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的车轮驶入1955年，沿海战事渐平。腾出手来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国土防空作战上来了。
据空军档案资料记载：1955年的发现敌机率和拦截率，比1954年整整提高了十倍。
到了1956年，刘亚楼更是岀手不凡，前4个月，解放军空军57次战斗起飞，18次发现和追击了敌机，其中有16次开炮攻击了敌机，击落击伤7架，并迫使一架降落在香港。
然而，这种良好的发展趋势并没有维持多久。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由于得到美国的支持，国民党空军利用夜间窜犯大陆的飞机在航行、通信、电子侦察等设备上都进行了较大的改进。
侦察机加装了雷达波接收机、雷达脉冲分析器、无线电接收机、全景显示器和录音设备等等。
这些设备不仅可获取人民解放军各型雷达部署、性能及指挥网的组织等情报，还可以直接窃听空地指挥通话，以逃避打击，使人民解放军空军很难捕捉到它，更谈不上把它打下来。
而且，这时候，美国也加强了对中国大陆的战略侦察。美军U-2型高空侦察飞机总是在二万米的高空来来往往。
这对人民解放军空军所装备的飞机来说，那是一个伸手够不着的空域，因此空军歼击机以及高射炮都对它根本无能为力。
从这开始之后，在刘亚楼指挥下的人民解放军空军国土防空作战面临了一个新的问题。
共和国大厦之顶再度形同虚设。
1957年冬，一份从广州传来的电报送到刘亚楼办公室，电报称：
几个小时前，空军雷达捕捉到了一架美制侦察机，紧急升空的空军防空部队虽然跟踪其很长时间，却没能击落它，不仅没有把它驱赶出境，甚至连限制它的侦察行动都做不到。
因为那是一架U-2飞机。
不久，毛泽东在接见空军五级干部会议代表时，曾向刘亚楼提了一个问题：“敌机到大陆窜扰，就是那几个口子，为什么总是堵不起来？”
毛泽东的话令刘亚楼感到非常惭愧。
当然，毛泽东的话显然不是针对刘亚楼个人而来的，对于刘亚楼的工作表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都非常认可。
但是，毛泽东的话还是说明了他对当前国土防空作战局面迟迟打不开的焦虑。
为共和国的振兴废寝忘食的毛泽东，等待人民解放军空军的胜利之果，已经等得有些着急了。
刘亚楼清楚地知道，要彻底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真正扭转局面，人民空军必须在装备上赶上世界军事的潮流，尤其是在高新技术上要有新的突破。
在刘亚楼决心打一场国土防空翻身仗的时候，一个机遇出现在了他面前。
1957年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确定将防空军和空军合并为一个军种。保留空军番号，取消防空军建制，建立空防合一的新体制。
这是中央根据当时国土防空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国家财力有限的现实，为重新构建防空作战指挥体系，提高整体作战效率，审时度势而作出的重要决定。
1957年3月26日，中央军委公布了合并后的空军主要领导干部名单：刘亚楼依旧担任空军司令员一职。
5月15日，在新的空军党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民主选举，刘亚楼再次当选为空军党委书记。
这一次合并使刘亚楼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同时也感到非常兴奋。
这种心情不是因为自己的权力范围扩大了，也不是地位更重要了，而是空军又增加了高射炮兵、雷达兵、探照灯兵等兵种，为实现他的国土防空作战计划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当时，刚刚归建空军的那支完全由陆军组建的防空军部队，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土防空作战的洗礼，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防空力量。
