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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吴天明电影艺术理念的价值

在中国电影史上,吴天明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电影人,被誉为中国电影的“良心”。

吴天明一生的电影艺术创作从伤痕反思到城乡二元对立中知识分子的突围再到对于社会个体道德文化的审视批判一直延伸并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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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紧扣社会发展的现实意识、坚持人性意识的持恒性,以及对中华民族的热爱与期盼亘久不变,造就了吴天明整个创作生涯一脉相传的极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电影艺术理念。

02坚持民族传统,传承中国文化血脉

当下,人们所面临的是一个视觉艺术为王的世界,影像占据了文化传播的主导地位。从前高高在上的文字沦为图像的脚注,纸质的文学作品也渐渐被边缘化,网络文学开始挤占文学空间并被改编为影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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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视觉艺术的发展成就了网络文学,而另一方面,大量“无营养”的影视作品反而渐渐磨灭了艺术中原有的文化底蕴。

同时,随着网络社会的迅猛发展,人们每天都可以从手机上接受无数信息,但信息质量良莠不齐,网络与信息的迅速传播放大了人性中丑恶与贪欲,进击的信息技术成为某些人操控舆论、为己牟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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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影视文化也早已不单凭院线传播,网络大电影的兴起拓宽了电影的发展之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电影制作的门槛:纸醉金迷的拜金主义,充斥着失恋、堕胎、自杀的迷惑青春,以惊悚、色情为噱头的恐怖题材……大量以票房收益为目的,迎合观众欲望的影片上映。

中华大地上自古传承的“仁义礼智信”、“真善美”等优秀文化品质似乎很难在其中找寻,甚至很多影视作品都披着传统文化、中国精神的外衣,但却“败絮其中”。当导演致力于取悦观众而无法坚持自己的文化追求之时,电影艺术中的文化血脉也就会彻底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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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俗并非通俗,欲望不是希望,感官娱乐也并不等同于精神快乐。

生于中国乡土大地上的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在中国的艺术体系中传承,尤其是其中“仁”与“义”的文化精髓,“理性精神”“文以载道”“天人合一”“道洽政治”等传统文化追求,都是维护一个文明和谐社会,促进国家繁荣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

导演们理应在自己的电影作品中融入这些文化精神,并将其与现实生活对比,对当下社会发展的弊端进行批判和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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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明的电影艺术理念便始终秉持着对于中华文化的追求,这种追求不仅体现在对乡土民俗的运用上,更体现在影片内涵上始终追逐着其所认同的乡土文化,并将其对文化的认识与思考融入到电影创作中,而这正是当下导演需要坚定追求的电影文化内核。

吴天明曾表示,在电影中表达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及精神,虽然形态上是“向后”的,但实际上却是“向前”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文化精神虽然长于历史,但其所弘扬的精神内核却与现代社会文明所契合,并在时代发展的影响下形成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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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非但不是阻碍民族历史前进的羁绊,而且一直在民族的延续、发展和繁荣中起着积极的作用”。

吴天明电影艺术理念对于民族文化的重视与彰显显然已经渗透到每一部电影作品中,并在一个个人性与文化相互弥合的深邃主题中呈现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中的超前性和劣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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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新时期后大量冲击国际电影节奖项的影片都涉及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 1980年代,这类影片曾经是国内电影界冲击国际大奖的“主力军”,观众在许多著名影片中都可以看到一幕幕民俗“奇观”:在获得过多项国际大奖的《黄土地》(陈凯歌,1985)中,陈凯歌塑造了一群生活在闭塞农村的底层人物。

他所展现的黄土高原闭塞、麻木、如无底黑洞一般吞噬新思想。在《菊豆》(张艺谋,1990)中,张艺谋用一场盛大又荒诞的葬礼呈现了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的残忍与不可抗……他们总是以批判的角度切入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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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对于影片的艺术价值并没有太大影响,甚至悲伤、坎坷与无奈能够更高层次地激发影片艺术性的发酵与升华。吴天明对这种方式提出质疑,他认为年轻人处在发生剧烈变革的当下,以敏锐的思想和充满热血的勇气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不能矫枉过正,全盘否定民族文化传统,甚至发展到对我们人种的否定”。相比之下,吴天明更愿意通过传统文化去展现中华民族向上的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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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明借《老井》传达了对中国族群观念的思考,赞扬了中华民族在与大自然的对抗中,坚韧而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斗争精神。.

之后吴天明在《变脸》中直接将文化作为串联故事的纽带,变脸王成为了代表传统文化的人格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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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整个故事所展示的多条脉络中的一条便是传统文化“去糟粕,留精华”的自我完善过程:在狗娃“真善美”(中国传统文化中赞颂的精神品质)的感召下,变脸王最终摒弃了“传男不传女”的传统文化糟粕,接受具有“仁”与“爱”的狗娃成为其文化与技艺的传承。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吴天明向观众展示了传统文化在当下这个截然不同的社会中应有的传承方式。而在《百鸟朝凤》中,吴天明则直接化身为传统文化的守护者焦三爷,并自始至终追求“以德为天”的价值规范,极为明确地表达出自身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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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明对于民族精神的执着追求,是其情感价值的自我选择,更是其电影创作中的文化精魂所在。没有精神追求的影片只能被称为娱乐,明确传达出导演文化价值取向的电影才有资格被称为艺术。

而吴天明所展示的传统乡土文化的自我净化过程和其所带来的对于社会中真善美、仁义礼智信的渴望,正是艺术作品中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精神的那条血脉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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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经历多次波折。从民国初年《新青年》中对中国传统文化问题的研究,到“文革时期”对于传统文化的癫狂与仇视,这使得中国早期的影片大都不会有意识呈现传统文化及其衍生品。

第四代导演一头扎进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中,第五代导演开始刻意展现中国乡村的传统文化习俗,却给予了它一个相对负面的形象。这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其应有的价值,成为一件爬满虱子的华丽外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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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下电影界一度热衷于视觉奇观的创作,制作精良、场面宏大,但由于内在思想的匮乏,除了给予观众一定的视觉刺激之外,却较少能够使观众的内心深处产生情感的震颤与共鸣。

当炫目的视觉奇观和荒诞的故事情节成为电影创作的主流,埋藏在电影艺术中的那道文化血脉便渐渐被稀释殆尽,电影也会因此失去最重要的艺术特性而沦为娱乐工具。吴天明电影艺术理念所致力的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表达与传承显然是当下电影界所缺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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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艺术对于文化的表达、讨论与传承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更是吴天明电影艺术理念所追求的。吴天明不仅从多层面展现了文化的传承,更在作品中实现了对文化的讨论与思考。

当视觉文化成为时代的主流,文化理应借助影像的力量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提升,只有如此,文化的血脉才能够得到由声音、图画再到文字、影像的无限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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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变脸》中传统文化符号逐步实现自我净化并发展成为适应社会现实的状态,当代导演也应期盼各类文化可以继续在中华大地上传承发展并实现其价值意义,他们应该在时代的浪潮中清醒地抓住文化的根基,以自己的艺术生命坚守文化的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