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说，钱锺书与杨绛都认识，觉得钱“人老实”，而杨就“阴险得很了”|张爱玲|杨绛|沈尹默|管锥编|董桥|钱钟书|钱锺书

董桥说他见过钱锺书，也认识杨绛，觉得钱锺书“人老实”，而杨绛就“阴险得很了”。虽然大抵是句玩笑话，但要依我看，这着实是很精准的判断（见刘忆斯《书在别处》，海豚出版社2016版，页14）。

钱锺书这人，固然也是世事洞明，但毕竟书生气十足，又是“闭门不管天下事”的宅男（早就自称“retired person”)一枚，总是管不好嘴巴，号称圈内当代“头号毒舌”，动不动得罪人，伤时之语,骂座之言,更是涉目张耳皆是，若非有“贤内助”杨绛一路上保驾护航，用现在的流行话来说，在过去那个“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年代，他大概率“活不过三集”。当年，沈尹默评价老同事鲁迅，说他“深于世故，妙于应对，也同他所擅长的古文词一样，为当时士大夫之流所望尘莫及”，但与此同时又往往“口不择言,动与世忤”，钱锺书与鲁迅其实近乎同一个文人版本性质。在为人性格上，他们都既“狂”又“真”，虽然深通“避世之道”，可真实践起来就没那么“圆融”，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这样的人焉能不到处得罪人？范旭仑《容安馆品藻录》832页，说的就是钱锺书如何刻薄损人，又如何骂得妙趣横生，再如何不招人待见。钱锺书属于典型的自甘淡泊不求闻达的读书人，做学问固然昂昂然其先也，内心观人察世也从来都明镜似的，但不屑于“会做人”，在正常社会下更无所谓于“得罪人”，这是他的弱点。

相比之下，同为高级知识分子，杨绛显然确实“阴险”多了。但这种“阴险”，又的确不是贬义词，大抵可指代一种高度敏感的，又极懂察言观色，并且会在保持底线的前提下，偶尔与俗俯仰的“精明”：不害人，也不轻易得罪人，一团和气左右逢源，可需要时是有手腕的。说到底，这无非是一种自保之道，乃绝顶聪明之人身处高度社会化环境下的一种本能。相较之下，钱锺书的性格，就硬直得多，他最大限度只肯做到“默存”，就是不说话，冷眼旁观，带着轻蔑的嘴角看你们摆谱装那啥，可绝不愿意配合别人“演戏”。钱锺书好友宋淇，在给张爱玲的信中说，钱这人“表面上词锋犀利，内心颇工算计，颇知自保之道”，张爱玲也回复应和，说“钱锺书一定是非常会做人”，“才能够这些年都无事”，这些话当然都不算错，但也只看到了钱锺书本身不失有城府的那一面。实际上，“口剑腹蜜”（向达评语）的钱锺书早先也是频频闹出祸端的，好几次差点就不行了，每次都亏杨绛出来谋划打点“摆平”。钱杨这对夫妻，杨绛其实经常要扮演一个近乎“母亲”的角色，随时随地出面“救火”，便宜行事制止老钱的“淘气”。

董桥说杨绛“阴险”，本意自然并非贬义，而是诙谐说法，一种文学修辞。我想换个更切近的词表达，或许就是“圆融”，于“世间法”上更擅用变通之道。再换句大白话说，钱锺书更“清高”，杨绛更“世俗”，也惟有这样的夫妻组合，才能在那个年争日斗临深履冰的岁月中毫发无伤。有关杨绛这种“圆融”的“自有玄机”，杨绛研究专家罗银胜先生，去年就专门撰文举过一个意味深长的例子。他说，杨绛生前，每逢寿辰之类，总有一些“驷马高车”者登门慰问，杨先生也是来者不拒。不仅不拒，她也会表现得很亲昵，主动拉人坐她身旁，甚至会时不时拿起笔记本记录。有次，来人很感动，临别前请求要那个笔记本相赠作为纪念，杨绛则故意逗来客们哈哈大笑，同时体面婉拒，最终双方都有台阶下，而且又给足面子。可实际上，据杨绛事后对熟人说过，来宾“前脚刚走，我后脚就撕掉了”，至于那笔记上到底写了啥，又是否只是做做样子，有谁知道呢？罗银胜先生特意拈出此事，就是暗示杨绛是“很会做人”的，绝不像钱锺书那样“呆气”或“痴气”（罗银胜《负暄随札》，见《书屋》杂志2024年第8期，页43）。

这样的杨绛，确实是格外“精明”的。杨先生是即便百岁之后，脑子仍然清楚得很，别人要妄图占她一点便宜，都难逃法眼。著名出版人、前三联书店掌门人李昕的新书《翻书忆往正思君》就讲到一件让他记忆深刻的往事：2007年，三联出《钱锺书集》第二版时，为了推广营销，曾悄悄用钱先生的印章做了3000张藏书票附赠，事先或是疏忽，亦或就是觉得是无关紧要的芝麻大事，就没有告知杨绛。但两年后，杨绛本人就侦知了这个情况，居然直接打电话给三联，声称要“提前结束与三联的合作”，吓得三联管理层慌到不行，赶紧又是请人求情，又是写长信致歉啥的，最终才有所缓颊。诸如此类小事，比如推广稿某句没写完全正确等等，杨先生都会出面干涉，不依不饶。此等鸡毛蒜皮琐事，钱锺书当然是不屑一顾的，但杨绛就会出面过问，导致李昕要出来一再道歉。一句话，杨先生不愿意吃亏，更不愿意在受欺前提下吃哑巴亏，往往锱铢必较，差不多始终是厉害角色。

当然了，这样的夫妻关系组合，为妻者就要累很多了，属于既劳力又劳心的“奉献型”。据说，钱先生在世之日，家里的一切，他均撒手不管饭来张口的，只会埋头读书做学问，什么都不会也不懂，衣食住行全部都要仰仗妻子杨绛。连家中的生活用具，譬如电灯、水管、家具哪里坏了，也从来都是杨绛设法修理。钱杨家的屋顶天花板上，至今还留有两个清晰的灰手印，就是杨先生当初修理灯管时，用手扶着天花板留下的（李昕《翻书忆往正思君》，上海三联2024版，页118）。钱先生世家子弟出身，自己是连穿鞋都分不清左右脚的，有时吃饭都直接用手抓，近乎生活不能自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