在合并前夕，防空军共有沈阳、北京、南京、广州等四个军区防空军领导机关，一个防空军军部，十一个师部，人数近十五万。
然而，刘亚楼知道，仅凭现有的装备和人，很难对U-2等这种富有高技术含量的敌机形成威胁，因而寻找新的对策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
于是，他的目光开始盯住当时刚刚出现不久的防空武器——地对空导弹。
作为一种新式防空武器系统，地对空导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出现。
虽然当时美、英、苏等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已将地对空导弹装备到了部队，但一直没有在实战中使用过。
1958年初，刘亚楼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决定，向空军部队发出指示，尽快组建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
1958年6月，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拿到地空导弹营编制表后，空军探照兵指挥主任张伯华奉命开始筹备这项工作。
1958年10月6日，装备了苏联先进的萨姆-2地空导弹的我军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导弹第一营在北京空军高级防空学校成立。
刘亚楼亲自参加了导弹第一营的成立典礼，并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会上，刘亚楼对导弹营首任营长张伯华等干部说：“党和人民把这样尖端的武器交给你们，责任很重大，你们要尽快把苏联老哥的尖端技术学过来以后，再消化，争取早立大功。”
为了保密起见，刘亚楼统一规定，凡地空导弹兵器的代号均为“五四三”，因此，这支地空导弹部队就称为“五四三部队”，对外号称从事石油勘测和打井工作。
这支部队成立不久，刘亚楼就根据实际情况，从苏联进口了四套地空导弹系统。
时隔不久，北空和南空又各成立一个地空导弹营。在北空成立的导弹营为导弹第二营，营长就是后来在国土防空作战中立下大功的英雄式人物一一岳振华。
1959年2月，驻守在杭州的高射炮第一零六师奉命调到北京大兴县高米店，改编为空军第三训练基地，成为人民空军导弹部队的领导机构。
至此，空军部队就建立了一个多兵种协同作战、空防结合的国家防空体系。
1959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举行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
这一年5月，刘亚楼接到毛泽东的指示：为加强首都国庆期间的战备，中央决定首次使用地空导弹部队。
毛泽东说：“如敌机入侵，导弹部队要坚决予以击落。”
那时候，地空导弹部队刚刚进行了对单批单架空中真实目标进行跟踪和哑射练习，除了一发质量有问题的导弹附地爆炸外，其余几枚导弹均命中目标。这使得刘亚楼心里有了底。
其实，对于使用地空导弹部队，他早已等不及了。毛泽东的指示一下达，头一个笑起来的，就是他刘亚楼。
电视剧《绝密543》剧照
刘亚楼的心情，与当时美国及国民党空军侦察机的猖獗有关。从1958年3月2日起，美国就开始连续使用U-2飞机深入中国内地进行战略侦察。
这一年，美国又将两架RB-57D型高空侦察机交给国民党当局，继续加大对中国内陆纵深的侦察活动力度。
1958年6月，雷达部队侦测到国民党空军RB-57D型高空侦察机两次窜入北京、天津地区，并进入西安附近侦察。
由于这些飞机飞行高度均在当时人民解放军空军装备的歼击机和高射炮的攻击距离外，因此，人民解放军空军只能束手无策地远远监视它。
只要想起这些事，刘亚楼就感到心里窝火。因此，当中央决定使用地空导弹部队后，他就暗暗地发誓：这一回，一定要打下一架飞机来向国庆大典献礼。
