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之后,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接受抗日条件,答应停止内战。1937年1月10日,我党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五项要求,倡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了《我党中央为宣布两党合作成立的宣言,第二日,发表了蒋介石承认我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在中国我党的努力和斗争下,在全国各党派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推动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宣告成立。

此时西北抗战形势更趋于紧张。1937年冬,日军大举进犯山西、绥远,企图摧毁西北抗日根据地。当时日军“板垣停战线”在西北即计划以兰州为中心,进犯河西,南窥平兰,截断苏联援华的国际路线。当时国内抗日情绪十分高涨,就连当时一些军政上层亦决心抵抗:“傅作义前线督师”、“阎锡山毁家纾难”之类的报导连篇累牍。

在全国人民一致的呼声下,蒋介石又不得不做岀抗日姿态,并调令各地杂牌军出兵抗日前线。1937年8月,蒋介石电调河西马步青、青海马步芳组成暂编骑兵第一师出省抗日。于是,马步芳以海南警备司令部第一师师长马彪为该师师长,以赵仁为参谋长,分别由八十二军、骑五军和部分民团抽调兵力,总计八千余人,编为骑一师,辖三个旅,开抵陕西,交第八战区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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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一师于1937年10月抵陕后,先后在陕西乾县、华阴、潼关,河南豫东,安徽淮阳、皖北一带驻防,分别划归宋哲元、汤恩伯、卫立煌部下。1938年2月,骑一师暂编马禄旅又扩编一师,新建暂编第二师,并由青海改派孟全禄旅进行补充。7月河西骑五军也派出步、骑各一旅补充,马家前后派出兵力约2.3万余人。

一开始,马步芳的确有抗日决心,曾多次函电其部属,常以“带兵本非易事,处世尤应自惕”为训,指示他们要“痛下决心,奋勇苦斗”,“应付裕如,以赴进机”,“勿负所望”。马步芳的叔父骑一师师长马彪亦来函表示“恨不得马踏倭鬼,给我已死先烈雪仇,与后辈争光”。

可是后来随着蒋介石投降活动的抬头,国民党各部皆保存实力,准备对付八路军、新四军,马家军队也只是应付性作战驻防,并乘机在长 江、黄河流域进行大批武装走私活动。1940年冬,暂编骑兵第一师改编为陆军骑兵第八师。

骑兵第八师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对付新四军。1941年2月,国民党第3清剿区司令汤恩伯指挥第31集团军所属9个师,围攻豫皖苏边区的新四军第4师2万余人,企图重演皖南惨案。

4月22日,新四军四师十一旅和抗大分校在大、小营集遭骑八师的突袭,三十二团大部受损。最令人痛心的是,抗大分校200多名学员也惨死在马家军屠刀下。

彭雪枫后来痛定思痛,下大力气组建骑兵团,经过3年的磨练,到1944年夏,骑兵团随四师反攻豫东,在涡河大败骑八师,算是报了当年的仇。

1942年师长马彪升任何柱国部骑兵军副军长,旋任军事参议员中将参议,后因走私被卫立煌将该师缴械,马步芳经过疏通,改派其堂兄马步康继任师长。

抗日战争结束后,骑八师、骑二师仍留驻皖北。1946年,骑八师奉令改编,与骑二师合编,仍称骑八师,移驻陕西富平,于同年5月再调甘肃永登,担任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任务。

马家军出省抗日,前后历时九年之久,与日军接仗仅八次,死伤三千余人。1942年后,其主要任务已转为对新四军的牵制,并未以抗击日寇为主要任务。那时抗日战争主要战场在华北一带,远居抗日后方的青海仅受过一二次日机轰炸,并未有一枪一弹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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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日寇也曾在库伦搞过分裂,在河西及新疆马仲英部中派过特务,收买过一些在北京、天津经商的青海人,然终未能实现其西进之阴谋。青海和西北各省,一样被誉为“抗日的大后方”、“抗战救国的基地”。

可是,抗战胜利后,马步芳却得到了“抗日功臣”的称号。1945 年9月,在民国政府召开的扩大总理纪念周大会上,蒋介石提名表扬了阎锡山、马步芳、杨德亮和胡宗南,称他们为“抗日有功将领”。 蒋介石的目的是要把马家力量紧紧拉在自己身边,利用其力量开始新的反共战争。

