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在建构过程中，是通过批判旧史学来确立自我身份的，最激烈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在于竖起“中国无史”说大旗，给旧史学以釜底抽薪式打击。
以新史学自称，就意味着要与旧史学划清界限。梁启超先后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中声称：“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这一石破天惊的论断迅速在知识界形成共振效应，文章尚在连载期间，已有学人予以声援：“今日谈新史学者，辄谓吾中国无史。非无史也，不过二十四姓之家谱年表耳”；“吾中国尘尘四千年乃有朝廷而无国家，有君谱而无历史”；“我中国之无史久矣。”
当然，所谓“无史”并非无历史、无史书，而是没有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史学，主要表现为不懂进化原理、不成体系、缺乏民史和专史等，尤其是缺乏具备现代科学素养的史家。邓实明言：“非无史，无史家也。非无史家，无史识也。”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政治专制，“盖中国无史家之独权故”，故：“史迁以后，中国之史绝矣。虽然，此非作史者之罪也”。
当时，梁启超在文化观念和学术观念上应该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新史学的建立必须融合中西史学的长处。那么，缘何他会使用类似“中国无史”这种对传统史学采取近乎全盘否定态度的过激词汇呢？
很显然，当时中国已处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救亡和启蒙是最紧迫的时代任务，在梁启超看来，“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而“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
然而，传统史学却与君主专制制度相适应，因此反封建的政治诉求决定了梁启超必然要对传统史学展开猛烈攻击，而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新史学》自然也就成为国家、国民、群、社会等近代概念的重要宣传中介。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史学》确然可以看做是近代政治史学对传统政治史学的批判。
晚清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深深刺激着具有强烈爱国情怀和民族责任感的梁启超，戊戌维新的失败更直接引起他思想的激荡。因此，这一时期是他思想较为激进的阶段。一言以蔽之，则为：破坏理论。
梁启超认为，“古今万国求进步者独一无二不可逃避之公例”乃“破坏而已”。此处的“破坏”包含破坏和建设两层含义。
他指出：“古今万国之仁人志士，苟非有所万不得已，岂其好为俶诡凉薄，愤世嫉俗，快一时之意气，以事此事而言此言哉！盖当夫破坏之运之相迫也。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破坏既终不可免，早一日则受一日之福，迟一日则重一日之害。早破坏者，其所破坏可以较少而所保全者自多；迟破坏者，其所破坏不得不益甚，而所保全者弥寡。用人力以破坏者，为有意识之破坏，则随破坏随建设。一度破坏，而可以永绝第二次破坏之根。故将来之乐利，可以偿目前之苦痛而有余。听自然而破坏者，为无意识之破坏，则有破坏无建设。一度破坏之不已而至于再，再度不已而至于三，如是者可以历数百年千年，而国与民交受其病，至于鱼烂而自亡。”
又谓：“人群中一切事事物物，大而宗教、学术思想、人心风俗，小而文艺、技术、名物，何一不经过破坏之阶级以上于进步之途也。”
由此，他有感于国家已到了危亡关头，必须对一切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东西施以破坏，并主张进行有意识的破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多地保全本国文明的优良部分，才能在此基础上“随破坏随建设”。
具体到学术和史学上，自然也是如此。“凡一新学派初立，对于旧学派，非持绝对严正的攻击态度，不足以摧故锋而张新军。”梁启超自觉承担了历史赋予他的重任，廓清封建迷雾，并初步建立起新的史学体系，打开了新局面，带来了新气象。正是基于此，我们将新史学视为近代中国学术和史学上的第一声春雷。因此，即使是批评《新史学》“其文多取材东籍，论列亦多谬误”的缪凤林也充分肯定其树立了国史之新观念，“实开史学界无数法门”。
虽然梁启超已经意识到新史学的建立必须融合中西史学的长处，但此时他正处于如饥似渴地摄取西学营养的阶段，西学在其知识体系中无疑占有参照系的位置，由现代关照传统，与君主专制相适应的旧史之弊端自然暴露无遗，又恰逢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深知不“破坏”则无“建设”、怀有史学救国思想的他展开对旧史的猛烈攻击也就顺理成章，而挖掘传统史学中的优良部分实非此时的学术重心，加之过多的政治参与也让他有心无力。
因此，其“随破坏随建设”更多的表现为对旧史的“破坏”和以西方史学思想为主体的“建设”，而且其开创的新文体、文风以及报刊的承载和传播方式，亦在很大程度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破坏”击中了旧史的要害，而“建设”则初步立起了先进的史学主张，因而在世纪之交产生了无比巨大的影响，标志着新史学典范的生成。
当然，新事物在产生之初，常常带有笼统和不成熟的特点，而矫枉又往往过正，因此新史学在建立过程中表现出自身的不完善和对旧史批判过头的现象，而这种过度批判被简约化为宣传式的口号后，在当时激进的时代思潮下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民国初年呈现的尽量扩充史料而不读二十四史的矛盾现象，恐怕与这种观念也不无内在关联。
因此，我们应辩证地看待早期新史学对旧史激烈批判所产生的影响，正如瞿林东所言：“从学理上看，《新史学》在中国史学史的发展上，无疑是中国史学走向变革的一份宣言”，“当然，《新史学》所论，有片面性的地方，如对古代史学的否定性评价，因而也不免有负面的影响；这种片面性和负面影响，有的已为梁启超本人后来的撰述所纠正，有的则为史学发展本身所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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