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要分享的书是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名著《现代性与大屠杀》。鲍曼是许多读者心目中的左翼大神，知行合一的代表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年轻时是波兰的军官，后来因为政治风波而逃到英国，弃军从笔，成为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在思想界和言论界大名鼎鼎，也很受我国读者欢迎。鲍曼于2007年去世，我国媒体有道文赞送他上马疾狂，狐下马草军书。这本《现代性与大屠杀》是他的代表作。他研究的重点是二战时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鲍曼在书中试图说明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大屠杀的根源就隐藏在现代性之中，构筑我们生活的现代文明就是酿成大屠杀的温床。在这篇导读中，我将围绕三个关键问题来理清鲍曼的思路。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大屠杀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为什么大屠杀不是一小撮变态暴徒犯下的一件十分偶然的恶行？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大屠杀是现代性的恶果？我们不得不追问，鲍曼为什么理性、科学精神、效率、价值中立等等这些现代美德没能阻止大屠杀的发生呢？第三个问题是，以后还会有大屠杀吗？如果现代文明真的有鲍曼说的那些原罪，我们能否在这种大环境下苟且偷生呢？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鲍曼为什么要强调大屠杀的普遍性？对于这场大屠杀，鲍曼认为有两种常见的误解。第一种误解是认为大屠杀是一小撮人对另一小撮人犯下的一种独特的罪行。有人认为罪犯要么是恶魔，要么是嗜血如命的变态，否则不会犯下如此史无前例的罪行。还有人认为这是德国文化、德国哲学的锅，认为德意志传统中有一些极端的倾向，如不可救药的狭隘民族主义以及自命不凡的浮士德精神。还有的人认为并不是施害人有特殊性，而是受害人有特殊性，认为犹太人实在太独特了。在漫长的历史中，反犹主义几乎是整个欧洲的共识，集中营无非是反犹主义的高潮，犹太教徒和基督教无分歧的顶点。
第二种误解是认为大屠杀是文明的敌人，善的反面，是倒退反革命。这种观点认为人类发展的方向是一路向善，是朝着光明和团结不断迈进的，而发生在二十世纪的暴行是这种大趋势中的小逆流，是善美的低谷，人性中的善在某种机缘巧合下被人性中的恶反攻倒算，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后果。鲍曼认为这两种误解都把事情想简单了。所谓的德国性其实就是现代性，被屠杀的人也不仅仅是犹太人，而是他者，即与主流个体不同的人。表面上看起来，二十世纪在欧洲发生的大屠杀是一群变态的德国纳粹分子在屠杀犹太人，但实质上其实是一群现代人在屠杀与自己不一样的人。
大屠杀的本质，可以被概括为现代文明人对于异己分子的迫害。虽然不少文艺作品和具有倾向性的传记往往把纳粹党员描述成一群杀人狂、街头混混和社会渣子，但其实这种描述是不实的。历史学的研究对这种具有感情色彩的偏见进行了驳斥。在今天，基本成为了定案，纳粹分子绝非一群精神病人、天生的罪犯或者社会异端。鲍曼在文章中引用大屠杀和人类行为的危机一文的研究成果说明，用通常的诊断标准来看，大概只有10%的纳粹党卫军是精神上不正常的。
虽然这个比例已经显著大于人群中的正常比例了，但显然没有大到可以让我们把整个大屠杀看作是精神病集体发作。这个看法也得到了犹太幸存者们的证实。集中营幸存者们说，虽然集中营里总有一两个极端残暴、丧心病狂的纳粹党卫军人，但是绝大部分人都能称得上得体或者可以理解。把纳粹视为变态，虽然解气，但未必是事情的真相，更未必对我们在日后避免类似悲剧有所帮助。鲍曼认为党卫队员不仅不是病人，相反，他们更像是一群现代精英。
他引用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话，向我们描述党卫队身上具备的那些所谓的现代性美德，例如科层化的官僚制度、原则分明、理性精神、效率、科学思维等等。党卫队各个方面都体现出现代人优越于传统人的特质。他们冷静果断，浑身散发着德国式的严谨。他们甚至还体现出现代化国家公民的那种集体主义、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无独有偶，另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和鲍曼有相似的见解。他认为在大屠杀中，党卫队面临的考验，其实适合一个现代商务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或大学里的科研人员面临的考验别无二致，那就是如何在工作中排除私人情感、道德动物性的冲动、同情，用冷静理性的科学精神排除一切干扰，用最高效的方法做好手里的事。