1941年,蒋介石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等国对曰宣战初期,连遭惨败,蒋介石更为悲观失望。

在国内,他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了与汪精卫日伪政权的勾结,实行“宁汉合作,曲线救国”;一方面密令各战区停止对日作战,以党政军全力进剿八路军和新四军。

加之1941年后,新疆军阀盛世才逐步改变了原先与我党的合作态度,开始向蒋介石集团靠拢,并掀起了反共高潮,这种形势使蒋介石急于打通与新疆军阀的通路,以控制新疆,同时加强对西北反共力量的新布置。

于是,1942年4月,蒋介石借口马步青与甘肃主席谷正伦矛盾 不和,任马步青为青海柴达木屯垦督办,命令所部骑兵第五军改为屯垦部队,移驻青海,改令胡宗南部中央军进驻河西地区。

蒋介石这一任命,对马步青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河西地区从国民军撤离西北后,一直是马家的势力范围。自1931年8月,马步青从北京回青海为其父奔丧,接替马麟甘肃暂编骑兵第一师师长后,盘踞河西地区已有十一年之久。开始马步青所辖共三旅兵力,分驻于兰州、永登、古浪一带。

1932年秋,原驻防武威的马步芳部骑兵第一旅移交马步青部,防地逐步扩大到武威、民勤、永昌、山丹等县,师部亦移驻武威,同时改番号为甘肃骑兵第二师,不久又改为骑兵第五师。

1936年红军北上抗日,西路军进入河西后,马步青残酷地围堵截杀红军抗日将士,并由此青云直上,第二年即升为军长,骑五师亦扩编为骑五军,兵力达三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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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步青盘踞河西后,不仅军队逐年扩编,而且各县县长直接任命,各寺教长自行选派,抽款拔丁,自行其事,河西虽然地属甘肃,然而俨然国中之国。

河西历来为甘肃粮仓,东西交通要道,是甘肃富庶之乡,所以从马麟时开始,马家都把这一地区紧紧抓住不放。从1937年到1942年,马步青在河西各县征款不下几百万元,走私贩运烟土,贪污军款每年都在百万之上。

马步青本人虽与马步芳是同胞兄弟,然而二人个性之间相差 很大。马步芳处处大处着眼野心勃勃,而马步青却平庸无能,专事声色犬马。正因为这一点蒋介石首先选择了马步青开刀,逼他交岀河西,以限制和削弱马家势力。

马步芳当时虽心怀忌恨,然抗日时期,国难当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且胡宗南部大兵西集,只好忍气吞声。

1942年5月11日,马步青在凉州就职,接着骑五军亦开拔赴青。马步青到宁后,马步芳本来对他丢失先人开创的地盘十分恼火,加之二军合集,军费开支繁重,更加不满。于是兄弟二人渐起摩擦。

马步青退出河西不久,1942年8月,蒋介石再来西北,并特意绕道西宁与马氏兄弟会晤。蒋介石这次之行,名义是宣慰视察西北各盟旗,而实际上是重新布置西北防共反共的军事部署。

8月12日,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蒙藏委员会主任吴忠信、副主任周昆田、侍从室主任贺耀祖由重庆乘 昆仑号座机直飞兰州,当晚下榻兰州励志社九间楼戴笠公馆,第二日召开军事会议。会议由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主持,参加者有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陶峙岳、高桂滋,甘肃省主席谷正伦,政治部副部长梁寒藻,空军总指挥吴泽湘等。

会议决定由胡宗南三个集团军中二个集团军,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包围,抽调防守黄河沿岸的一个集团军的一部,分赴邠州、淳化一带,另一部赴洛川地区,令各地开征军粮,积极为进犯陕甘宁边区进行准备。为了鼓励胡宗南部反共到底,蒋还到兴隆山召开胡部团以上军官大会,亲加勉慰。25日蒋由宋美龄等人陪同,直飞新疆,会晤盛世才,对他进行拉拢,26日又飞青海西宁,会晤马氏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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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氏兄弟来说,蒋介石亲临青海视察,是他们的莫大光荣, 所以欢迎极为隆重。是日,从乐家湾机场到西宁市区,倾城岀动,夹道恭迎,马步芳处处用心安排,从保卫到食宿亲自过问。这位平素 很少着戎装的国民党中将,此时昼夜全副军人装束,随时准备召唤,垂手侍立于蒋介石下榻的中山堂。

