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着素雅旗袍的徐莺站在南京博物院展厅中央，面对媒体讲述“家族收藏往事”，而真正的庞家后人坐在台下，心中充满疑问和不安。
2014年，南京博物院举办“庞莱臣虚斋名画合璧展”，一位名叫徐莺的年轻女性以“庞莱臣堂弟庞赞臣曾外孙女”的身份高调亮相，与真正的庞家后人庞叔令同台合影。
她的亮相获得了南博前院长徐湖平的亲自站台和策展人庞鸥的大力推介，连《三联生活周刊》都信以为真并刊发了专访。
然而，这个看似完美的“名门之后”故事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令人震惊的身份造假链条。
从生物硕士到美院博士、名门之后
在2014年之前，徐莺的学术背景与书画艺术毫无交集。她的本科和硕士均就读于生物专业，硕士论文研究的是《建兰花叶病毒和齿兰环斑病毒的细胞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研究》。
一个研究植物病毒的理科生，却在2014年突然以“庞家后人”和书画专家的身份亮相于文博界最顶级的展览之一。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她的专业背景与艺术领域相去甚远，南京博物院仍然在2014年12月的“藏天下”展览中，将她作为“庞家后人”隆重推出。
精心编织的家族故事
徐莺在2014年展览中精心编织了一系列谎言来支撑自己的“后人”身份。
她声称庞赞臣是庞莱臣“堂弟兼遗嘱执行人”，但根据历史资料，庞莱臣早在去世前就已亲自将财产分割给三位子孙。
她还向媒体描述了自己“在奶奶家看到贺明彤名字的册子”的童年记忆。然而，这一细节很快被真正的庞家后人庞叔令识破——在解放前，贺明彤按照习俗应被称为“庞贺氏”，而非直接使用本名。
面对庞叔令要求出示亲属关系证明的正当请求，徐莺不仅拒绝提供，反而要求对方“自证是庞家后人”。
历史常识暴露伪造痕迹
真正的庞家后人庞叔令在与徐莺接触后，很快发现了诸多疑点。她回忆称，徐莺聊起家族往事时“话术老成得不像30岁，细节却处处穿帮”。
最明显的漏洞是徐莺提到的“贺明彤”名字问题。在旧社会，已婚妇女通常不会直接使用本名，而是随夫姓。徐莺对这一常识性细节的忽视，暴露了她对庞家真实情况的陌生。
面对质疑，徐莺始终无法提供任何能够证明她与庞家存在血缘关系的有效证据。而庞家一方则向法庭提供了完整的户籍档案，形成了鲜明对比。
法院判决确认身份造假
2015年，无法通过对话解决争议的庞叔令选择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澄清事实真相。
法院经过审理查实，徐莺无法提供任何血缘证据来支持自己“庞家后人”的身份主张。而庞家一方则提供了完整的户籍档案，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2016年，法院作出明确判决：徐莺身份造假，南博策展人庞鸥在展览画册中专论捏造事实，侵害了庞增和的名誉权。
这一判决从法律层面正式揭穿了徐莺的虚假身份。
学历与职称的快速晋升之路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身份造假被法院确认，徐莺的职业发展似乎未受影响。
借助南博展览积累的“学术资本”，她顺利进入杭州师范大学工作，并以“委培生”身份进入中国美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向恰好是“虚斋收藏”。
2016年9月，徐莺成为中国美院的委培生，研究课题锁定“20世纪书画收藏——以庞莱臣为例”。仅三个月后的2016年12月，她就被正式包装为“庞家后人”在展览画册中亮相。
完成学业后，徐莺直接成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社科副教授，主讲思想史与书画研究。
隐藏在背后的体制内关系网
徐莺的身份造假并非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涉及多方利益的精心策划。法院判决认定，南博策展人庞鸥在展览画册中捏造事实，构成了名誉侵权。
南博前院长徐湖平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不仅亲自为徐莺站台，还与后续的文物处置争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举报材料显示，徐湖平被指控在任期间指使专家将真迹标为“赝品”，以“调剂处理”名义低价拨给他兼任法人的江苏省文物商店。
更值得关注的是，徐湖平的儿子徐湘江在上海成立了一家艺术品拍卖公司，形成了“父亲在体制内负责鉴定，儿子在市场上负责变现”的疑似利益链条。
从库房调剂到天价拍卖的名画流转
与徐莺身份造假紧密相关的是庞家捐赠文物的异常流转情况。1959年，庞家将包括137件（套）书画在内的“虚斋旧藏”无偿捐赠给南京博物院。
然而，这批捐赠文物中至少有5件下落不明，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明代仇英的《江南春》图卷。
1997年，南博以“不够馆藏标准”为由，将包括《江南春》在内的5幅画作“调剂”给江苏省文物总店，而该店的法人正是时任南博院长的徐湖平。
同一幅《江南春》在2025年现身拍卖行时，估价高达8800万元，与1997年“调剂”时的价格形成惊人对比。
文博圈子内的闭环交易规则
文博圈内的人际网络为这种异常流转提供了便利。江苏省收藏家协会的第一任会长正是徐湖平，而购买《江南春》的陆挺是该协会的活跃成员。
更耐人寻味的是，陆挺的妹妹陆昂是北京嘉德拍卖公司的总裁，而《江南春》正是在嘉德2025年春拍上现身的。
这种“亲属网络”让画作的流转始终在“自己人”的圈子里进行：从南博库房到文物总店，再到私人美术馆，最后到拍卖行，每一步都看似“合规”，却又充满了“巧合”。
庞叔令在法庭上要求南博说明五幅画去向时，当退休员工手持工号牌实名举报时，他们捍卫的不是几件家传字画，而是这个国家对自己文明的最后一点诚信。
《江南春》从被捐赠时的国宝，到被鉴定为“伪作”，再到以6800元“调剂”给私人美术馆，最终以8800万估价现身拍卖行的过程，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文博系统某些角落的复杂生态。
法院判决书已经确认徐莺的身份造假，但更庞大的疑问仍悬在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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