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里的自贡盐场：千年盐业奇观的时空定格|井盐|民国|盐业|盐井|自流井|自贡市|自贡盐场

这些拍摄于民国八年至二十七年（1919-1938）的影像，是美国《科学美国人》记者西德尼・甘博、中国纪录片先驱孙明经等用镜头共同编织的工业史诗，每一帧都流淌着卤水的咸涩与时代的滚烫。

照片是民国时期的自贡踩井工人，是四川自贡井盐产业的重要劳动者，主要为破产农民、手工业者，或本地贫寒子弟，多来自自贡周边荣县、威远、富顺等地。据1939年《四川盐政史》记载，抗战前自贡盐场直接从业人员超10万，踩井工人占比约20%，达2万余人。

踩井需团队配合，每架碓房（作业区）约10-15人，分“上三班”（白天作业）和“下三班”（夜间作业），每班4-5人轮流踩碓，另有专人负责“换锉”（更换钻头）、“搅车”（控制井内泥浆）、“看水”（监测井下情况）等，形成严密的工序分工。

每日工作12-16小时，踩碓时需弯腰曲背，足蹬木杠，全身重量下压，成年工人日踩次数可达万次，腰背劳损普遍。井下环境潮湿、缺氧，易发生塌方、瓦斯泄漏（俗称“井喷”），1935年富荣盐场事故统计显示，踩井工人年均伤亡率达8%。

工资按“班”或“井深进度”计算，普通工人日薪仅0.3-0.5元（约合1930年大米1-1.5公斤），需供养全家。居住多为盐场搭建的“工棚”，通风采光差，卫生条件恶劣，疫病流行。据1941年《自贡盐工生活调查》，工人平均寿命不足40岁。

民国时期自贡自流井的制盐工艺中，利用天然气烧煎产出的“火花盐”（又称“火巴盐”）是中国井盐史上的技术巅峰。

自流井地区自清代中期已实现天然气规模化开采，至民国形成“火圈”（天然气喷嘴）、“火灶”（砖砌炉灶）与“盐锅”（生铁铸造）的组合装置。每口天然气井通过竹笕（竹制管道）将气体输送至灶房，1935年《四川盐政史》记载，自流井“火圈”直径达3-5厘米，单井日供气量可支撑20-30口盐锅连续煎制。与传统燃煤相比，天然气火焰温度更高（约1200℃），且燃烧无煤烟污染，使盐质显著提升。

抗战前，自流井年产火花盐约10万吨，占川盐总产量的40%，其中60%通过赤水河销往贵州、云南，30%经长江运抵湖北。1937年《西南实业通讯》记载，火花盐在贵阳市场售价达每担（100斤）法币12元，较普通炭花盐溢价30%。其品牌效应甚至影响国际市场，1940年自贡盐商“李四友堂”将火花盐出口至东南亚，因盐质纯净被新加坡华人称为“川晶”。

1916年11月18日出版的《科学美国人》第213期，以整版篇幅刊登了中国自贡盐井的钻探场景。这张照片不仅是中国传统井盐技术首次进入西方主流科技媒体的视野，更成为近代工业文明与传统手工业对话的标志性符号。

照片中呈现的“转槽子”装置，其核心结构——环形竹篾与“心”形铁环的组合，被西方学者称为“现代钻井技术的原始原型”。这种装置通过竹篾的柔性连接，实现了钻头在垂直冲击中的扭矩传递，其原理与19世纪西方发明的“活环”（swivel）完全一致，但早于西方700余年。

值得注意的是，照片中展示的“碓架”（木质杠杆装置）与宋代卓筒井技术一脉相承，印证了《科学美国人》文字说明中“使用一千多年”的论断。这种技术传承性在自贡燊海井（1835年凿成，深1001.42米）的实践中达到巅峰，该井采用的“冲击式顿钻法”不仅突破千米深度，其钻头种类达20余种，可针对不同岩层进行精准作业。这种技术体系在19世纪中叶通过法国传教士传入欧洲，直接推动了西方绳式顿钻技术的发展。

1911年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虽颁布剪辫令，但自贡盐场作为封闭的手工业社区，照片中人物的清代发辫痕迹，传统习俗延续显著。据1919年《川盐纪要》记载，盐工中仍有30%保留发辫，主要集中在技术工匠群体，形成“技术权威”与“传统符号”的微妙关联。这种现象在同期的自贡老照片中亦有印证，如1917年拍摄的燊海井作业场景中，多名工匠仍蓄长辫。

民国时期自贡盐井的木质井架（天车）高达30米，由直径30厘米的楠木榫卯而成，其结构灵感源自宋代“卓筒井”技术。天车工位于天车顶部，负责操控“天辊”与“地辊”，通过竹篾的收放控制钻头深度。其技术门槛极高，需具备“听声辨位”能力，通过钻头撞击岩层的声音判断地质结构。

苦力将卤水挑入“过高水窝”——这是一种木质漏斗状装置，利用15度倾斜的竹笕管道，通过重力加速卤水流动。每处“过高水窝”需3-5名苦力接力挑运，每人每日需负重2000斤。加速后的卤水经竹笕网络自流至灶房，竹笕总长超过100公里，密封性通过竹节间的油灰实现，其承压能力达0.5MP苦力每日工作16小时，往返挑卤40余次，行走距离达30公里。

