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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的自传》《丈夫之美》，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卡森的作品，已经有了中文版。估计不少人还没来得及读。
但是，安妮·卡森那张梗图，你可能已经看过。
一件费尔岛花纹毛衣，一副玫红色眼镜，一只举着红色手机的手，还有一张嘴巴变成“O”形的脸。
就这样，这位新鲜出炉的诺奖得主，被网友以“真人版《呐喊》”的方式认识了。
得知获奖时，76岁的安妮正在冰岛。面对瑞典学院的电话，她的第一反应是：“你们都疯了。”
对大多数作家来说，诺贝尔文学奖值得开香槟、拍合影、发表人生感言。但安妮似乎更关心自己原本的日子。
她研究了一辈子古希腊文学，穿衣时尚且独特，据学生转述，还拒绝过Prada和Celine的代言邀约。
她看肥皂剧，追流行歌手，一本《追忆似水年华》，能慢悠悠读上七年。
患上帕金森病后，她又戴上拳击手套，重新开始训练。
诗人、古典学家、文学大师，一长串头衔足够让人肃然起敬。
但安妮·卡森本人，从来没打算活成一尊供人瞻仰的文学雕像。
01
出圈的“反大师”
她活得太不按剧本
安妮得知获诺奖时的反应，许多网友觉得很酷。但熟悉她的人，不会惊讶。
2000年，她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据好友、作家威尔·艾特肯回忆，颁奖方打电话通知时，她只说了声谢谢，就挂断了电话。
26年过去，轮到诺奖来敲门，待遇也没好多少。被问到如何庆祝时，她说，打算去树林里走走，这样就不用再接电话。
她出书也不爱做宣传。
大多数作家的作者简介，恨不得把奖项、头衔一股脑塞进扉页。安妮倒好，常常只有一行：“安妮·卡森出生于加拿大，以教授古希腊语为生。”
没了。
安妮不喜欢装饰履历，但喜欢装饰自己。
中性西装、衬衫、马甲、领带，都是衣柜里的常客。整体像位老派绅士，但总有些细节不肯老老实实。
比如红色。
红框眼镜、红皮鞋、红领带，甚至有一条印着《红的自传》中人物革律翁的领带。
别人穿周边，顶多印个乐队名字。安妮穿的，是自己笔下的古希腊怪物。
网友研究她的“知识分子穿搭”，奢侈品牌似乎也注意到了她。
据一位学生转述，卡森的丈夫曾提到，她拒绝过Prada 和 Celine 的代言邀约。
这事颇有喜剧效果：两个努力寻找知识分子气质的奢侈品牌，最后找到一个根本不需要品牌证明品味的人。
2022年，安妮与丈夫、艺术家罗伯特·柯里取得冰岛国籍。
她喜欢冰岛的空旷。与北美那些到处是树木和花草的地方不同，冰岛有大片熔岩地貌、海洋与天空。
“只有线条。空的空间。”
一位研究古希腊文学的老学者，搬到冰岛，听风、读书、写作。
听起来简直是文学大师晚年生活的标准配置。
但你要是以为她从此只与古籍为伴，那就错了。
她看肥皂剧，喜欢西班牙歌手Rosalía。2026年，还专门去芝加哥听了 Rosalía 的演唱会，随后写文章谈论这位歌手的声音。
她也与加拿大摇滚乐队Rheostatics合作，在乐队2025年的专辑中贡献诗歌朗诵。
还有普鲁斯特。
《追忆似水年华》那么厚，许多人买回来，最大的用途是装饰书架。
安妮倒是认真读了。
她每天早餐时读半小时，前后花了七年。读完还有点舍不得，把那种失落称为“后普鲁斯特的荒漠”，后来写出了《阿尔贝蒂娜练习》。
别人追完长剧会戒断，她读完普鲁斯特也差不多。
但安妮最让人意外的爱好，可能还是拳击。