很显然，以这个标准来看，党卫队都做得不错。鲍曼自己就是犹太人和一个反纳粹斗士，他没有动机去为纳罪分子做道德辩护，相反，他排除了仇恨的干扰，清晰地认识到这场大屠杀和历史上的基督教排犹主义是一回事。犹太人在欧洲遭遇排挤当然有历史原因，但上世纪发生的事情主要是因为现代社会中的人，越来越无法容忍别人和自己不一样，也就是鲍曼所说的“他者性”。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有把自己的生活方式看作是正常，而把不同的生活方式看作是异常的倾向。这种身份对立自古就有，但在现代社会被空前加剧了。
因为剥削在现代社会变得更加隐秘，统治者也很巧妙地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自己人，尤其是宗教信仰的破碎。他们不再把不幸归结为自己的阶级烈士、能力不足、偶然事件，而是一口咬定，是那些和自己不一样的人在作恶。在这种心理作祟下，犹太人成为了众矢之的。在现代性与传统的痛苦撕裂中，犹太人被认为是这一切痛苦的根源。犹太人的信仰、俗生活方式甚至是着装都和基督徒大不一样，所以欧洲人习惯把犹太人看作异端分子，认为他们是不合时宜、不合常规的人。
鲍曼引用早期犹太复国主义先驱平斯克尔的描述来表现犹太人的这种他者性：“在活人的眼中，犹太人是死人；在本地人的眼中，犹太人是外来者和游民；在穷人和受剥削者的眼中，犹太人是百万富翁；在爱国者的眼中，犹太人是没有国家的人。”犹太人的这种他者性在资本主义社会被放大。鲍曼称犹太人为“三棱镜群体”或者“流动阶级”，指其他人看待犹太人时的目光就像透过三棱镜一样，折射出和原本形象大相径庭的面目。犹太人究竟属于哪个阶级不重要，反正不属于观察者的那个阶级。
犹太人同时被富人和穷人仇视。富人认为他们是流氓无产者、社会的蛀虫和不安定因素，而穷人则认为犹太人是杀人神、血一毛不拔的奸商。普通民众认为犹太人是一群妖言惑众的假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则认为犹太人是愚昧反动、不学无术的人。各种阶级、身份、职业的人都把犹太人看作对立面，少数人被多数人排挤。这件事情不仅仅是犹太人的遭遇，而是一种被现代性确定下来的普遍现象。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主张用直接民主的方式来决定多种政治主张中哪一种才是公共意志，并认为这样就能够让那些少数派知道，原来自己的想法不是公共意志。然后公共意志会被公权力用法律和暴力的形式确定下来作为社会规范。这个模型虽然简陋，但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被革命者们当作指导方针，演化至今基本上已经成为了现代化国家的共识。但是回过头来，如果把这种想法推到极端，认为少数派就是错的，少数派就有罪，恐怕很难说一点伦理问题都没有。
二十个广场舞老太太和五个篮球少年一人一票投票决定篮球场究竟归谁用，这种投票结果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可惜的是现代性的权威并不关心伦理问题，他们只关注效率问题，就如同街道办公室并不在乎究竟那一波人最后使用了篮球场，只要他们不要闹出群体事件就行。在这种多数派趾高气扬、少数派愤愤不平的现代社会，野心家们用所谓的民主原则为借口，人多的欺负人少的势力大的欺负势力小的，民主彻底沦为了多数派对少数派的暴政。
而人类的生活如此复杂，我们总是在一些事情上是多数派，而在另一些事情上又变成了少数派。于是我们在一些事情上欺负别人，又在别的事情上被别人欺负，这就出现了所谓的现代性奇观：所有的人都在欺负别人，但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亏了。我们在互联网上结成帮派去和异见分子做斗争，女权斗士和反女权者对峙，果粉和华为粉互相侮辱。这些奇观看起来好像是因为现代人力气重、境界不高，但背后的本质是现代的社会规则让我们都恨其他的人。
这件事情从文艺复兴开始酝酿，发展到二战，达到了高潮，二十世纪的排犹主义巅峰，本质上其实是现代人之间互相仇恨的巅峰。由于以上两点原因，鲍曼并不把纳粹大屠杀看作一种极端特殊的事件，而是现代性的人对异己分子的排斥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他认为大屠杀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个问题，即现代性究竟在大屠杀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现代性指的就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和性质，以欧美为中心，人类从15世纪开始，取得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地理大发现等重大成就。随着全世界的工业化程度加深，诸如中国、日本、墨西哥等次生工业国家也步入了现代国家行列。现代性的国家一般至少具有五个方面的特点：工业化、城市化、信仰世俗化、政治平民化和高度细化的社会分工。