使用地空导弹部队的决定下达后，刘亚楼马上和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副司令员成钧等人一起研究分析起来：要对敌机形成有效攻击，必须把导弹部队成圆周部署。
RB-57D型高空侦察机
但是，根据敌机性能和入窜规律分析，敌机窜犯北京的主要方向是正南和东南，从西北回窜北京的主要方向是西北。
当时虽然新组建的导弹营也加入了空防体系，但如果把当时所有的四个导弹营分别放在三个主要方向，东北和西南方向就各有一个口子火力无法衔接，怎么摆也形不成圆周部署。
这时候，有人建议，用准备给国防部五院的一套地空导弹系统临时组建一个导弹营，这样，五个导弹营就能够形成一个保卫首都的导弹防空网。
1959年8月至9月，刘亚楼亲自参与组织了五个地空导弹营的实弹射击演习。
不久，在歼击机部队、高射炮兵协同下，以天安门为中心，半径达一百三十公里的一张防空网就编完毕。
1959年9月21日，刘亚楼签署命令，所有地空导弹部队进入战备状态。
然而，国民党空军好像已经知道北京地区地空导弹部队已经布下天罗地网的消息似的，在国庆期间这么重要的时期，居然没有一架飞机进入北京上空。
但是，刘亚楼已经拿定了主意，这回是捕不到鱼不收网了，他命令部队继续执行战备任务。
1959年10月7日，刘亚楼坐在北京空军指挥部里等了半个多月的国民党RB-57D高空侦察机，终于出现了。
那天上午，在北京通县张家湾机场阵地上待命的地空导弹第二营早早地进入了阵地。刘亚楼在空军指挥部里接到一个报告：
九时四十一分，在福建前沿警戒的雷达发现台北市以北五十公里海面上空有一架大型飞机，初步判断为从桃园机场起飞的RB-57D高空侦察机。
紧接着，关于RB-57D的情报接连传来。刘亚楼隐约地感觉到，战机似乎已经到了。
他放下手头正忙的工作，向空军前线指挥部下达了坚决消灭敌人的命令，543部队随即进入一级战备。
十时三分，雷达监测到RB-57D从浙江温岭上空进入大陆上空。为了不使RB-57D生疑，这时候，华东空军歼击机按照事先预设的计划升空拦截。
不过，RB-57D凭借其高度优势，并不理会人民解放军空军的行动，视拦截的飞机而不见，一路沿津浦线直往北而来。
十一时十五分，RB-57D距离北京只有四百八十公里了。这时，岳振华的二营等部队奉命进入一等战斗准备。
十一时三十分，岳振华营目标指示雷达发现目标，精确地测出RB-57D距离三百八十公里、高度一万九千米、时速七百五十公里。
就在这时，根据刘亚楼事先的授权，北空指挥所向岳振华营下达了消灭敌机的命令。
于是十一时五十分，当敌机逼近一百三十九公里时，岳振华命令打开导弹制导雷达。
敌机距离一百公里时，发射架上的三发导弹接电，七十公里时，接通了发射架同步。这时候，导弹被发射架举起，昂首待命了。
然而，RB-57D对北京东郊发生的这一切浑然不知，依旧按计划从天津直接转弯飞向北京。
当敌机距离六十公里时，岳振华根据RB-57D的飞行速度和航路捷径等情况，认为消灭敌机的时机已到，就下了射击决心：“三点法，导弹三发，间隔六秒，二十八公里消灭目标。”
十二时四分，岳振华下达了发射命令。随着三声巨响过后不久，远处传来三声沉闷的响声。
导弹在距阵地二十八公里处与目标相遇爆炸，三发全部命中，飞机被打得粉碎，残骸落在通县东南河西务村附近，飞行员王英钦在导弹命中飞机后当即毙命。
导弹成功命中飞机的消息传到刘亚楼处时，他像小孩子一样高兴得跳了起来，嘴里再次哼起了闽西小调。
刘亚楼立即拿起电话，向军委及中央领导报告喜讯。
打下国民党RB-57D高空侦察机的消息一传开，举国欢庆，各大单位纷纷给空军发来贺电。
一时间，空军成了全军、全国人民的骄傲，地空导弹二营成了“英雄营”。
朱德、林彪、刘伯承、贺龙、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共中央党政军领导，或到敌机残骸现场视察，或到地空导弹二营阵地观摩部队对模拟目标射击的演练。
一时间，大家都为此事乐得合不拢嘴。
毛泽东、周恩来也亲自给刘亚楼打电话。毛泽东在电话里连声说：“打得好！打得好！”
周恩来的表扬则更具体一些，他和刘亚楼一样，心中还记着毛泽东当年说过的“空军是房顶”那句话。
因此，他在电话里激动地说：“亚楼同志，这次胜利说明，共和国的领空已经有了强大的空军保卫，不再是敌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你这房顶盖得好哇。”