50多岁时，她就练过拳击。患上帕金森病，她又重新参加非对抗性的拳击训练。
2024年，她在《伦敦书评》发表《戴上拳击手套！》，公开谈论疾病给身体带来的变化。
其中最令她难堪的，是笔迹逐渐恶化。
对一个以文字为生的人来说，连自己的字都变得陌生，确实残酷。
2025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场讲座上，安妮谈论古典文学、艺术与死亡。讲着讲着，在丈夫的协助下，她突然戴上黑色拳击手套，当着数百名观众的面挥起拳头。
刚刚还在谈卡图卢斯和罗兰·巴特，下一秒就摆出了拳击架势。
这场讲座甚至以全场观众持续十秒钟的尖叫收尾。
很难想象还有哪位文学大师，会把古希腊诗歌、拳击和集体尖叫安排在同一场讲座里。
她说，戴上拳击手套的那一刻，人几乎不可能再去担忧那扇象征死亡的“黑色大门”。
拳击不能让疾病消失，但至少在那一刻，她可以暂时不去想死亡。
不过，这位喜欢开玩笑、穿漂亮衣服的女人，也经历过许多难以消化的事情。
02
她把深爱过、却始终无法真正理解的人
写进书里
安妮有一本书，叫《丈夫之美》。
听书名，像是婚姻赞歌。翻开才知道，它讲的是一段婚姻如何从热烈走向破裂。
爱情、谎言、背叛、嫉妒，轮番登场。
副标题更有意思：“一部29支探戈的虚构散文”。
探戈这种舞蹈，两个人贴得很近，又不断拉扯、旋转、后退。看似配合默契，实际上谁都不肯轻易松手。
安妮的第一段婚姻于1980年结束。她曾证实，离婚时，前夫带走过她的笔记本，后来才归还。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种分手方式，多少有点缺德。
不过，安妮不赞成读者把作品直接当成自传。《丈夫之美》真正有意思的，是一个更令人困惑的问题：明明知道一段关系出了问题，人为什么还是会留恋？
她的爱情故事并没有停在那段婚姻里。
在美国密歇根大学任教期间，她认识了艺术家罗伯特·柯里。后来，两人成为夫妻，也是长期的创作搭档。
安妮给丈夫起过一个称呼：“随机化者”，因为他总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点子。
两人的相处也颇有喜剧效果。一位采访者回忆，有一次，柯里发现自己前几天穿过的鞋，竟然出现在安妮脚上。
安妮被发现后，只是微微一笑。
他们还喜欢开车时讨论创作。安妮说，这样不用一直看着对方，还能开着收音机。
只是，并不是每一段重要的关系，都能拥有这样漫长的相处时间。
安妮的哥哥迈克尔，比她年长4岁。小时候，她很崇拜这个英俊、充满魅力的哥哥，尽管他总嫌妹妹烦。
迈克尔喜欢叫她“教授”，有时又叫她“笨蛋”。
有一年圣诞节，他送给安妮一部罗杰分类词典。
准确地说，是半套。
词典有两卷，他只送了第一卷。
多年后，安妮开玩笑说，自己一直没机会读到第二卷，也许这就解释了她写作中的某些问题。
采访者问：所以，你比较擅长字母表的前半部分？
安妮回答，自己对那一半确实更有把握。
20世纪70年代末，迈克尔因涉及毒品案件离开加拿大，此后长期在海外生活。
兄妹再也没有见面。
2000年，安妮突然接到哥哥的电话。二十多年没见，他们约好在哥本哈根重逢。
然而，就在安妮准备出发前一周，哥哥的妻子打来电话，告诉她迈克尔死在了家中的浴室里。
安妮后来还是去了哥本哈根，听到一些哥哥晚年生活的故事。
只是，知道得越多，她反而越难理解他。
那些年，他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为什么做出那些决定？那个曾让她崇拜的哥哥，后来到底成了怎样的人？
人已经不在了，问题再没有机会当面问清楚。
于是，安妮做了一本书。
