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戊戌时期梁启超关于传统史学和文化的论述，充满着否定和肯定的二重矛盾。对此，学界习惯以梁启超的思想多变来加以解释，认为这是其思想徘徊于新旧之间的迷茫时期。
诚然，作为近代输入西学的代表性人物，梁启超对中西文化的态度随着时代前进经历了一个提升过程。在入康门以后，因处于中西文化冲和的早期阶段，同时受今文经学托古改制的束缚，他在学术思想上表现出既大力主张输入西学，又带有“西学中源”和“中体西用”痕迹，甚至担心中学会因西学输入而消亡的复杂性特点。
他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说：
“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又谓：“西人今日所讲求之而未得者，而吾圣人于数千年前发之”；“今之西学，先秦诸子多能道之”；“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
但是，在流亡日本以后，梁启超对中西文化交流有了全新的认识，高瞻远瞩地预言20世纪将是中西“两文明结婚之时代”，满腔热情地写道：
“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实事求是地讲，梁启超当之无愧是近代旗帜鲜明地倡导中西文化平等结合的第一人，这是近代以来“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体西用”思想的重大飞跃与升华。
因此，他既反对困囿于中学而无视西学的文化保守主义，又反对尽弃传统文化而主张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所论甚为精彩：
“生此国，为此民，享此学术思想之恩泽，则歌之舞之，发挥之光大之，继长而增高之，吾辈之责也……今世所称好学深思之士有两种，一则徒为本国学术思想界所窘，而于他国者未尝一涉其樊也；一则徒为外国学术思想所眩，而于本国者不屑一厝其意也。夫我界既如此其博大而深赜也，他界复如此其灿烂而蓬勃也，非竭数十年之力，于彼乎，于此乎，一一撷其实，咀其华，融会而贯通焉，则虽欲歌之舞之，乌从而歌舞之。”
由此，梁启超以开放的心态和博大的胸怀迎接西学的输入，落脚点则在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关怀。其目的是在继承我国丰厚学术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大力吸收西学，将二者的优良和精华部分加以融会贯通，从而使中国学术思想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故而，他特别强调对传统学术思想优良部分的继承：
“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今正过渡时代苍黄不接之余，诸君如爱国也，欲唤起同胞之爱国心也，于此事必非可等闲视矣。不然，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吾惧其得不偿失也。”
又谓：
“不知己之所长，则无以增长光大之，不知己之所短，则无以采择补正之。语其长，则爱国之言也，语其短，则救时之言也。”
可见，他对传统学术思想绝非一味贬低和否定，而是主张在继承、发扬其中优良部分的基础上融合西学。
他后来在总结早年活动时曾言：
“我自己和我的朋友……鼓吹政治革命，同时‘无拣择的’输入外国学说，且力谋中国过去善良思想之复活。”
事实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正是以史的形式对中国学术的批判性总结，其中的很多基本观点后来都演变为学术专著。他对先民的文化遗产怀有深深的敬意和自豪感，自言“草此论之始，吾不得不三薰三沐，仰天百拜，谢其生我于此至美之国，而为此伟大国民之一分子也”，而且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前景抱有强烈自信：
“近世史之前途，未有艾也，又安见此伟大国民不能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者。吾欲草此论，吾之热血，如火如燄；吾之希望，如海如潮。”
就梁启超的上述思想逻辑加以推论，则他在文化观念和学术观念上应该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新史学的建立必须融合中西史学的长处。那么，缘何他又会使用类似“中国无史”这种对传统史学采取近乎全盘否定态度的过激词汇呢？
【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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