1935年《自贡盐工调查报告》显示，其日均热量摄入仅2200大卡，低于重体力劳动需求的40%。苦力日薪0.2-0.3元，仅为技术工匠（如火匠日薪0.8元）的四分之一。竹笕管道易因腐蚀破裂，1937年统计显示，每年约有12%的苦力因卤水烫伤或高空坠落致残。

民国时期自贡盐井的梯形龙骨车，实为传统龙骨车的改良版，其核心特征在于传动装置的梯形设计。这种装置由木质梯形框架（高2.5米、宽1.8米）、双轮联动系统（直径1.2米的平轮与立轮垂直咬合）和链式水斗（每节斗容5升，共36节）组成，形成“人”字形力学结构。相较于普通龙骨车，梯形龙骨车的扭矩输出提升40%，可将卤水提升至15米高度，适应自贡盐场复杂的山地地形。

1930年代前，每台龙骨车需4-6名苦力踩踏踏板，每日提卤约800担（40吨），人均消耗热量达4500大卡。1935年引入“牛转龙骨车”，通过齿轮组将牛力转化为圆周运动，效率提升3倍，日提卤量达2400担（120吨），但需配置3头牛轮换作业。1940年李四友堂盐号试验蒸汽机驱动，动力输出达5马力，提卤效率再增5倍，但因燃料成本过高未能普及。

民国时期自贡盐仓的管理呈现出*"官督商办"的双重特征。盐务稽核所作为中央派驻机构，在自流井设立富荣东场、西场两场署，直接监管官仓运营。这些盐仓采用"四柱清册"记账法，每日记录"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项数据，确保账实相符。例如，1937年《川盐公报》记载，富荣盐场每月需向盐务总局提交《盐斤出入库日报表》，详细记录每批次盐袋的重量、来源及去向。

称量场景构成盐政管理的核心仪式。工人将烧制好的盐粒装入**粗棉布袋**（每袋标准重量180斤），用竹篾捆扎后抬至秤房。称重工具为**1.5米长的木杆秤**，秤砣重30斤，最大量程200斤，精度可达0.1斤。监秤员将秤杆两端用红绳固定，确保平衡后读取刻度，并用朱砂笔在盐袋上标注重量。

照片中那位蓄八字胡、穿花马褂的管事，实为盐仓管理体系的典型代表。他的清朝发辫并非个例——1912年民国政府颁布剪辫令后，自贡盐场仍有30%的管理人员保留发辫，1915年《自流井月报》记载，部分盐商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为由拒绝剪辫，甚至组织"保辫会"对抗新政。

自贡盐井多位于丘陵地带，夏季地表温度常达40℃以上，而井下作业空间狭窄，卤水蒸发形成的高湿度环境（相对湿度90%以上）进一步加剧了体感温度。

盐工在这种"蒸笼"般的环境中工作，若穿着完整衣物，汗水无法蒸发，极易引发中暑或皮肤溃烂。单裤衩的选择不仅出于散热需求，更因卤水具有强腐蚀性，普通棉质衣物接触卤水后会迅速破损，而盐工每月工资仅能购买1.5匹粗棉布（约合2套衣物）。

民国时期自贡盐场的枧管“过街天桥”，本质上是重力输卤系统的空间延伸。这些架空的输卤管道由直径30厘米的楠竹制成，竹节打通后用竹篾缠绕加固，形成长达数公里的连续通道。

为跨越街道、河流等障碍物，枧管被架设在木柱或石墩上，离地高度可达5-8米，形成独特的“空中走廊”。例如，1938年孙明经拍摄的《自贡盐业》纪录片中，一组枧管从郭家坳煮盐场上空横跨而过，下方行人与盐车往来，上方卤水在竹管中无声流动，构成“立体交通”的奇观。

传统盐场需人工挑卤，效率低下。枧管系统将卤水从盐井直接输送至煮盐场，缩短运距80%。例如，大坟堡盐岩井的卤水通过枧管，3小时即可抵达10公里外的郭家坳天然气煎盐区，较人力运输提速20倍。

盐井区、输卤区、煮盐区被枧管严格分隔。自流井老街的枧管“过街天桥”下方是盐商宅邸，上方是输卤管道，形成“人在楼下走，卤在天上流”的垂直空间分层。

枧管架空后，地面道路得以拓宽。1935年自流井新街改造时，拆除沿街枧管并新建天桥式枧架，使街道宽度从2米增至6米，盐车通行效率提升3倍。

1938年4月，自贡盐场的输卤笕管检修工人的正在巡视工作，他们手持铁钎敲击笕管，通过回声判断内部是否堵塞；使用桐油石灰填补竹节接缝的渗漏，这种材料在潮湿环境下可保持3个月的密封性。

在孙明经1938年4月拍摄中，检修工人的身影频繁出现在立体输卤网络中：他们攀爬8米高的枧架检查弯头连接处，蹲在直径30厘米的笕管内清理盐垢，甚至悬吊在釜溪河上空修复跨河枧管。这种"空中作业"的危险性极高，1938年自贡盐场工伤统计显示，检修工人的坠落事故率是其他工种的3.2倍。

尽管盐场男性工人占比达92%，但检修工作仍呈现等级分化：技术含量高的"巡枧工"全部由男性担任，而女性仅能从事地面检漏（用茅草蘸油检查滴卤）等辅助性工作。这种分工固化了"体力劳动=男性"的社会认知，1938年《四川盐政史》记载，女性检修工的薪资仅为男性的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