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遇到了一个很重大的抉择和工作，也就是如何处理那些战犯们，包括日本战犯和国内战犯。当时，能否正确的制定出一个处理战犯的相关政策？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那就是，向外界展示出新中国一个怎样的新面貌。
处理战犯，当然是不能简单的一杀了之，那样会给新中国带来很负面的影响，尤其是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此，在如何制定处理战犯的原则之前，首先的第一步工作，肯定是要对战犯的那些犯罪事实，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详细掌握，只有在完成这个工作的前提上，才能顺利的开展后续的工作。当时，也征求了很多来自各方的意见，包括那些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
1956年3月14号，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19次会议（扩大）在北京召开。
在这次会议上，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议题，就是如何处理战犯问题，其中，罗瑞卿同志给出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在他的报告当中，提出了两个总体的处理方针和原则，大体上包括了这两个方面：
第一：要不要杀一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他的这个提议也获得了不少人的支持，不过，当时组织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和这些战犯们在监狱的表现，以及权衡放与不放的利弊之后，给出的意见是，可以考虑一个不杀，对他们继续进行改造。
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因为当时新中国的政权已经变得稳固了，社会治安比之前也越发的安全，而且，杀与不杀完全是由那些战犯们来决定的，如果他们拒不改造，那肯定是要杀一些罪大恶极的罪犯，以达到警示的效果。
但是，这些战犯们被关押多年以后，很多都已经认罪服罪，下定决心要自我改造，并且还要求立功赎罪，争取得到人民的谅解。鉴于他们的态度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因此，实行不杀的政策，其实是有很大的积极影响，简单的说来，在国际上会给新中国塑造一个很良好的形象。
第二：可不可以无条件的把所有战犯都给予宽恕？
这个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战犯们，毕竟都有实实在在的战争罪行，自然是不可能无条件的，全部给你宽恕。尤其是那些日本战犯，更不可能全都无条件宽恕，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那些罪恶比较少的人，可以依法量刑，让他们在服刑期间改造自己，重新做人。
总的说来，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目标也是很明确的，就是要让这些人从心里认罪，深刻的改造自己，最后获得人民的宽恕，回归社会。
经过这次会议讨论之后，组织上决定由罗瑞卿等几名同志，成立一个处理战犯专案小组，专门负责战犯的处理工作，后续关于战犯的处理工作也有序的开展。经过改造之后，这些战犯也纠正思想，先后得到了分批释放，重新回到了社会当中，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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