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过14座8000米以上高山的桑珠已经退役十多年，听说那段历史被搬上大银幕，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1975年中国登山队队员夏伯渝（左二）、桑珠（右二），《攀登者》导演李仁港（右一）

桑珠作为1975年登山队的一员，亲身经历了这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段。当年初入营地的桑珠还只是一个22岁的毛头小子，那时他是修路队的一员。修路队不仅要选择高山上扎营的营地，还要在冰裂缝加金属梯，在陡峭的地方拉登山绳。在1960年传统路线的基础上，修路队避开了那些年形成的冰裂缝等危险区域，重新开发了一条更适合攀登的路。

从6500米一直到8100米，修路队不仅是登山队的先锋队、侦察兵，更是让“天堑”得以变“通途”的中坚力量。随着海拔越高，空气愈发稀薄，雪山上作业的难度也逐渐加大，往往十几个小时的行军却得不到足够的补给。尽管有后勤队不断向上运送，每位队员身上也都背了六七十斤的物资，但简陋的装备、匮乏的物资还是使得越来越多的队员冻伤、病倒，于是修路队员逐渐补充到主力军中。大部分的修路队员成为光荣历史背后默默无闻的奉献者，而桑珠一路凭借过硬的身体素质和生存经验接替主力登山队员站上了最高峰。

桑珠见过很多牺牲，他是一名战士，登山对他来说就是他的战斗。有战斗就有牺牲，年轻的时候他顾不上恐惧只想着要往上冲，等后来爬了越来越多的山有了越来越多的经验，才知道第一次爬珠峰的许多牺牲，原来放在今天完全可以避免，比如羽绒服的保暖系数、鞋的防滑程度，或者天气预报的准确度。

桑珠（中）与《攀登者》演员吴京（右）、张译（左）合影

于一个22岁的年轻人来说，茫茫雪山上有太多次抉择横亘在自己面前。在8500多米处，攀登顶峰突击队队长邬宗岳牺牲了。眼看着曾经的好战友一点点滑落下万丈深渊却无能为力，年轻的桑珠内心无比煎熬。“人看着就没有了，但我们把国旗插在珠峰顶上的信念没有变。”

和今天越来越多为挑战自我而选择攀登的人不同，当时攀登珠峰对于国家有着更为深远重要的历史意义。在冷战最为紧张的年代，刚刚经历了中苏问题的中国又面对经济寒冬，同时，不断有反动势力试图干扰我国内政。“冲顶珠峰包含着我们捍卫领土的信念，可以说是不可阻挡的一个力量。”

如今，桑珠也已近古稀之年，2007年是他最后一次登山。当年的荣光都已成往事，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好好陪陪孩子和爱人，以弥补那倾注在登山事业上的时光。

《攀登者》剧照

【对话】

从修路队到主力军：“我身体很好，我一定要上去”

记者：当初是怎么成为一个登山队员，又如何从修路队员成为最后冲顶的正式队员呢？

桑珠：我小时候家里比较穷，上学的机会也没有，就是放牛放羊，或者去给人家种田干活，都是很苦的事情。一直到18岁参军，就成了解放军了。1974年开始重新组建中国登山队的时候，要选拔一批新队员，我可能因为身体素质好又能吃苦，就从部队里面被选出来了。

一开始是在修路队。我们修路队是在决定登山的时候成立的，因为这个路打通不了的话，其他都是空谈。我们修路队是专门看8100米以下的，6500米以上，这个路是我们去修的，我们去探路，比如说前期勘查有些冰裂缝的话，我们要加金属梯，比较陡峭的地方，拉一些登山绳子，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再一个是选高山上扎营的营地，这是我们去选择的。

第一次登顶失利后，我们大本营指挥部好多队员就是体力透支，有些冻伤了，剩下的身体好一点、比较强壮的一部分就在8100米大本营指挥部集结，指挥就问我们“能不能再继续往上上？有没有决心？”我下到8100米以后，领导问我，“桑珠同志，你是个共产党员，你有没有决心再上去？”我说，“我身体很好，我一定要上去，党和人民交予的任务我一定要完成。”当时我就这样说了这个话，是很难忘的一些事情，现在我也忘不了。

记者：这个路线是根据一些什么标准选择出来的？

桑珠：我们去的时候主要还是1960年他们登的传统路线，我们去侦察了，基本上没有改变，有些地方有裂缝开了，就过不去了，我们就绕着别的地方选一些安全的路线，还有那么多年了，好多地方变化很大。比如说过去有些路线遇过雪崩，或者是裂缝裂开，这些的话，它又要重新侦察，观察以后就选择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路线，

记者：当时的装备大概是怎么样的？你们每个人身上要背多少东西？

桑珠：它有各种各样的，一般的话在下面就背一个60多斤，甚至有时候70斤，然后8000米以上也最少有50斤。 还有一部分同志负责后勤保障的，会往上运送各个营地的帐篷，会提前配备好吃的东西和用品，应该说是整个队伍、一个团队协作的大活动。

