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全球化退潮背景下，发展机遇在哪里？有没有可能跳出西方所遵循的“零和游戏”？面对美国的维度，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如何发力？期间，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2024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专职高级研究员罗思义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主持人王冠对话时提到，欧美正是在保护主义笼罩下才实现了早期发展，对于后发国家来说，需要加大研发投入，让创新真正成为发展的动力。11月16日，对话实录授权 发布。
王冠：罗思义先生，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我们现在做得是非常欠缺的，那您觉得从现在到2030年有哪些主要的障碍？
罗思义：从最基本的角度来看，全球范围内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理念。首先是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虽然人类生活在不同的社会，但彼此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只有相互合作才能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许多问题，比如气候变化、经济发展、战争与和平以及恐怖主义。因此，人类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倡导的理念。
其次，则是将世界视为一场零和游戏，即一国赢则另一国必然输——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任时倡导的一种理念，而且他确实在这种意识形态指导下做了很多政策调整。不幸的是，美国现政府也沿用了这样的思路，这带来诸多危害，进而引发诸多问题。
由于我是研究经济学的，我不可避免地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1949年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当时只有10个国家的人均GDP低于中国。但现在，按照国内标准，中国已经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按照世界银行界定的国际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GNI）高于1.3万美元的被定义为高收入经济体。中国将在大约2-3年内实现这一目标，具体的时间则取决于汇率。换言之，从1949年到现在，也就是仅仅一辈子的时间，中国已经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到很快会跻身高收入经济体。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8%，而目前全球高收入经济体的总人口则占世界人口的16%。
但除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外，仍有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希望复制中国的成功。我在与非洲媒体讨论时也说过同样的话，非洲发展中国家可以复制中国的成功，因为中国已经展示了它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全盘照搬中国，但其他国家可以吸取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创下GDP年均增长逾7%的记录。如果其他国家也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世界上的许多问题都将得到解决。
与过去20年一样，美国经济正以每年2.1%的速度增长。若都如美国一样认为，如果其他主要国家经济增速快于美国，它们就应放缓其经济增速，那么就没有办法解决全球问题。换句话说，如果在解决问题时，你不考虑提升自己，而是考虑如何压制他人，那么这将给国际社会带来巨大的困难。
中国是一个大国，印度和印尼也都是一个大国。如果这些大型全球南方国家的GDP快速增长，那么其GDP占世界比重将继续强劲上升。如果这些国家真的解决了这些发展难题，那么世界将能够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因此，我们应考虑是否要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这是唯一可行的道路），或者我们是否要走向零和世界—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会成倍增加。
王冠：我知道您最近写了很多文章，我还了解到您提出了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观点，您说中国赶上七国集团要做一些事情，其中比较关键的就是要加大研发投入。
罗思义：是的，中国确实在很多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因为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中，中国已经成为技术领导者。比如，1978年，那个时候很难认同中国的技术会在哪个主要行业成为第一。但是现在中国在绿色技术、电动汽车还有通信技术等等方面都是排名第一的。比如，我们是如何知道中国在通信技术方面是排名第一的？因为美国正被迫制裁华为。如果它能在市场竞争中击败华为，它就不需要这样做——很明显，中国在这一领域排名第一。
美国在许多行业仍然保持着技术领先地位，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也有一个优势——用技术术语来讲，就是“后发优势”，而美国正试图阻止中国利用这一优势。
就研发而言，有必要了解大多数研发项目都会失败。当然，你听到的是成功的研发，但100个研发项目中有99个是失败的。这些失败的项目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因此那些推动前沿技术的国家不仅投资成功的项目，也投资失败的项目。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在于它们不处于技术的前沿，而且它们已经知道哪些技术取得了成功，因此节省了试错的成本，可以纯粹投资经过验证的成功技术。
因此，现在美国想阻止中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为此，美国表示中国不能使用美国芯片等美国技术，更不能使用与之相关的技术等。从技术和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美国正试图阻止中国利用“后发优势”。
中国可以规避这一问题所带来的影响，但这意味着它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将不得不有所上升。比如，它可能需要额外花费GDP的0.5%用于研发，以抵消美国阻止中国利用后发优势的影响。
此外，人们对创新有所误读。有些人认为创新足以催生好点子。但事实上，好点子不能自动改变世界，还需要有把好点子变成现实的投资，然后好的创新点子才能改变世界。比如，互联网这样的革命性创新是一个好点子。但是互联网是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改变世界的呢？当它体现在对计算机、电信设施、路由器和整个电力系统的巨大投资中。
美国一年的研发投入为4万亿美元，中国的则为8万亿美元。中国能够在越来越多的技术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并不是因为中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比美国同行聪明，他们都同样有才华。但是因为美国一年的研发投入为4万亿美元，中国的则为8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当一名美国科学家或技术人员拿到一美元经费时，中国科学家或技术专家则可拿到两美元经费。比如，正是由于中国大幅增加研发投入，它才在新能源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及强度态势(1995-2020年)
中国仍需增加研发支出，这将是中国未来20-30年的重要经济目标。
这是一个为期五年的研究项目，我们完成了首批部分研究。使用这种方法，该研究发现了以前研究中没有发现的大小经济体发展模式的差异。该研究收集的160多个经济体的净固定投资与GDP增长率之间关系的数据表明，大型经济体的净固定投资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极强的相关性。
世界前10大经济体的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为0.95；对于世界前20大经济体(石油/天然气出口国除外)而言，这种相关性为0.93；对于世界前50大经济体中(石油/天然气出口国除外)而言，这种相关性为0.90。但是，如果把所有经济体放在一起看，那么就不会看到上面提到的相关性模式——因为这种模式被大量规模较小的经济体所掩盖，而这些经济体只占世界GDP的极小部分。
此外，我们还分析了预期寿命和人均GDP等社会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这表明，中国的预期寿命比其人均GDP发展该有的水准高出约两岁，但美国的预期寿命则比其人均GDP发展该有的水准低两岁多。我们可以在许多其他研究中运用类似的技术。
我研究经济学已经40多年了，和其他科学一样，我们重视数据。本周末，我们将发布一份关于中国经济的大数据报告。届时我们将与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就此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王冠：我相信我们的新经济发展模型实际上非常重视公平问题，有人认为实际上对于治理体系来说我们有很多成功，也有一些失败的案例，但是您怎么看新自由主义、新经济模型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它的应用是怎样的？
罗思义：首先，没有哪个真正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国家是因为遵循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其次，有人试图声称社会主义行不通。但如果我们回顾1984年以来所有国家（包括所有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国际可比数据，就会发现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实现了自那时以来最快的经济增长。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同期增长第二快的经济体是社会主义国家越南。
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全球南方有一些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它们的经济发展也较为快速，如印度、埃塞俄比亚、土耳其、孟加拉国，尽管它们的经济增速不如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越南快。但分析这些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如投资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它们的发展模式与中国相似。也就是说，虽然它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它们的发展模式和长期投资增长趋势与中国非常相似。
但如果再看一些较小的经济体，就会发现它们的发展模式截然不同。因此，使用大数据将大大提高研究效率，否则无法对众多国家以及其不同阶段的数据进行大规模分析。
历史表明，事实上，没有一个主要的工业化国家是采用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来取得成功的。例如，美国在早期发展过程中通过保护主义实现了增长，而在二战期间，其增长最快的时期是由政府投资主导的。欧洲和亚洲四小龙取得成功，并不是采用了新自由主义政策。
因此，在任何分析中，我们首先必须关注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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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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