蒋到宁的第二日,接见了蒙藏王公代表,并分别赠送礼品,下 午由马氏兄弟陪同参观了湟中塔尔寺,第三日到乐家湾兵营观看马步芳的军事操练,其间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还数次陪同蒋介石 一起进餐。

蒋介石惯用一拉一打的手段。此次来青,他明知马氏兄弟对他逼交河西心怀不满,于是乘机又拉马步芳,许以集团军司令,同时对马继援屡加赞扬,表示亲热。蒋介石的目的一方面以此 安慰马氏父子,一方面又借以离间二马之间关系,同时为今后利用马家力量进行反共埋下了伏线。

8月28日,蒋介石离宁飞抵嘉峪关,临行马步芳夫妇送以大量礼物,蒋氏夫妇亦有回赠。当时随行的贺耀祖曾写过一首《西宁记盛》:

列骑郊迎静不哗,旗飘万户衬花香。辽天竞中书令圣,地游传世宗喀巴。 愿效驰驱输孔阜,欢腾踊跃会无遮。 老成谋国西陲固,汉藏蒙回本一家。

这首诗说明了当时蒋介石青海之行的实际情况。的确,蒋介石以 “老成谋国”嘉许马步芳,马步芳亦表示了“愿效驰驱”的忠诚,蒋马在反共战争的新阴谋中,再次结成了“一家人”。

蒋介石离青后,马步芳得到蒋介石的暗示,便开始进一步拉 拢、瓦解骑五军,企图逐步夺取其兄马步青的军权。在马步芳眼中,马步青平庸无知,不管军队,不能带兵,骑五军亦是一支腐败的军队,没有战斗力,若不及早由他收揽,势必一日为他人消灭。所以他对其兄是恨铁不成钢,对骑五军始终看成是自己家族的私产,力图 直接掌握。

早在1939年2月,马步芳就与马步青举办了骑五军、八二军军官训练团,熟悉了解骑五军的各级官兵。力图使骑五军和八二军在精神上紧紧结合起来, 成为马家手中一张与外界足以抗衡的王牌。当时训练团还编了一首团歌,提出“整我心身,肃我部队,集步骑豪杰,扬西北武烈”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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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团以马步青为团长,马步芳为副团长,马步勋为教育长, 然后一切具体事务皆交付其子马继援办理安排。联合训练团结束后, 马步芳借口骑五军训练不足,又从马步芳嫡系八十二军中抽调不少干部担任骑五军教官,过段时间再晋升为连营团主官,逐步更换马步青之部属。

骑五军入青后,马步芳表面上对骑五军十分欢迎,安排了盛大的迎接仪式,军饷待遇更是之前的两倍,而暗中却以培养年轻人为名,对骑五军高级干部依次更 换,对马步青与其部属采取了隔离态度。1943年,马步芳分别推荐其子马继援、外甥马呈祥为八十二军和骑五军军长,完全控制了骑五军。

马步青平日只求安乐,素来缺少政治目光,于是陷于其弟的权术阴谋中,此时才如梦初醒,然已无力挽回,只能哀叹“骑五军剩下一口气了。”

1943年底,蒋介石发布了成立第八战区第四十集团军的命令, 任马步芳为集团军司令,马步青为副司令。不久又撤销了青海柴达木垦务督办的名义,马步青变成了空头将军,于是一气之下,愤然离宁赴兰,后转回河州故里,仅挂名国府委员上将参议闲居起来。

1944年1月1日,第四十集团军宣告成立,马步芳在西宁正式就职,当时组成部队有:陆军骑兵第五军,军长(中将)马呈祥,辖骑五师、暂编骑一师、暂编骑二师。陆军第八十二军,军长(中将)马继援,辖第一百师、骑八十一师、新编骑八十一师。

第四十集团军的成立是马家军事力量和政治地位的一次再发展。从此,马家军阀在西北地区的军事、政治地位中成了一支举足 轻重的力量。第四十集团军的成立也标志着马氏家族内部的一次再分化,马步芳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成为马氏家族的代表人物。

马步芳升任四十集团军总司令后,与南京方面的矛盾和摩擦并未消除,从表面上看马步芳正在青云直上,而实际上南京对马步芳的控制活动也在日益加剧。

1944年4月,第四十集团军成立仅3个月,日军对国军发动了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在战役的第一阶段——豫中会战中,国军在河南的30万大军几乎一触即溃,日军第一零一师团从中牟一路打到灵宝地区,陕西形势骤然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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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会下令马步芳的第四十集团军从青海出动,增援河南前线,给出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利用骑兵的机动优势切断日军交通线,打击日军零散部队,缓解前线战局。

谁知马步芳接到命令后破口大骂:“这是老蒋的调虎离山之计,他胡宗南在陕西拥兵30万,怎么不见倾力出动?偏偏让青海部队出去,这不是让胡宗南趁机拿下甘、青吗?”