然而，周恩来也看到了更远的未来，他提醒刘亚楼：
“敌人是不可能如此就范的，很快他们就会使出新的方法来。空军要借这次有利时机加快发展建设步伐，争取早日把部队建设成一支真正能够履行保卫国家领空安全的战斗队伍。”
周恩来的话是清醒且有力的。那几天，整个空军司令部机关都处于盛大节日气氛中，个个喜笑颜开，人人欢声笑语。但是，此时的刘亚楼却显得非常冷静。
他知道，要说这些年击落击伤国民党空军飞机，已经是件非常平常的事，但这次击落国民党RB-57D高空侦察机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轰动效应，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自从国民党RB-57D高空侦察机出现在共和国领空以来，一向猖獗异常。
就拿这次飞行为例，它根本不把人民解放军空军放在眼里，我行我素，早已经成为广大空军指战员甚至全军、全国人民的眼中钉，击落它自然就成普天同庆的事了。
其二，这次地空导弹实战击落飞机，不仅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第一次。
因此，对于一穷二白起家的共和国而言，这样的举世瞩目的荣誉意味着什么，谁心里都清楚，说都不用说。
其三，这次胜利来得非常及时。当时新中国十周年国庆刚刚过去没几天，因举行国庆大典而产生的骄傲及自豪感还留存在中国人民心中。
所以，地空导弹击落国民党RB-57D高空侦察机的喜讯，实际上起了一个喜上加喜、推波助澜的作用，倍受举国上下的关注，也就是件非常自然的事了。
其实，在刘亚楼的记忆中，在1959年那一年，空军部队成功击落国民党空军飞机的战例中，还有几例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其中，空十八师成功地创造空军截击机在夜间低空复杂气象条件下使用机上雷达瞄准设备首次击落敌机的先例，就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仗。
那是1959年的5月初，空军召开了军以上参谋长会议，专门研究夜间作战问题。在那次会上，刘亚楼点了空十八师的名。他说：
“最近十八师夜间战斗，几次发现敌机，虽未打下来，但已到了接近击落敌机的边缘，值得表扬，无论如何要在国庆节前打下一两架敌机。”
刘亚楼的讲话很快被传达到空十八师，这支当年曾因防空作战屡未奏效而牢骚满天引来刘亚楼上门亲自做思想工作的部队，为此而精神倍增。
广大指战员都积极投入到研究敌机活动规律加强协同合练的活动中，争取尽快打下敌机。
毛泽东在人民战争理论中，有一句至理名言：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
刘亚楼的讲话使空十八师指战员的请战热情空前高涨，因此，他们很快就研究出“敌机夜间飞行挑选暗夜、低空、慢速、机动”的特点，并针对这一特点加强了飞行人员、领航人员、雷达操纵人员之间的密切协同合练。
当时，十八师的飞行员们说：“飞机飞得高，咱们够不着。这回发现它飞得低，那就有办法了。”
这一努力很快就出现了成果。
距刘亚楼讲话仅半个多月时间，1959年5月29日。国民党空军两架B-17G型飞机在当晚二十一时，分别从广东省东部和西部窜入大陆。
其中一架由雷州半岛窜入广西梧州附近进行低空侦察。
驻广州沙堤机场的空十八师五十二团一大队中队长蒋哲伦在云量十成，云高两百六十至五百米，局部地区有阵雨，能见度差，雷达掌握目标时断时续的情况下，奉命驾驶米格-17波爱夫型飞机拦截。
蒋哲伦起飞不久，空十八师指挥员就命令他改换无线电波道，使敌机在相当亠段时间里无法掌握蒋哲伦的行踪。
与此同时，领航员给岀了最有利的航向、高度和速度，而蒋哲伦根据指挥意图大胆行动，驾驶着飞机从一千八百米的高度突然下降到一千四百米，一下子就截获了敌机，并首炮命中，紧接着又连续两次向敌机发起猛烈攻击。
二十三时三十七分，敌机在广东恩平地区上空被蒋哲伦击中起火，并撞山爆炸，机上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胡平山等十五人全部毙命。
蒋哲伦
