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3日，国家文物局的工作组来到了南京博物院。在档案室当中，那沓已经泛黄的调拨单安静地放置在那里。在1997年5月8日的签字栏位置，徐湖平的名字留下的墨迹非常浓重，都已经洇透了纸背。这位前任院长大概没有想到，他在二十八年前所批准的《江南春》图卷拨交文件，在一个普通的冬日变成了多部门联合调查的物证。
我认为这个案子最为巧妙之处在于双头身份的设计。徐湖平在当年签字批准文物调拨的时候，他同时身兼南京博物院常务副院长以及江苏省文物总店法人代表这两个身份。这如同既担任守门员又充当射手的情况一样。更为绝妙的是在1997年4月15日的那份《关于处理不够馆藏标准文物的报告》，申请方是南博，接收方是省文物总店，并且两家单位的法人章还能够盖在同一张纸张之上。这种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比个人贪污更值得去思索。
记得在翻看证据链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在2001年4月16日省文物总店的销售发票上，购买方一栏写着“顾客”两个字，显得比较模糊。单价为6800元的《仿仇英山水卷》，和二十多年之后拍卖会估价为8800万的《江南春》图卷，形成了一种荒诞的对比。那时候徐湖平刚刚转正成为南博院长才三个月，时间上如此紧密地衔接起来，倒好像是某种带有宿命意味的隐喻。
这样来看，伪作的认定过程有一点像是罗生门。在1961年的时候张珩、谢稚柳初次鉴定认为伪作做得很不错，到了1964年再次鉴定就变成了就是干脆的假字。2001年的销售清单清楚明确地标注着《仿仇英山水卷》是仿作，那还去说什么伪作？用词方面的变化，体现出鉴定的结论是有一定弹性的。
真正让事情升级的是文物的走向非常奇怪。有一幅以6800元卖出的画，二十多年后经过宁波收藏家朱光送拍，价格出现了暴涨万倍的情况。更为有趣的是它的流转路线：从南博库房到省文物总店，再从顾客到南京艺兰斋的陆挺，最后经过十竹斋抵押转手到宁波。这一环接着一环的链条，比通俗演义还要精彩。
徐湖平的儿子徐湘江在上海经营着文物拍卖公司，这一背景为某件事情增添了最后的助力。目前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徐湘江参与了那件事情，但是家族在这个行业里进行这样的布局，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定向流通，如同古玩界经常所说的：真货和假货不算什么，关键是货物在谁那里流转。
所以当国家文物局工作组入驻的时候，他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单幅画的流向问题，同时还存在整个文博系统管理机制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正如同官方通报中所提及的那样，会对南京博物院受赠文物的保管处置问题以及其他藏品的安全问题展开进一步全面且深入的调查。像这样的表述已经不再是个别情况了。
徐湖平在回应记者的追问时表示，要是真的爱护老人家，那就别再问了。这与其说是推诿，不如将其视为那个制度刚刚创立年代的一种时代症候。在那个时候有太多操作游走于灰色地带。但是历史的审查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失去效力。如同那幅《江南春》图卷一样，不管被称作是赝品还是仿作，最终都会在阳光之下显露出清晰的本来面目。
现在南京博物院的库房或许还保存着更多尚未解开的谜团。但可以确定的是，当国家文物局和纪委监委联合介入的时候，文博系统的深层弊病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被清算的时刻。这清算并非是针对某一个人的责任追究，而是为整个行业制定规矩：文物传承的链条，不可以存在任何私人利益的侵蚀。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