《Nox》，拉丁语里的“夜”。
这本书装在盒子里，打开是一条长长的手风琴式折页。哥哥的照片、信件、笔迹，与她翻译的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悼念兄弟的诗交错出现。
最初，安妮亲手制作这本书。她买来空白书，贴照片、涂颜料、装订纸张，甚至试过用茶水染色。
一个研究古典文学的大学者，为了悼念哥哥，认真研究起胶水、订书钉和茶渍。
听起来有点笨拙，却也让人动容。
有些照片里甚至没有人，只有空荡荡的秋千、楼梯和房间。
因为在她记忆里，哥哥总是在消失。
小时候，他不愿带她一起玩；长大后，他离开了家；终于有机会重逢，他又永远离开了。
安妮说，制作《Nox》，与其说是因为悲伤，不如说是因为她始终无法理解哥哥。
她想试着认识他。
但一本书做完了，哥哥也没有因此变得容易理解。
后来，丈夫柯里提出一个想法：能不能复制这本手工书，让更多人读到，又不失去原本的质感？
他研究如何保留纸张的边缘、褶皱与手工痕迹，让印刷品仍然带着时间留下的不完美。
安妮负责留下哥哥的记忆，柯里则帮她找到一种方式，让更多人触摸这些记忆。
哥哥之外，她还经历了更多失去。
父亲罗伯特是一位沉默寡言的银行经理。父女俩话不多，却喜欢同样的冷笑话。
小时候，安妮喜欢穿与父亲相似的靴子，模仿他走路的姿势。
后来，父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记忆逐渐衰退。
安妮写过一首诗《父亲的旧蓝色开衫》。父亲去世后，她一直留着那件衣服，冬天还会穿。
母亲玛格丽特年轻时曾获得拉丁语奖章，却因家庭经济原因没能上大学。
她为女儿的书骄傲，却不一定读完。安妮说，母亲常读了开头，就把书放在门口的架子上，倒是很乐意拿给客人看。
但母亲始终盼着迈克尔回来，保存着他小时候的一缕头发。直到1997年去世，她都不知道儿子是否还活着。
母亲去世后，安妮在《平凡时间附录》中借用弗吉尼亚·伍尔夫日记与手稿中被删去的文字，悼念母亲。
第一段婚姻没能走到最后，哥哥在重逢前离世，父亲逐渐失去记忆，母亲等了一辈子也没等到儿子回家。
父亲留下旧开衫，母亲留下未完成的心愿，哥哥留下零散的照片与书信。
安妮把这些东西，写进了书里。
她没有让失去变得容易接受，也没有急着替人生找到答案。
只是让那些已经离开的人，仍然能够以某种方式，被记住。
03
不肯被定义的女人
连写书都不守规矩
安妮对古希腊文学的兴趣，始于15岁左右。
1965年前后，她在加拿大一家购物中心的书店里，偶然发现一本萨福诗歌的双语版。
左边是希腊文，右边是英文。
那些陌生字母吸引了她。
不过，安妮后来坦白，自己想学古希腊语，还有一个不那么高深的原因。
她迷恋奥斯卡·王尔德。
迷恋到什么程度？
她觉得自己简直就是王尔德转世，还准备了一套王尔德式的服装。
她认为，王尔德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懂拉丁语和希腊语。既然自己要成为王尔德，学点古希腊语似乎很有必要。
这理由听起来有点离谱，但安妮真的遇到了机会。
第二年，她进入霍普港的一所高中。拉丁语老师爱丽丝·考恩恰好懂希腊语，便利用午休时间教她。
安妮后来回忆，自己几乎立刻就知道，学古希腊语将是她想做一辈子的事。
此后，她两度中断大学学业，最终取得多伦多大学古典学博士学位。
1986年，她出版《爱欲苦甜》，从古希腊诗歌出发，讨论爱情与欲望。
随后，她开始创作一些很难归类的作品。
其中最出名的，是《红的自传》。
古希腊神话里，革律翁是长着翅膀的红色怪物，最后被英雄赫拉克勒斯杀死。