得到消息后，刘亚楼立即命令参加这次战斗的指挥员、飞行员等一干人马火速前往大连，向正在参加空军集训的师以上干部汇报战斗情况，以便于各部队推广空十八师的战法研究成果。
地空导弹部队的胜利以及空十八师的战果，都成为1959年刘亚楼指挥下的人民解放军空军国土防空作战的典型战例。
而且，这一系列胜利的取得，使刘亚楼更加坚定了完成使命的信心。
而就在这时，刘亚楼再次得到了苏联空军的支援：经过多次协商，苏共中央批准了苏联空军向人民解放军空军出口空对空导弹的方案，第一批导弹在1959年夏天运抵中国。
在RB-57D高空侦察机被地空导弹击落后，国民党空军不仅进入大陆上空侦察的次数明显减少，而且活动范围也远远避开装备了地空导弹的北京地区。
一时间，在华北地区战备的人民解放军空军地空导弹部队竟没有了对手。
蒋介石视察侵扰大陆地国民党空军部队
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台湾当局获悉中国核武器、地空导弹等开发的情报，加上此时从美国购买的U-2飞机已经进行了一年半的训练准备，具备了深入中国内陆纵深的各种条件。
因此，从1962年1月起，国民党空军“黑猫中队”开始使用U-2飞机，重点侦察青海、甘肃、内蒙古包头、新疆罗布泊一带的核武器、地空导弹生产工厂和试验基地。
国民党空军U-2飞机在大陆上空投下的巨大阴影，成了刘亚楼和他的防空部队新的心痛。
仅1962年上半年，刘亚楼和空军副司令员成钧就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打击U-2飞机的办法。
当时，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唯一能够对U-2这种在二万米以上高空进行侦察的飞机的，只有地对空导弹这一种武器。
但是，由于人民解放军空军组建的地空导弹部队很少，要想在从广州到东北拉开阵线阻击U-2飞机，显然不可能。
蒋介石接见黑猫中队成员
集中兵力驻守某个区域，又显得捉襟见肘，颇有守株待兔之感，很容易给国民党空军可趁之机。
就如当前国民党空军知道华北地区驻有导弹部队，它就不从这里进入，而改为从其他地方窜犯，你根本拿它没有办法，还是只有望天兴叹的份。
这时候，刘亚楼想起我军在红军时期及抗日战争时期创下的致胜法宝——游击战、运动战。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由于数量、装备上都远逊于敌，毛泽东指挥部队广泛开展游击战、运动战，不仅保存了实力，并为最终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积累了力量。
因此，在感叹兵力不足难以对付U-2飞机时，刘亚楼就思考着一个办法是否可行：“导弹游击战。”
当刘亚楼把自己的想法和成钧一商量，立即得到了他的赞同。于是，他们就开始研究这个古老但对当时来说是新奇的战法：把北京的地空导弹部队转到外地，以营为单位机动设伏。
成钧
这一战法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后，刘亚楼亲自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
“导弹游击战！这个办法不错。”在中国革命战争开创了游击战术理论，堪称是中国现代游击战“鼻祖”的毛泽东一看到方案，就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在刘亚楼送呈的战法方案上签批道：“此法可行。关键是要做好保密工作。”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亚楼和成钧亲自负责指挥导弹部队机动作战的各项事宜。
导弹部队从北京向南方机动之前，刘亚楼专门把几个营的负责人都叫到自己的会议室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要求各部队做好保密工作，一定打下U-2飞机。
在会上，刘亚楼特意提到当年击落国民党RB-57D高空侦察机的导弹二营。他对营长岳振华说：
“岳振华，你们二营上次是首先击落RB-57D的，这一次要再接再厉，争取再立新功。”
听到司令员点自己的将，岳振华当即站起来回答：“请司令员同志放心，导弹二营全体官兵坚决完成任务！”