山顶无氧作业70分钟：“都想着把氧气省着给别人用”

《攀登者》剧照

记者：当时有没有一些困难，纯粹是因为装备的落后导致的，如果换作今天的装备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种困难有吗？

桑珠：有，我们1960年冻伤了好多人，好多是装备不够导致的，那时候连基本的保暖都没法保障。我修路的时候，上了8100米，右脚的鞋里面就没有感觉了，然后我就往岩石上踢，手戴了手套没感觉了，就岩石上敲手心手背，这样又过了五六分钟脚也开始麻了，手又感觉麻木了，这算是恢复血液循环。

还有天气的原因，1975年我们所有计划都是根据天气预报，抓一些好天气去攀登，但是咱们的气象预报，当时非常不准，说好的天气突然一变，大家都冻伤了，往上也冲顶不了，损失很惨重。后来下来的队员也很生气，会去埋怨气象的工作人员。

记者：登顶之后还要做什么？

桑珠：我们的工作还很多，那时候还要立三角架，采集岩石标本了，还有冰雪样品，还有照相，我们几个人都有分工。

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氧气了，山顶上含氧量很低，甚至有时候走一两步呼吸都很困难。我们只有一点点救急的氧气，唯一的女同志潘多同志快到顶峰的时候吸了一点，那会儿大家都想着给别人能省一点就省一点，能不吸就不吸的。我们可以说真的是无氧攀登，靠所有人的意志信念去完成这件事。我们在顶上停留了70分钟，主要就是完成高度记者：攀登珠峰有不同的海拔高度的节点，你还记得这些节点的难度、看到的风景有什么不一样吗？

桑珠： 6500米以上就全部是雪地。一直到7028米，又是另外一个风景，雪地上去比较陡峭，大概有六七十度，有些甚至有80度。从7028米到7900米这一段也是冰、雪、岩石混合型的一个攀登路线，有些地方滑一点，有些地方就陡峭一点变化比较多。7900米到8700米这一段的话，基本上全是以岩石为主，各种各样的岩石，有黄的、黑的，看起来和下面一片白茫茫也不同。再往上就是第二台阶，这是比较艰难的一个路线，全是悬崖，非常险峻，现在大家都知道的那个中国梯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里。8500米以上的话，基本上是按珠峰的山脊走，景色非常美了，天气如果说好一点的话，就像咱们坐飞机一样，云彩全部在底下，是在空中待着的感觉。最精彩的就是到了顶峰以后，在上面是蓝天，下面是云雾缭绕。我们上去的那天天气好，老远的地方看到喜马拉雅各种各样的雪山，真的太漂亮了。

像打仗一样为国攀登，结下和大自然一生的恩缘

记者：1975年就成功登上珠峰的经验，在心态上会不会让你对之后攀登遇到的很多困难，有一个比较积极的影响？

桑珠：肯定有。对于我后来的人生当中，这绝对是改变了人生的转折点。当时我还是个新队员，很年轻。到顶了以后，首先第一个感觉是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完成了，然后自己对登山探险、对大自然有了更高的、远大的，应该是叫做梦想的东西吧，我有了这样的一个感觉。

后来海拔8000米以上的14座高峰，都是我带队爬的。我们用了14年去登这些山，当中碰到好多的困难，很多想象不到的事情。但我心里知道，我登上了珠峰这个世界第一个高峰，这是一种底气，以后我的心态就更宽了。这个对我人生中来讲是一个恩缘，所以我就特别崇敬这些大自然和所有的雪山。

记者：当年你们这批人是为国登山的，和今天很多人是为了自我实现去登山，你觉得会有些不一样吗？

桑珠：过去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话，和现在还是有很多区别的，一个就是当时珠峰对于咱们中国的捍卫领土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它有政治目的，有军事目的，国际上会从这方面看这个国家民族，是强盛还是弱者。所以那年代我们所有信念，当时讲的话是“为毛主席争光”，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登上珠穆朗玛的，一定要在那个顶上展现咱们的五星红旗，就是像当兵打仗一样。但比打仗更激动人心，就是人再累再苦，心里也是热乎乎的。所以有了这种的信念的话，遇到什么困难，都有不可阻挡的力量。

记者：现在你们的事迹被拍成电影了，有什么感觉？怎么理解这种“攀登”的精神？

桑珠：我们中国登山队成立那么多年了，被拍成电影还是第一次，我觉得真的非常好。不是所有的中国的登山爱好者或者是观众都经历过登山探险知道是什么样的，能看看挺好的。对于现在讲的话，全国各行各业对于这种攀登的精神应该学习。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要真的去爬珠穆朗玛，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山，尤其我们的年轻一代的人的话，自己干什么工作，要有个努力的方向，我就是这样看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