到了安妮笔下，他却变成一个敏感、孤独、会谈恋爱的少年，爱上了赫拉克勒斯。
几千年前的古希腊怪物，突然有了现代少年的爱情烦恼。
安妮给这本书取了一个很难分类的名字：诗体小说。
既然像诗，也像小说，那就两样都算。
她的其他作品，也经常不按书籍的常规出牌，在她眼里，书不只是一个盛放文字的容器，它本身也可以是一件作品。
《漂浮》（Float）把22本薄薄的小册子装进一个盒子里，没有固定的阅读顺序。读者想先拿哪本，就先读哪本。
《安提戈涅》则把古希腊悲剧变成了一本可以边读边玩的艺术书。手写文字与半透明的插画纸层层叠加，翻动书页时，图像仿佛在文字之间穿行。
《Red Doc>》是《红的自传》的续作。前一本书里那个长着翅膀、为爱情烦恼的红色怪物，长大后又有了新的故事。这一次，安妮还把大量文字排成页面中央狭窄的竖栏，远远看去，像一座座高高瘦瘦的文字塔。
至于《Nox》，安妮干脆把书做成了手风琴，打开之后，长长的折页可以一路展开。
别人写书，主要琢磨文字怎么排列。
安妮·卡森还要琢磨：纸张能不能折？图片能不能叠？读者能不能把顺序打乱？
也难怪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安妮·卡森时，给了这样的颁奖理由：
“表彰她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作品，这些作品以充满游戏精神的方式与古典传统展开对话，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
在她手里，古典文学不是需要小心供起来的古董，而是一座永远拆不完、搭不完的乐高城堡。
这种创造力也出现在课堂上。
2025年，安妮在普林斯顿大学给学生布置任务：离开教室十分钟，找一个可以重新定义的“边界”。
有人把落叶搬进教室，打破室内与室外的界限；有人站到教室后方展示作品，挑战讲台与听众的位置关系。
听起来不像古典文学课，倒像当代艺术工作坊。
她还把古希腊悲剧带到了当代剧场。
2015年，导演伊沃·凡·霍夫执导了安妮翻译的《安提戈涅》，主演是法国影星朱丽叶·比诺什。
这部戏讲述一位年轻女子，为了安葬死去的哥哥，不惜违抗国王的命令。
两千多年前的悲剧，经由安妮的翻译，被搬上现代舞台，展开国际巡演。
她甚至把翻译比作一场永远做不完的填字游戏。
在别人眼里，古老文字可能枯燥得要命；在她眼里，却是一道道令人上瘾的谜题。
她喜欢翻词典时寻找词义的过程，喜欢待在两种语言之间，那片无法完全抵达的空间里。
因为事情尚未解释清楚，并不意味着它毫无趣味。
这也让人想起她生活中的反差。
能花七年读普鲁斯特的人，也可以津津有味地看肥皂剧。
研究萨福的古典学家，也可以去听流行歌手的演唱会。
写尽爱情与死亡的人，也可以喜欢漂亮衣服、手工书和拳击。
我们总习惯把这些事情分门别类：高雅与通俗，严肃与娱乐，学术与日常。
但安妮·卡森好像不太在乎这些分类。
在一次采访中，她谈到自己的人生任务：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无聊。
采访者问，这项任务进行得怎么样。
她回答：“目前为止，还不错。”
如今，76岁的安妮·卡森已经拿到诺贝尔文学奖。
可世界上还有那么多诗没读过、歌没听过、问题没弄明白。
看来，这项任务暂时还没有结束。
图文：Ling；编辑：Ling
实习生：Sylvia
主编：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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