不过说归说,马步芳不想把事情做绝,于是祭出了“拖”字诀,发电给重庆,声称同意出兵,但部队集结需要时间。过了一个月,军委会和第八战区来电催问,马步芳谎称部队已集结完毕,但粮弹和武器具缺,请军委会核拨一批马料、粮食、马枪、山野炮、机枪。

这么几来几回,马步芳成功将出兵一事拖到了1944年底。此时日军攻略广西,进入贵州,重庆大震,蒋介石也顾不上争夺青海的意图了。

蒋介石集团对马家的控制和对其他地方势力的控制一样,主 要是靠其特务组织来进行的。1928年青海建省时,南京特务组织复兴社CC系就开始向马家军政界渗入。

复兴社CC系最早进入青海的有原春辉(河南人,省党部特派员办事处副主任)、哈世昌(江西人,八十二军政治部主任)、金在冶(青海保安司令部少将专员)、田昆山(甘肃西路党务视察员)、李晓钟(四川人,一百师政训处长)、马绍武(青海人,省党部特派员)、谢士英(甘肃人,省党部宣传部长,青海省《民国日报》社社长)、郭学礼(甘肃人,省党部特派员)、李洽(民和人,省党部特派员)、翟玉航(甘肃人,省党部视察员,社会处处长)、丘咸(福建人,省党部特派员办事处书记长)、方少云(广东人,省党部特派员)等人。

可是,派来的特务除了马绍武外都是外省人,不熟悉青海的民情社情,很难在青海扎根。再加上由于马家的严密控制,派来的特务均无法利用本职工作渗透马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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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怕的是,他们这批人来了不到一年,大部分人被抓了至少三次。慑于马步芳的淫威,不少特务纷纷申请调离,最后除马绍武外,其他特务于抗战前离开了青海。

戴老板全盘接手军统后,改变了渗透思路,安排青海本地人开展特务工作。1937年,军统特务组织第一次在青海建立了组织,设立青海组,派湟源人张元彬为组长,张连庆为电台台长,开始对马步芳进 行监视。不久又派周觉生为中央政治学校西宁分校校长,配备秘密电台,以该校为掩护,建立了另一个特务小组。

此后军统又派旅居河北的青海籍特务马焕文为省党部书记长,但不久,周觉生、张元彬身份暴露,被迫撤离西宁。

马步芳又指使军人冒充劫匪,三番五次闯入马焕文家中打砸抢劫。马焕文明知是马步芳所为,但毫无办法,为了保命,不得不于1938年春离开青海。军统在青海所设秘密电台只好寄放于别人家中,工作暂时停止。

到1939年,军统局将原来的“兰州站”扩充为“西北区”,在西北五省广建组织,可是惟有青海仍不能插足。

1940年,CC系大佬朱家骅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又先后派王文俊(三青团青海支部干事长)、薛文波(省党部执行委员兼书记长)、李燕云(省党部执行委员)等人到青海工作,马步芳对他们仍然釆取恭而敬之,避而远之的态度。

由于马家处处防范,他们犹如笼中之鸟,对马步芳无可奈何。当时朱家骅曾说:“马步芳和中央貌合神离,要帮助他像个边疆大员的样子。为此,1940年前后,朱家骅、陈立夫还先后亲来青海与马步芳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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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军统局为了加强对马家的控制,再次试图在青海建立组织,派钟世隆为青海组组长,田恒丰为电台台长,联络张元彬、邹国柱、宋之权等人重新开展工作。第二年改任张元彬为青海组组长,邹国柱为秘书,吸收刘明世为电台副台长,建立直属通讯员,启用密码电报译本。到1948年春,为马步芳发觉,便以检査卫生之名,到各处搜查,该组被迫烧毁密码,藏匿电台,停止了活动。

