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工业时代以来，以及农耕时代，我国现行疆域内的人口数量，长期以来，都排在世界的前列。

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以及战后人口数量的急剧上升，给吃饭这件事，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以至于，过去两千年多来，凡是改朝换代成功的宣传口号，无一不与吃饭这件事最核心的因素——土地相关。

自我国进入工业时代以来，农药、化肥、育种、农机等农业工具或技术的大规模推广，让吃饭这件困扰了中国人两千多年的问题，得到彻底性的解决，也让更多的人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模式下解脱出来。

解脱出来的农民，在掌握了基本的操作技能之后，摇身一变，成了产业工人。这便是过去三十年多年间，发生在中国人身上最大的变化——8亿农民涌进城市，从农民变成工人。

义务教育接近100%的普及率、熟能生巧的产业工人、刻在基因里的吃苦耐劳、居住高度集中的年轻劳动力等因素，让中国的制造业，产生了放眼全球皆无与伦比的竞争力。

在集装箱技术及大航海的加持下，中国制造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到之处，如摧枯拉朽一般，将其他国家的相同产业比了下去。

跟其他因素相比，35岁以下劳动力密集的996、007式工作模式，更能展示出中国人的优势。这种现象，有一个大众熟知的名词，叫内卷。

如很多人所知，我们之所以内卷，其核心的因素，是数量足够的年轻人，以至于在官方的招聘要求中，明确将35岁列为准入的门槛之一。

劳动力人口的变化，可以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来进行观察。

我们整理了历次人口普查的年龄，以及2023年全国人口抽样的数据，得到历年来0-14岁、15-64岁，以及65岁以上人口，占当年全国人口的比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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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70年的时间内，我国劳动人口，及非劳动力人口，在不同年份，有不同的分布比例：劳动力人口（15-64岁）维持在60%-70%左右，非劳动力人口（0-14岁、65岁以上）在30%-40%左右。

刚刚过去的2023年，我国每100个常住人口中，有68人属于劳动力人口（虽然有些人在55岁便退休了，但按照国际统计方法，他们仍然属于劳动力人口）。作为对比，1953年这个比例为60人，1982年为61人，2000年为70人。

人口总量在增长，劳动力人口比例没有大的变化，这意味着劳动力数量在上升。用某些资本家的话说：”爱干干，不爱干有的是人干“。

或许，在特定的区域内，35岁以下的人口仍然很好找，比如年轻的城市深圳；如果把年龄放宽到50岁，哪怕在某些劳动力缺乏的地方，仍然不担心劳动力数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