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之所以高度重视设馆修史，其直接原因，一方面是吸取前朝经验教训，另一方面是掌控历史书写的话语权；从深层次上说，则是中华民族发达的历史意识使然，即增强民族认同、保存历史资料、延续中华文明的集体自觉。民国时期，皇朝体制虽已被推翻，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加之国史馆本身具有文化传承功能，因此这一传统时代的产物仍能继续存在，并随时代发展而产生新的特点，这首先就体现在复杂曲折的设立过程及设馆理念的嬗变上。

民国成立不久，胡汉民、黄兴等九十七人联名具呈孙中山请设国史院，指出：

“溯自有文字，遂有记载，古称史官……历代相沿……窃概观中国前史，春秋、史记而外，多一人一家之传记，无一足称社会史，可以传当时而垂后世者……而所称正史者，亦复狃于君主政体，其典章制度，人物文词，见于纪传表志者，多未能发挥民族之精神……若藉为民国之借鉴，犹南辕北辙，凿枘不能相容。诚以立国之政体不良，而记载遂不衷于至当耳……兹者民国确立，以前之艰巨挫折，起蹶兴躓，循环倚伏，不可纪极。若非详加调查，笔之于书，著为信史，何以彰前烈而贻方来，正史裁而坚国本。”

一方面要求延续设馆修史的传统，一方面则严辞批判旧史记载范围狭窄、维护君主统治等弊端，强调史书编纂应以社会、民族、国家等为书写主体和服务对象，从而标志着这一与政统、学统等息息相关的文化制度开始发生转型。对于这份提案，孙中山“深表赞同”，并咨请临时参议院审议，因当时正处于权力交接时期，参议院无暇顾及。

袁世凯窃权后，表面上维持共和制度，故将各项官制（其中国史院已改称国史馆）咨送参议院审议。议员们围绕国史馆应否设立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梁孝肃、蒋举清等坚决反对设馆修史，认为：

国史是科学之一种，可令富于历史学子，自由修纂，不能定为官修……国史之修纂，乃一般国民之公共事业，应争取全国人民公共之是非，非一二人之意思所可修纂者……以前所有历史，大半系皇室家谱，均表明一人一家之事实，求其与国民有关系，至为鲜少。今中华民国之国史，是非应公之舆论，应本国民全体之是非以判断之……若仍由政府设官修纂，则必仍蹈专制时代之覆辙，重政府而略国民。

说明在新政治和新史学思潮影响下，史学应为国民而作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加之西学已在知识分子心中占据文化优势，在他们看来，西方国家并无国史馆之设，中国理当摒弃这一君主时代的修史制度，而将修史权转移到私家领域。这种观点在击中官方修史要害的同时，也以政治批判的眼光遮盖了史馆的文化功能。

事实上，历代史馆虽与皇权保持密切关联，但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能简单概括为专制和教化的工具，这种独立性不仅表现在行政职权方面，还表现在长期以来形成的直书精神和信史理念上。在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史学的发展中，官方修史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与私家修史之间也并非水火不容，而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谷钟秀等就反驳说：

“设立国史馆，并非限制民间不准修。民间学问家仍可以自由编纂，若较官修之史为佳，仍可以风行于世……有此国史馆，不但不碍于私史，且可以为私史之参考……中国数千年之文明，皆赖历史。此时万万不可不有国史馆。”

最终，这一更显理性的观点赢得多数议员的赞成。1912年12月11日，袁世凯任命王闿运为馆长。“闿运久不至，欲改任章炳麟，藉以羁縻，炳麟不受。”1914年4月7日，王闿运方到京就任。同年5月25日，国史馆正式成立，然有名无实，形同虚设。11月12日，王闿运辞职返湘。袁世凯准其遥领史职，并任命杨度为副馆长维持馆务，亦无所作为。鉴于此，段祺瑞于1917年4月18日呈请将国史馆暂行停办，“由教育部派员接收，另筹妥善办法”。

随后，国史馆被降格为国史编纂处，于1917年6月30日并入北京大学，标志着其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由政府机构变为学校部门，也在很大程度上宣告了当局对修史权的放弃，转换跨度之大，前所未有，折射出官方史学从中心走向边缘的趋势。国史编纂处虽仅存两年，但成绩十分可观，这主要得益于对权力干预的剥离和对学术精神的贯彻，蔡元培等向北京政府呈送工作清册时曾明确指出：

“古代史官，世守微言奥义，信而可征。自唐以后，国史以宰相监修，世道衰，趋避熟，史册不免寡陋繁芜，本处延聘通儒……总期详实，一洗从前官修之弊。”

可惜好景不长，“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对学生的回护引起当局不满，校长职务被免除，国史编纂处也被收归国务院。1919年9月1日，新国史编纂处成立，涂凤书任处长，在长达八年时间里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像样的成果。1927年9月21日，张作霖以该处“规制简略，职司未备”为由，下令重设国史馆，并任命柯劭忞为馆长。不久，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北京政府垮台，国史馆随之解散。