1962年6月11日，刘亚楼亲自给4个地空导弹营营长打电话，用事先约定好的暗语拍板：“勘探队该出发了。”
当天晚上，携带52枚导弹的地空导弹营全部悄悄登上了南去的专列，离开北京向南设伏。他们的行程，被空军司令部作为绝密级机要事项加以保密。
6月27日，一封绝密电报送到刘亚楼处：岳振华营已经从北京转至湖南长沙大托铺机场。刘亚楼当即签批：原地设伏。
然而，U-2飞机似乎嗅到了什么，本来非常频繁地经长沙到西北侦察的行动竟没有了。因此，岳振华他们在长沙一呆就是两个多月，却连U-2飞机的影儿都没有见到。
刘亚楼根据U-2飞机的活动范围分析，认为岳振华营设伏地点过于靠北了，在那里伏击的机会不大。
于是，8月下旬，他命令岳振华营向东方向机动，转移到江西境内寻找战机。
刘亚楼之所以把伏击地点选在江西，因为那里离台湾不远不近，而且那里地形主要以丘陵为主，不仅导弹营容易隐蔽设伏，还因为天空视线开阔不影响雷达的搜索。
而且他经过多次和成钧等空军领导人研究发现，南昌是U-2飞机侦察大江南北的必经之地，而且凡是福建方向的航空兵有调动，U-2飞机总要出来侦察。
因此，部署在南昌地区，很可能获得战机。
岳振华根据刘亚楼的指示把部队机动到南昌地区后，刘亚楼不放心他们的阵地部署，特意安排成钧到那里看看。
成钧到了那里后，亲自和导弹营的干部一起选定了一个位置。不久，岳振华营就在一个名叫向塘的满山都是小松树的丘陵上设伏了下来。
他把一个连的阵地放在两山之间的凹部，另外一个连放在东西两面的山坡上，用人工伪装隐蔽好。
这种阵地的部署，与苏联专家当初向中国同行传授的“梅花路”式的布局有着很大的不同。
这是刘亚楼在制定“导弹游击战”战法时研究出来的新阵法。
在北京研究这个战法时，刘亚楼觉得按照苏联专家的部署兵力过于分散，虽然把握性大，但现实使用中不可能实现。
尤其是在实施“导弹游击战”这种新战术时，更是因为兵力分散开来而不可行。
于是他就提出集中兵力部署的办法，他对成钧说：“我们这方法叫做一锤子买卖，成就成，不成就不成了。”
由于有了在长沙设伏两个月未见U-2飞机踪影的教训，刘亚楼决定这一回不再守株待兔，而是要来一个引狼出穴的战术。
1962年9月7日，刘亚楼指示南空司令部把驻南京的一个轰炸机大队空转到南昌南面的樟树机场。
因为那时候台海局势非常紧张，只要福建方向的解放军地空部队稍有动静，国民党空军是必派飞机出来侦察的。
然而，由于当年在北京上空人民解放军空军导弹部队成功击落过国民党空军高空侦察机，因此，U-2飞机对此也颇有顾忌，轻易不上当。
当轰炸机大队空转行动被台湾雷达捕捉到后，虽然第二天U-2飞机就出动了，但它却没有直接飞往南昌地区，而是出现在广州上空。
黑猫中队U—2侦察机起飞
刘亚楼接报后，判定U-2飞机的广州之行是一次试探性飞行，主要目的是试图临测导弹雷达信号，试探我导弹部队是否已经向南机动。
因此，他立即下令所有导弹营关闭雷达，加强隐蔽。他断定不久U-2飞机将在南昌地区出现，于是他就向岳振华部下达了战斗命令，自己则守在空军指挥部遥控指挥。
1962年9月9日早晨六时许，福建前线雷达监测到一架国民党U-2飞机从桃园机场起飞。七时三十二分，由平潭岛上空进入大陆。
在空军指挥部等候已久的刘亚楼接到前线电报，心里已经非常明白：这一次，U-2飞机是直奔他的“口袋”而来了。
当U-2飞机经福州、南平，沿鹰厦铁路上空一路北进时，刘亚楼已经命令接通与岳振华营的电话联系。
刘亚楼在电话里问：“岳振华同志，你看到U-2出来了吗？”
黑猫中队飞行员合影
岳振华回答：“报告司令员，我从标图桌上看到了。”
刘亚楼一听，大声命令道：“把它打下来！”
“是！坚决完成任务！”岳振华在电话里响亮地答道。刘亚楼闻声笑了，他对岳振华是十万分的信任，知道他一定能够胜利完成这次任务。
然而，当U-2飞机飞到距离南昌七十五公里时，开始侧飞临远，航向西北。
经验老到的岳振华立即判断出敌人用的正是昨日在广州试探飞行时的老战术，就在命令目标指示雷达严密监视的同时，制导雷达不开天线，这样就不会打草惊蛇。
因为U-2飞机装备有先进的电子侦测设备，如果导弹制导雷达天线一打开锁定飞机，它就能够侦测到，并可以乘导弹还未发射之前躲开雷达跟踪，转而逃之夭夭。
八时十分，U-2飞机飞至鄱阳湖上空时，岳振华估计它可能要转弯了，就命令导弹接电准备。