与此同时,1947年,军统局直属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也向青海派出了“谍报第七组”,以王兴文任组长,设立秘密电台,实行半公开活动。马步芳当即派王立中为该组成员,实行反监视活动。1943年军统局还成立了“青康边区组”,以青海、西康为重点,进行情报活动,但工作进展都不大。

1947年,保密局另外成立“甘青新边区组”,以金在冶、祁述任正副组长。马步芳升任西北军政长官后,军统和保密局不仅在长官公署直接设有办事机构,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兰州特务机构的建设,先后设立了兰州航空、交通、邮电检查所,在甘肃省政府保安处设谍报组,在兰州、武威、西宁设稽查处,在各兵团设调査室,另有警察 教练所,西北公路局警察大队等等。

这些特务组织虽然派系不同,内部矛盾重重,但是他们的基本目的是一致的,就是要监视和防范西北各割据势力,收集青海当时的军政、党派、财经、文教、社会和外国人在青海的政治活动情报,监视马步芳集团的行动。

复兴社入青之初,主要目的是企图打入马家军队系统,朱家骅则主要致力于控制三青团青海支部,CC集团着眼于青海党务,而军统组织是全面捜集。

可是,在马步芳的严密控制下,直到1949年青海解放前夕,南京对马步芳的特务活动终未能有大的收效。南京派出的几任党部书记都被马赶走了,复兴社派往马家军队中的人员虽在名义上身居要职,但实际上不仅长期与部队隔绝,而且还被士兵软禁在兵营,形同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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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政府各厅局长的任免,国民党中央长期不能掌握,完全由马氏提名,政府仅有例行手续之权力,国民党党务在马步芳上台不久便被马氏夺了过去, 三青团组织于1942年改组之后也由马继援逐步控制。南京特务组织所配的秘密电台和特务分子大多不能长期在青海立足。

所以,特务头子毛人凤曾愤愤不平地训斥其部下说:“你们在青海的工作很差,除非派去旅游的人回来告诉一点情况外,我们什么也不晓得。”

除了直接向青海派送特务外,南京方面控制马步芳的另一渠 道是在省外建立反马据点,制造反马舆论,从政治上向马步芳施加压力。

1931年,复兴社操纵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中央大学、中央军校在京青海籍学员,组织成立《新青海》杂志社,创办《新青 海》月刊,收集青海军政经济情况,攻击揭露马家的封建统治。主要由谈明义、邹国柱、朱庆、张建基等人发起。以“到青海去”、“建设新 青海”为号召,发表文章,抨击马氏集团的军阀封建政治,此后又组织“新青海建设团”,做为反马的核心组织。

针对这种情况,马步芳也以昆仑中学为基地,培养以回族青年为核心的“昆仑系”骨干分子,一面积极与国民党及特务系统争夺党团势力,一面出版刊物,为自己进行宣传。先后组织刊印大批杂志等进行反宣传。

同时,马步芳多次公开向在南京读书的青海籍学生发出警告:“现时有许多不明本省真相之人,动辄对本省政治大施批评,甚至不顾事实。此种行动,万以本省学生为多,最近《新青海》各刊,妄作言论。须知清谈亡国,已有前鉴,地方一切行政,在于因时因地,随境适应, 岂可不顾真相,而谩以言论出之!”

他还针对当时有人指责他“非回不用”,实行“回汉仇杀”等问题说:“现在尚有许多无聊政客,专意凭空捏造,研究什么回汉问题,意图捣乱。这种居心,实属可恶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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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反击南京特务机构的情报活动,1938年,马步芳开始建立自己的情报网,分别在南京、西安、重庆、北平、兰州设立办事处,收集调査中央及各方对青海的态度。1944年后,又在西宁、玉树、乐都 等各处设立邮电检查处,加强对入境人员及外出信件的检查。在公安局内设立专门组织,成立警察便衣队,以防共、肃共名义,干扰破坏军统西宁组的秘密电台工作。

同时,从1939年起,马步芳又在军队中设立情报科,到1947年共设置了十七个情报组,并分别配备电台,既收 集我党和社会各方情报,也监视中央军及中央派入机构的各种活动。

以上情形说明,南京方面企图控制马步芳和马步芳的反控制, 二者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虽然二者之间相互利用,相互依靠, 可是在控制青海内部权力的问题上,马步芳从来是寸土不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