现代性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更丰富的物质财富、更低的婴儿死亡率、更长的预期寿命、许多疾病得到攻克、识字率和人均收入突飞猛进等等。尤其是对于中国这种正处于现代化飞速发展的国家的读者来说，现代性基本上算一个好词。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对现代性充满好感。除了民族主义者、宗教人士和反革命分子在用各种各样的原因批评现代性之外，欧洲左翼思想家也在不遗余力地反思现代性。
德国社会学家阿多诺和美籍德意政治学家阿伦特认为，二十世纪的政治恐怖和启蒙时期宣扬的社会契约、公共意志等进步观念有内在的联系。德国哲学家本雅明认为，工具理性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模糊了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人对技术慢慢丧失支配力。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理性的社会组织会让多数人的意志变成强权，人的排外情绪会融入学校、监狱、医院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造成对LGBT人群和精神病患等边缘人士的迫害。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工业化会带来无产阶级的异化，身体上沦为双手和胃的简单组合，思想上变成商品拜物教的奴隶。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认为，商品社会、大众传媒和数位科技，让现代人模糊了真与假之间的关系，人丧失了主体性，人的符号性或者叫做我们常说的人设，成为事实上的主体。
当然还有环保主义者认为，科学的发展不仅将导致环境的破坏、物种的灭绝、地球的毁灭，还终将毁灭人类。自真傲慢的现代性理论独树一帜。它的创建在于用液态的现代性概念解释现代社会的高度社会分工和科层制特点。现代性帮助每个个体摆脱了传统轨迹的束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这一点正在经历现代化进程的中国读者尤其好理解：进入一个发达的城市就意味着摆脱了传统的一成不变的人生轨迹。没有人会要求一个北漂的青年一定要子承父业，或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但是这种解放同时也意味着选择困难，再也没有一种权威或者道德能够来规范人的行为。这种空虚和恐惧感很像一个玩惯了固定剧情的RPG游戏的玩家，第一次玩《侠盗飞车》时，头几局的时候手足无措，一事无成。在不断的尝试和失败中，草草交代，这就是鲍曼所说的碎片化。现代人为了适应这个高自由度的现代社会，不得不反复频繁地修改短期目标、计算损益，这和人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人生来讨厌这种不安全感，所以我们纷纷选择依附于一个既定系统，通过放弃某种程度的自由和天性，依赖森严的科层制和各种规章的控制来获得安全感。
例如，大部分的家庭都会给孩子设定一个毫无创意的人生轨迹：读完大学之后，找一个稳定的工作或者考公务员，然后在合适的年龄结婚生孩子。不符合这种规划的孩子会被认为不务正业。难道父辈完全没有生活情趣吗？恰恰相反，父辈往往是在亲身经历过之后，对现代社会的漂泊感恐惧万分，只能求助于体制的庇佑。那么，这种科层制究竟怎样促使了大屠杀的发生呢？首先，科层制让党卫队员逃脱了道德上的谴责。在传统社会，个体行为是从自己的道德直觉所作所为，要过得了自己这一关。但是党卫队员无权也不需要去质疑杀死犹太人的决定在道德上是善的，还是恶的。他的良知要让位于他是军人这个铁的事实。他只是巨大的国家机器中微不足道的一个齿轮。
这个国家行进的方向还轮不到他来负责。他要做的工作只是服从上级，为了德意志和人民的利益而服从组织纪律，发扬公仆精神，争取军人的荣誉。换句话说，政治的权威性完全取代了良知的权威性。领袖的决策并没有留给个体任何商量的余地，不仅仅是一般的执行者，就连阿道夫·艾希曼这样一个清洗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负责人都不认为他应该对大屠杀负责。他的辩护律师塞瓦提斯博士在法庭上为艾希曼辩护说，如果他赢了，他将获得勋章；如果他输了，他就得上绞刑架。言下之意，是说艾希曼之所以会被认为是战争犯，并不是因为他真的犯下了罪行，而只是因为德国输了。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因为他丧心病狂，而是因为他得服从命令，赢得战争胜败双方在行为上没有本质的区别，行为并没有内在的道德价值。
认曼甚至引用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多维奇的观点认为，纳粹杀死六百万犹太人和盟军在广岛和长崎杀死二十万日本人，无论在动机上，还是在执行上，都是理性地用有效的手段完成既定目标而已。在具体的执行者看来，这本身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都在为了一个所谓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党卫军总部负责屠杀欧洲犹太人的部门甚至被正式命名为“管理与经济厅”，这表明他们认为大屠杀是一种很正常的管理和经济工作。科层制带来的精细分工，还能够让施害者和受害者保持相当的距离，从而减轻道德上的压力。在系统的杀人这件事情上，几乎没有一个人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便利了整个屠杀流程的。每个人都只做了整件事情里很小的一部分，他们不过是在做一些诸如整理花名册、驾驶火车、搬运尸体之类的具体工作而已。