果然，不久敌机就经九江朝南昌直飞而来，而此时，虽然雷达天线没有打开，但岳振华已经指挥部队作好了发射的所有准备。
因此，当U-2飞机进入导弹火力范围后，岳振华突然命令打开天线捕捉目标，并立即连续发射了三枚导弹。
由于天线打开得实在是太突然了，虽然U-2飞机已经发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但却已经来不及逃脱了，被呼啸而来的三枚导弹打了个正着。
紧接着，爆裂的飞机残骸坠落在距离南昌十五公里的罗家集附近。国民党中校飞行员陈怀身虽然跳伞但被俘，后因伤势太重，经抢救无效丧命。
刘亚楼指挥岳振华击落U-2飞机的电话刚刚放下，几乎在同时得到消息的周恩来就打电话到了空军指挥部，对刘亚楼说：
蒋介石和陈怀合影
“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美U-2飞机前几天入侵苏境，他们只是提了提抗议，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今天我们却把这种飞机打掉了，我们走到苏联的前面去了。我们的空军为中国人民争光添彩了。”
岳振华营击落U-2飞机后，刘亚楼带着岳振华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和各位元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毛泽东等人给了空军部队极高的评价。
但是，不久，一个新的情况出现了。这使得刚刚为取得“伟大胜利”而倍感兴奋的刘亚楼的情绪马上冷静了下来。
国民党空军在U-2飞机被人民解放军空军击落后，随即想出了新的办法：在飞机上加了一种更先进的预警设备一一十二系统。
所谓十二系统，就是一部小型机载雷达，只要苏制萨姆导弹制导雷达一开天线，马上就可以准确测定出地空导弹的阵地位置。
并在荧光屏上显示岀阵地的方位和距离，使飞机可以从容不迫地在地空导弹发射之前突然侧飞变向离去。
有了十二系统，从1963年3月开始，到这一年的9月，U-2飞机多次进入大陆西北战略要地上空侦察。
在沿线设伏的地空导弹部队虽然多次发射导弹，但均被敌机使用预警系统逃脱。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的指示，刘亚楼立即组织空军导弹部队进行反复研究演练，寻找打U-2飞机的新对策。
这一年6月，刘亚楼到上海视察工作。到了上海之后，他立即打电话给当时在德州地区带部队演练的岳振华，要他立即到上海汇报工作。
岳振华到了之后，刘亚楼立即把他叫到地图前，对他说：
“我们准备调一个导弹营到上海设防。在上海设防有些特殊性，战斗部署既要打好仗，又要保证导弹助推火箭脱落后不伤及群众。我们要时刻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
岳振华立即根据刘亚楼的要求，进行了一番认真细致的计算，最后对刘亚楼说：“司令员，可以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刘亚楼听了之后，高兴地笑了起来：“这我就放心了。”随后，他又问岳振华：“你们营研究打U-2的战法有什么进展没有？”
岳振华回报说：“根据以往敌机通常在我开天线后，二十秒开始机动飞行的特点，以U-2的速度计算出了它的最小转弯半径，制导雷达必须在四十一公里以内开天线才行。”
我们经过五十多次开机试验，摸清了开天线后做的十四个动作，可以把九个动作放在开天线之前去做。”
“把必须在开天线之后才能做的五个动作，争取在开天线后四至八秒内完成。这样就能攻其不备，将敌机击落。我们称之为’近快动作’。”
刘亚楼再次笑了，说道：
“这很好，完全符合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贯彻了罗总长的‘大海捞针’精神。你们要加紧演练，争取早日再打下一架U-2来。到时候，我要为你岳振华向军委领导请功。”
得到刘亚楼鼓励的岳振华回到部队后，加紧了训练，并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了训练目的。
