一度过继给宋孝宗的孙子赵抦，因而赵抦死后追封沂王，并设立了嗣沂王这个爵位。
总之，宋代嗣王出现较晚，并且只有嗣濮王、嗣秀王、嗣荣王、嗣沂王四种，何况他们又并非普通亲王之苗裔，而是皇帝生父或养父的后代。照此看来，刘随之说仍然不错。
宋太祖在开宝六年(973)，曾下诏规定晋王（即后来的宋太宗）位居宰相之上。可是仅仅过了10年，这一位序便颠倒了过来。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一月，宋太宗《令宰相立亲王上诏》称：
并建子弟，所以藩屏王室；申命辅相，所以羽翼公朝。藩邸之任虽崇，钧衡之寄尤重。聿分内外，须至等差。自今宰相序立，宜在亲王之上。
宰相宋琪、李防再三推辞：
汉法，丞相在诸侯之上；唐制，元子非百执事之列。
宋太宗不许，并说：
宰相之任，实总百揆，与群官礼绝。藩邸之设，止奉朝请而已。
亲王序位宰相之下，从此成为有宋一代始终不曾改动的定制。
汉代亲王“大率置官、法度之类，与天子等。”这种状况此后虽然略有改变，但直到唐代“亦尚有之”。特别是唐代初年，唐高祖“以天下未定，广封宗室，以威天下”。当时，亲王均开府置官属，并率领重兵，“各以所知遇为私人”，以致“唐高祖若木偶之尸位于上，而无可如何’?宋代亲王“虽带都督之名，而实不行都督之事”，一般不再率领军队。
《宋史》卷247《宗室传四·子崧传》称：
国家之制，无亲王（领兵）任外者。
宋太宗在做开封尹时，以亲王而领兵，发生在北宋初年，当时制度尚不严密。此后则有“太子不可将兵”的禁忌。
不仅宋代有别于唐代，宗室一般不再领兵，而且唐、宋两代的王府官属，从数量上看，差距相当大。
据《宋史》卷162《职官志二》记载，宋代的亲王府通常是：
傅“有其官而未尝除”，长史、司马、咨议参军不常设，设翊善1员、王友2员、记室参军1员，教授“初无定员”。
可是，依据《唐六典》卷29的记载加以统计，唐代亲王府的官吏多达66种、1040人。唐代中叶以后，尽管“王官益轻而员亦减”，但其机构之庞大，仍然为后来的宋代所望尘莫及。
唐代的亲王府尚且如此庞杂，东宫更是可想而知。
《唐六典》记载如以统计，其官吏多达303种、2738人，“无定员”者尚未计算在内。
唐代的东宫官“精选名士以居之”，“极为清望”。宋代“皇子官属”何以如此少而不加以扩充？
关键在于以加强集权、突出皇权为基本国策的宋代最高位统治者绝不允许亲王“置官法度与天子等”，绝不允许东宫“如一小朝廷”。
如果说前代曾经赋予皇子“蕃屏王室”的职能，那么宋代的亲王以至太子则“不责以事权”。
宋太宗所说：藩邸之设，止奉朝请。可谓一语破的。
与此类似的说法，反复见于宋代史籍：
大抵太子之职在于问安视膳而已。
诸王、太子惟以讲经、读史为事，他无预焉。
甚至不许亲王、太子参与议论时政，“若使议论时政，则是对子议父，古人谓之无礼”。可见，亲王、太子的职能在宋代已由“蕃屏王室”转换为“问安视膳”。
正如宋人王十朋所说：太子“抚军监国，皆非得已事也”。北宋在天禧未年，南宋在淳熙末年，尽管出于特殊缘故，决定由太子监国，但仍然遭到某些士大夫的反对。
天禧末年太子监国是因为宋真宗病重，宰相丁谓反对这一非常之举，理由是：
即日上体平，朝廷何以处此？
淳熙末年太子监国是由于宋孝宗要为其养父宋高宗行三年之丧，当时人陈亮支持太子监国，他上疏说：
东宫居曰监国，行曰军。陛下何不于此时命东宫为抚军大将军，使之尽护诸将，置长史、司马以专其劳？此肃宗命广平王之故事也。
唐肃宗当年先任命其长子广平郡王李俶（即后来的唐代宗）为天下兵马元帅，后来又叫他监国，但结果造成了李俶与其弟弟越王等兵戎相见、骨肉相残。
或许与这一历史教训有关，人们大多把太子监国视为非分之举，而太子本人则有逼宫、篡位之嫌。因此宋孝宗“出此非常之举，诏下之日，国人大惊，中外相顾，讹言繁兴，不可禁止”。
太子侍读杨万里在上疏宋孝宗反对太子监国之后，又上书太子：
一履危机，悔之何及！与其悔之而无及，孰若辞之而不居乎？某愿殿下三辞五辞、十辞百辞而必不居也。
太子读过上书，不禁“悚然”。在宋孝宗的坚持下，太子监国以后，左谕德尤表又劝告他：
储副之位，止于侍膳问安，不交外事。抚军监国，自汉至今，多出权宜，事权不一，动有触碍。乞俟付庙之后，便行恳辞，以彰殿下之令德。
从中不难看出，抚军监国在宋代并非太子的正常职能，这对太子本人来说也是一件“动有触碍”的危险事。问题的要害在于“民无二主，国无二君”，在皇权增强的宋代，太子绝对不能与“天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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