南京政府成立后，薛笃弼建议“责令现有之部院，视其职权性质，可以兼掌国史者，添设一处，专责编纂国史之责”，未被采纳。1928年11月19日，首都新闻记者联合会等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建议设立国史馆，并特别强调要与中共争夺历史书写的话语权，从而将历史编纂纳入到政治斗争范畴，谓：

“北伐告成，国家统一，奠都南京，重组政府，由中央派员北往，接收北平所有政治机关，而独遗国史馆，无人过问。大惧中华民国光荣史实，湮没弗彰，陷于共产党徒抹杀历史之谬误，其何以息邪说，距僻行，而正人心。”

同年11月28日，钮永建亦呈请国民政府设立国史馆，其出发点虽非党争，而更侧重对官方修史传统的继承，如保持历史记载的连续性、为重要政治人物立传、发挥道德教化功能等，但实质是运用“史权”以塑造大众价值观，同样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他指出：

“窃维兴革者政体，不断者历史，文献所征，典策是纪。史氏之职，历世尚焉……应表彰者社会未显其名，宜惩罚者后世无以为戒，忠义奸邪，彼此绝影，不有信史，何以毖后，史职所关，亦我政府所亟当注意者也。”可见，随着中国政权格局的变更，国史馆的政治意义也逐渐被发掘。

1931年5月11日，南京政府通过设立国史馆案，并成立了国史馆筹备处。然时隔近三年之后，国史馆依然未能成立，遂引起国民党部分元老和有识之士的重视。1934年1月，邵元冲、居正等在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联名提交重设国史馆案并获通过。提案将设馆修史置于世界文化范围内加以讨论，认为其造就了中国文化的特色，也是民族精神和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不应为政治体制所累。提案指出：

“查吾国数千年来文化之特色，在有数千年继续不断之记事及断代之历史，并一切典章制度文化之史料，为世界任何国家所不能及。而总其成者，实为历代中央政府所设之国史馆为之中枢……夫民族主义之精神，即在民族有悠久之历史，为国家兴盛之资。而本党现负建国之大任，对此与民族精神关系至切之国史机关，自应从速重设，俾国史不致中断，关系实异常重大。”

略略超越政治尺度而从民族主义角度阐述国史馆的重要性，可谓见识独到，而这种以保存民族文化为宗旨的主张的提出，正反映出处于日寇侵略威胁下爱国思想的高涨。

1939年1月27日，张继等十三人在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建立档案总库、筹设国史馆的提案，获得通过。提案强调设馆修史的政治和文化意义，认为“民族之所以悠久，国家之所以绵延，全赖国史为之魂魄”，并极言蔑弃修史的严重后果，指出“亡史之罪，甚于亡国”，又明言“存亡绝续之交，史务尤宜重视……国家至急之务，孰有过于此者”。

这一设馆理念在整体上与邵元冲等人所论保持一致，但在理论深度上更进一步，也与现实情境更为贴近，尤其是明确划清了国史编纂与党史编纂的界限，认为“二者性质迥不相同，必不可混而为一”，说明在民族危机刺激下，国史馆的文化属性开始凸显出来。同年12月26日，国民政府决议设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筹委会），以张继、邹鲁等七人为委员。筹委会虽名义上负责筹备事宜，但实际上已经承担起国史馆的早期工作，并取得较为显著成就。

1946年3月，张继赴南京布置筹委会回迁事宜，并“请国府明令成立国史馆”。同年9月，“会中各工作人员陆续督运会中所写成之史料、所收集之史料及图书档案到京”。10月23日，张继、邹鲁等向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提交议案，呈请将筹委会改为国史馆，获得通过。此时抗战结束，国史馆的政治属性明显得到强化。

提案在措辞、主旨及内容上均充满复古色彩，声称“民国之创建也，本党实肩其责，由本党妙选史才，及时纂述，则事皆纪实，语无浮夸，善一也。我国固有文化，超越宇内，世界和平机构之成立，鉴往知来，其原理原则，必争先取法国父之遗教。盖国父上绍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治统，由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一贯大道，以进于大同，本末先后，不容或紊。举凡国父所昭垂，总裁所绍述者，咸当汇为实训，藏诸史宬。今若以本党身预缔创及致力中兴之彦，与夫海内鸿儒，协力纂修，必可事半功倍，善二也……总裁用兵之方略，治国之实训，则于文官处，置方略股、实训股……专司纂述。每季选其可公表者，送国史馆，而方略与实训，恭俟主席亲定后，勒为一书”，意欲以接续治统、道统之名，行专政之实，而将“民国史撰修成为一部为国民党政府歌功颂德的‘钦定’正史”。

1947年1月，国史馆正式成立，张继任馆长，但焘任副馆长。同年12月15日，张继因病去世，馆务由但焘代理。1948年6月5日，国民政府特任戴季陶为馆长，但他坚辞不就。1949年春，国史馆遣散部分职工后，奉命迁往广州。同年4月12日，居正被特任为馆长，但也未到职。7月5日，但焘辞去副馆长之职，由刘成禹代理。此后，在国民党的节节败退中，国史馆先迁桂林，后迁重庆，最后撤往台湾。其间，国史馆虽网罗诸多史学人才，但最终未能取得具体的编纂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