负责抓捕和押送的人会觉得自己只是把犹太人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而人并不是他们大的。即使是那个打开毒气阀门的人也会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在扭动一个释放气体的开关。同样是杀人，往被害者脸上开枪和关上浴室的铁门完全是两种体验，后者所面临的道德压力要比前者轻微得多。这就解决了阿伦特讲的那个屠杀者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动物性的同情和良心的拷问。因为没有人觉得人是他杀的，所以没有人在这件事情里面有良知的挣扎。科层制还实现了惊人的杀人效率。在前现代社会，如此大规模流水线化的高效屠杀是不可想象的。鲍曼指出，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现代文明化的理性世界，让大屠杀变得可以想象。
一方面，以仇恨或者蔑视等情感驱动的屠杀动机，不能持久奏效，一旦情绪消失，屠杀的过程也就终止了。即使在屠杀过程中，情感驱动的屠杀也往往导向缓慢低效的折磨和虐杀。另一方面，对大群人的集中驱赶、屠杀和尸体处理需要严密而精细的组织。狂暴的群体很难管束，只有科层化的屠杀者才能始终如一地关注屠杀的手段，而不去质疑屠杀的目的。长时间的听从安排，保持冷静和高效。鲍曼在文章中说，让我们考虑一下数字：德国政府大约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按平均每天杀害一百人的速度计算，需要将近两百年的时间。群众暴力所依赖的是错误的心理基础，依赖的是狂暴的情绪。人们可以被激怒，但怒气不可能持续两百年，情绪以及他们的生物基础都有一个自然的时间进程。贪欲，即使是血的贪欲，到最后也会使人厌烦，并且众所周知，情绪是无常的，可以变化的。
一个滥尸私刑的暴众是靠不住的，这些人有时可能为怜悯所动。乙方看到了一个孩子的痛苦，要灭绝一个种族，重要的就是杀死儿童。彻底的、全面的、无遗漏的屠杀需要用疗机构来代替暴徒，用服从权威来代替蔓延的狂暴。除开科层化，大屠杀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现代政权对伦理问题的控制，以及科技进步和技术在伦理问题上的中立性。众所周知，现代社会中伦理的诠释权完全落到了垄断了暴力机器的现代国家手里。国家机器的伦理标准不再是人群共有的道德直觉，而是统治者的利益。国家机器对于社会自治机制的彻底破坏，以及对暴力的完全垄断，使得他不受控制地对治下的人群为所欲为。
鲍曼引用南非社会学家库佩尔在《种族灭绝：二十世纪的政治用场》一文中的看法说，主权领土国家宣称作为其主权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有权利对其统治的人民实施大杀行动或者从事种族灭绝。现代国家的政策动机不再是普通民众能够揣测和质疑的问题，舆论完全被宣传所取代，执政者的利益考量取代了道德直觉。执政者的命令成为集体的行动准则。当纳粹党带领整个国家机器走向犯罪的时候，我们惊讶地发现，从启蒙运动以来的科学和理性精神竟然和这种让人瞠目结舌的罪行并行不悖。18世纪以来的宏大词汇不仅没能阻止纳粹，反而为他们的罪行推波助澜。
例如，地理大发现时期兴盛的动植物分类学被纳粹照搬过来作为雅利安人和劣等人的甄别依据。他们依照科学人种学的标准，把人分成优等和劣等，然后再依据优胜劣汰的原则剥夺犹太人的财产，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他们还把犹太人看作是阻碍社会健康发展的病菌。因此，排犹就类似消毒。大屠杀的实施者们不仅不需要为杀人负责，他们甚至是担任了某种人类种群的卫生官的角色。毒气室把杀手变成了往屋顶空隙里青岛消毒化学剂的普通工作人员，这些事情都不被看作是罪恶，相反，他们代表的是人类物种的进化、社会的进步、秩序的完善和人的智慧对丑陋的大自然的征服。
鲍曼说，现代文化是一种园艺文化，他把自己定义为对理想生活和人类生存环境完美安排的设计。他由对自然的怀疑而建立起了自己的特性，启蒙运动中萌发出来的人类积极进取、干预自然的精神在纳粹身上显露无遗。从人种到社会秩序，他们力图消除自然界留存下来的不完美。纳粹德国把当时最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全部用到了两件事情上：对落后世界的进攻，以及对野蛮民族的屠杀。根据阿伦特和阿多诺对集权主义以及启蒙运动的描述，鲍曼认为大屠杀既不是一件简单的犹太事件，也不是某种野蛮的倒退，而是现代性和理性的产物。大屠杀的暴行根植于工业社会，劳动力不断的细化分工，对不同物种的无益处的分类，以及理性的道德优越感。同时，现代文明在组织术和科技上的巨大进步保证了它那种不受约束的破坏性。因此，鲍曼说，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
