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流刑”（流放）动辄几百数千里，被押送的犯人需头戴枷锁，脚穿镣铐，流放途中可谓是苦不堪言，而押送的衙役也要陪同犯人一起徒步到流放地才能回去交差，可见不是什么好差事。为何女囚犯被判“流刑”后，衙役们都要抢着押送呢？
流放之刑的介绍与发展
“流刑”即为流放，意指将犯人流放到偏远地区或远离家乡的地方，并进行劳役，以示对犯人的惩治。是中国古时的一种刑罚，在封建社会时期为主要刑罚之一。
流刑最早起源于氏族社会后期，当时的“流刑”只有少许零星出现。之后在奴隶社会时期明确起来，但并未推广使用，仅适用于奴隶主贵族等个别群体。到秦汉时期才逐渐使用，不过使用对象依然比较单一。
秦汉时期的迁刑和徙刑便是流刑的前身，此时的流刑还不是法定刑罚，只对特定对象使用，不适用于普通人犯，直到南北朝时期，流刑开始适用于普通犯人。在隋代被定为五刑（笞、杖、徒、流、死）之一，一直沿用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末期。
自隋唐起，以徒流刑为中心的新五刑体系正式确立，“流放”之刑以正规、完善、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刑罚史上，一直沿用到清末，如清代著名的流放地“宁古塔”，犯人往往闻之色变。
有关清代的影视剧中，常常有这么一个镜头：朝廷大员犯事后，皇帝一句“流放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永世不得入关”，臣子往往都是不停的叩首求饶，原因是流放宁古塔后，不是被冻死、累死，就是被折磨死，能活着回中原者寥寥无几。
流刑自北魏开始升格为主刑。北周的流刑起步就要两千五百里（距皇畿起算），另外还要鞭一百，笞六十，按罪名轻重分五等流刑，依次递增至四千五百里，鞭一百，笞一百，在流放地服劳役六年。
隋定为三等：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两千里，唐代依旧为三等，流放距离有所改动，为两千里、两千五百里、三千里，之后朝代沿用，局部有所改动，如流放地位置、加仗刑数量等。
可见古代被判流刑的犯人动不动就要被流放千里开外，作为犯人还不能乘坐一些较为舒适的交通工具，还要戴上厚重的枷锁镣铐，被官差徒步押解前往流放地。
除了要徒步行进长达数千里的路程，还要在偏僻的流放地进行劳役，流放地本就地处偏远，人烟罕至，环境更是恶劣。如：唐代诗人李白被先后流放至浔阳(今江西九江)和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
唐代文学家韩愈（“唐宋八大家”之首）被流放至岭南地区，当时岭南的交通不便，气候炎热，湿气又重，不少人还未到，便已半死不活，韩愈在流放途中还写了一首七言律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最后被流放的犯人要在恶劣环境下自食其力，并要完成官家分发的劳役任务。而押解流放的衙役也要陪着犯人一同到达目的地，可见不是什么好差事。那么衙役为什么还抢着要去押解流放的犯人呢，尤其是被流放的女囚犯？
衙役抢着押解被流放的犯人的原因
首先，从很多历史记载中可以发现古代官员的工资并不高，只是社会地位高。在朝廷数不清的官员中，县令算是官阶最小的朝廷命官，而押解犯人的衙役，只是在县衙中一个当差的差役。
这些衙役大多都是从民间市井中招募而来（清制中，大多数衙役皆为皆为贱役），他们多为无赖之徒，平日里巴结上官，倚仗官衙之势，与劣幕、恶吏等沆瀣一气，敲诈勒索，侵害平民，为恶乡里。
作为一县之长的县令，每年都没有多少俸禄，而身处县衙最底层的差役只能算是半个官家人，年薪更是少得可怜，清朝的衙役每年能有三至十二两薪俸，其中又属“捕役”（从事缉捕的差役）最低。
衙役平均每天的薪水只有几文钱，每天还要从事很多工作，往往只有那些吃不上饭的闲人无赖去做。衙役的生活很难靠薪水维持，他们主要的收入来自“陋规”（指旧时官吏私收人钱财）。
而押送被判处流放的犯人，就是一个收受钱财的“好差事”，不仅不用每天看县令等一班官吏的眼色做事，还能公费旅游，最后还能收取犯人家属一笔钱财，尤其是家境富裕者，更是有不菲的收入。
流放犯人的家属为了能够在流放途中不让亲人多受罪，让衙役在途中能照料一二，往往都会贿赂相关的官吏和押送的衙役。
在古代，女囚犯相对男囚犯较少，被流放者的女囚则更少。加上在古代，贞洁对于女性来说重之又重，甚至比死还看得重，在古代不乏一些女性为守护贞洁而枉死的事例。
而被流放的女囚家属为了让其能少些受罪，也或是为保住贞洁等原因，都会给衙役不少钱财，有些犯人家属还会派几个婢女仆人在途中照顾。
不过如果碰上一些品行差的衙役，在艰苦的流放途中，无趣时难免会戏耍女囚，甚至做出一些出格的事，而仆人婢女为了让主人尽量舒适些，也会对押送的衙役曲意逢迎，衙役也能跟着一起舒坦。
结语：
因此，在押解流放的男囚犯和女囚犯比起来，衙役更喜欢押解女囚犯，因为可以从她们身上得到更多的好处。流放虽然不是大辟之刑，但比起死刑让犯人更难以接受，犯人对流放之刑都非常恐惧。而对其有好感的，可能只有那些能从中获利的官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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