1963年10月底，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空军导弹部队再次在浙江、江西交界处设下天罗地网，等待U-2飞机的到来。
11月1日中午十一时许，岳振华营运用刚刚创立的“近快动作”向U-2飞机发射导弹，打了敌机一个措手不及，成功地在江西广丰县万罗山附近击落一架U-2敌机，生俘国民党少校、曾被授予“克难英雄”荣誉的飞行员叶常棣。
这次战斗结束后，经刘亚楼等空军领导人的修订，岳振华营的“近快动作”改称为“近快战法”之后向所有地空导弹部队推广。
晚年叶常棣（左）
刘亚楼履行当初对岳振华的许诺，为他向毛泽东等中央军委领导人请功。
1963年12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岳振华“空军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1964年3月1日，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高射炮兵独立第四师成立，辖地空导弹第一、二、三营，直属空军建制指挥。
当年5月，刘亚楼一纸令下：独立第四师兵分两路再下江南。行前，刘亚楼再度紧急召见当时已任四师副师长兼参谋长的岳振华。
刘亚楼对岳振华说：“这次你率领二营去福建沿海设伏，主要任务是打国民党空军的RF-101侦察机。这种飞机速度快，飞得低。”
“沿海地区距离台湾近，情况复杂，你要亲自担任营指挥员指挥作战。你这次出去，一定要打下一架敌机。这不仅是振国威、振军威的大事，空军现在很需要振作精神……”
刘亚楼一家在漳州U-2被击落现场前
向岳振华布置完任务后，刘亚楼又补充了一句：“如果U-2出动，你能打下李南屏，那就更好了。上次我为你请了功，如果你打下李南屏，我给你们二营请功。”
对于李南屏，不管是刘亚楼还是岳振华都非常清楚。这个人是国民党空军的少校飞行员，曾驾驶U-2飞机十二次深入大陆纵深战略要地上空侦察。
他多次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并数度获国民党授予的“英雄”称号，在国民党空军中名声很响，号称“双料英雄”“头号王牌”“空中飞虎”。
当U-2飞机三度被击落后，其他飞行员都成了惊弓之鸟，谁都不愿再次进入大陆冒险，唯独李南屏却敢于吹嘘：“大陆有飞弹，也打不着我，你们怕，但我不怕。”
这一切，都通过情报渠道传到刘亚楼等人的耳里。因此，打下李南屏就成了空军指战员们所盼望的喜事。
1964年7月7日，当国民党空军两架U-2飞机和一架RF-101低空侦察机同时入窜大陆时，岳振华率部果断出击，在福建漳州东南击落一架U-2飞机。
李南屏
当岳振华等人赶到敌机坠落的红板村时，才发现坐在机舱内已经毙命的飞行员，正是不可一世的李南屏。
得到前线消息后，第二天，刘亚楼和成钧就立即飞往前沿阵地。
1964年7月10日，在漳州召开了祝捷大会。会上，刘亚楼宣读了国防部授予地空导弹二营“英雄营”称号的命令。
回到北京后，刘亚楼对空军导弹部队自从1959年第一次进行实战以来的历次战斗过程进行了认真回顾，并亲自起草了一份报告送呈中央军委。
在报告中，刘亚楼对地空导弹两营的四次击落U-2飞机的战斗进行了高度概括：
1959年第一仗是按苏联专家教给我们的办法打的，1962年第二仗是一半一半，1963年第三仗完全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战法。
1964年这一仗表明，地空导弹部队不但能在简单情况下作战，而且学会了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作战。
连续5次败绩，使台湾当局大为惊讶，当他们通过种种渠道得知击落侦察机的是“勘探队”时，时任台湾当局“空军负责人”徐焕昇心有余悸地说：“大陆的低质勘探队难道都有导弹？”
之前任意在祖国大陆逞凶的“黑猫中队”元气大伤，也偃旗息鼓了，中队长卢锡良因战绩不佳被解职。
到了1966年，“黑猫中队”干脆停止了对中国大陆的侦察行动，改在大陆沿海15里外斜照相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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