上个世纪在欧洲发生的事情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现代官僚制度的理性化模式在效率的追求上是多么的刻板，在道德上又是多么的盲目。读到这里，我们不禁有一种担忧：大屠杀这种让人胆寒的浩劫还会不会重演呢？鲍曼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其原因有两个。首先，二战结束之后，现代国家依靠对暴力的垄断以及对舆论和伦理的控制，其行政能力并没有减弱，而是增强了。今天的主流国家的政治军事力量比起二战的德国，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在国家权威下的公民已经更加习惯了这种维权统治。
鲍曼引用克雷恩和拉波波特的看法认为，现代国家的公民和奥斯维辛心中的将死之人，面临的维权统治别无二致。只要现代国家愿意，它可以超越任何道德伦理的界限，因为任何道德伦理的力量都在国家力量之下。在道德和伦理问题上，现代国家中个人面对的状况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犯人所面对的原则略略相同：要么遵照当局所推行的通行的行为标准，要么就是去承受这些人可能会施加的任何惩罚。而现在生存越来越符合在奥斯维辛控制生命与死亡的原则了。其次，那些避免大屠杀的刹车阀，例如人性、道德、同理心，在战后的社会并没有被呼唤回来。这些被看作是人类动物性的弱点，依然被现代性所排斥，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现代性对于这些刹车阀的压制毫无改观，甚至还增强了。
但是那些导致大屠杀发生的油门在今天也没有减弱。韦伯总结的那些现代美德及官僚制度理性精神、效率、原则和科学思维不仅不排斥大屠杀，而且和大屠杀的精神是契合的。由于这两点原因，大屠杀在现代社会具有常态性危机，并没有解除，大屠杀卷土重来也未可知。对于危机，鲍曼认为解决之道在于民主政治和伦理道德。他尤其对后现代社会的伦理问题颇有著述。在这本书中，他似乎暗示一种超越立场和利益诉求的普遍道德，寄希望于现代人都具备的相似的反感大屠杀的道德直觉。但是他在另一本书《后现代伦理学》中则颇为明确地表示，道德是地方性的，以及很大意义上是非理性的。他反对理性主义的普遍道德主张，认为不同道德观念的多元解放，这实在让人费解，因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道德当然是建立在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上的。
恩格斯说，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赖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伦理道德是适应某种特定的经济关系的，在后者不变的情况下，我们无法从根本上去人为塑造一种超越时代的道德。如果现代性的经济关系是普遍的，那么现代性的理性自然也是普遍的。如果这种普遍伦理如鲍曼所说是邪恶的，推动大屠杀的，那么我们对此毫无办法。理性的利己主义道德并不是霍布斯或者边际的发明，而是整个人类社会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适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用公开的、无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我们显然不必，实上也不能开历史倒车，重新求助于宗教和政治幻想。鲍曼发起宏论，我们不得不怀疑他是否真的认同唯物史观。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解读，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应该简单地被理解为犹太人历史上的悲惨经历，也不是德意志的一次反常行为，它实际上是现代性合理性的产物。工业革命和现代科技为大屠杀提供了手段，科层制的现代化组织术保证了整个国家机器可以整体动员起来，从事犯罪活动。细化的社会分工可以让参与者摆脱道德上的自责，军队和警察这种国家的暴力机器截断了意见分子的反抗手段和外国势力的干预。独立的现代主权国家保证了执政者对治下公民为所欲为的空间，现代性不仅不排斥大屠杀，而且和大屠杀的精神是契合的。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它无力阻止国家层面的罪行；在糟糕的情况下，它对此推波助澜。
时至今日，虽然纳粹大屠杀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是危机从来没有被消除。因为那些有可能阻碍大屠杀的因素在今天仍然被排斥在现代性之外，而那些推动大屠杀的因素却因为现代性的进一步加深而得到了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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