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风风木木
前言
1959年庞莱臣家族把137件书画无偿交给了南京博物院，里面最打眼的就是仇英的《江南春》长卷。结果让人没想到的是，现在竟然在拍卖会上见到了这幅《江南春》，他们是怎么把画弄出去的？
先把真画说成假货：鉴定这关被人当成“开闸口”
国宝要想从博物馆出去，第一步得把“身份”弄没，南博当年给庞莱臣家捐的书画搞了个所谓鉴定小组，操作简单粗暴：不做检测，不讲证据，靠几个人一张嘴就能定生死。
更让人无语的是，这几个人的专业还不对口，一个是征集员，履历里找不到像样的书画鉴定资质，另外两位分别看玉器、看瓷器。
让看玉的、看瓷的去判书画真假，这事放到哪儿都站不住，他们也没走什么科学流程，什么颜料成分、纸绢年代、笔触细节，统统不碰，最后给出结论：庞家捐的很多珍品是“伪作”“次品”，可以当“处理品”处理。
更离谱的是，为了让结论显得权威，他们对外还吹出一套说辞：结论得到张珩、韩慎先、杨仁恺这些大专家认可，后来证明，这些专家压根没参与。
一张鉴定报告就能把国宝打成“处理货”，这就等于把门锁拆了，给后面的流转铺路，仇英《江南春》、赵光辅《双马图》这些被点名的作品，在那套荒唐鉴定里从“国家收藏”变成“可卖的东西”。
事情到这一步，已经不是业务水平问题，是有人在用流程当掩护，把公共财产变成可操作的利益。
普通人最难接受的点就在这：捐赠本来是信任，是把家底交给国家保管，结果有人反手就用“鉴定”把信任打成废纸。鉴定本来是保护文物的第一道门槛，反而成了放水的第一道口子。
再造一个“家属”：假亲戚成了最好挡箭牌
真画变“处理品”后，还得解决一个麻烦：外界追问时怎么解释？于是有人把主意打到“家属同意”上，干脆造出一个“庞家后人”。
一个学的是生物、跟文博没啥关系的女子徐莺，被包装成庞莱臣堂弟庞赞臣的外孙女。
听着就怪，因为庞家拿出的《庞氏宗谱》显示，庞莱臣根本没有这个堂弟，但假身份照样好用。
靠着这层关系，她后来还能进入南博庞家旧藏展的策展团队，甚至以“家属代表”身份在开幕式发言。
外人一看：哦，后人都认可，那这批东西怎么处理，大概是家务事，就这样，最敏感的“来源合法性”被一张假脸遮住了。
直到2017年法院判决撤销她的公证书，认定她捏造事实，这层皮才被撕下来，问题是，皮撕下来之前，很多环节已经走完，很多东西也可能已经散出去了。
这套玩法其实很简单：先把东西打成“次品”，再找个“家属”站台，就能把本该公开透明的公物处置，变成“你情我愿”的私事。
最恶心的地方在于，它专挑公众最在意的那一点下手：捐赠人家属有没有同意。只要这个口子堵上，外界监督就会松。
这也说明，文物保护里最怕的不是一两个人胆大，是一整套“假流程+假身份+真利益”能长期运转。
只要有人在关键节点上动手脚，文物就可能在文件堆里消失，等再出现时已经挂上天价标签，变成谁都摸不清的“合法藏品”。
“左手出库右手进店”：一人两顶帽子把文物转成钱
这条链条里绕不开徐湖平，他在南博当了二十多年领导，最关键的操作是“左手倒右手”。他一边是南京博物院的负责人，掌握库房、调拨、审批，另一边又是江苏省文物总店的法人。
文物从博物馆出去，进商店柜台，等于从公家口袋挪到另一个自己能掌控的口袋。
早在1997年他还是副院长时，就动过更敏感的东西：朝天宫库房里那2211箱故宫南迁文物，按规矩，没有国家文物局批准谁都不能乱动。
可他敢拆封条、敢签字调拨，流程一旦被他打通，后面的文物流转就有了“纸面手续”。
仇英《江南春》就是这么出去的：流到文物总店后，又被陆挺买走，发票连姓名都不敢写，只写“顾客”。
这种遮遮掩掩，本身就说明心虚，后来画在市场里转来转去，到2025年被送上拍卖台，价格翻到上万倍。
其实早有人不服，南博内部多名职工联名举报过，没掀翻，直到2025年，干了42年的老员工郭礼典实名发，把调拨单、审批条、工作日志这些硬证据拿出来，才把事顶到台面上。
国家文物局联合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进驻，徐湖平被问询，庞家后人去库房对清单，发现多件书画已经不见。
这次能推动下去，靠的不是传言，是证据，纸上的签名、单据的链条，比任何解释都硬。
也正因为影响太恶劣，后面制度补洞的动作才更快：新修订《文物保护法》实施，把公职人员倒卖文物的代价抬高到刑责层面，鉴定也在走向更规范的随机抽取、交叉复核、仪器检测、全流程留痕，让“几个人一张嘴”越来越难。
结语
《江南春》被撤拍了，伤口还在：文物一旦被人钻空子，流失速度能快到吓人。
好消息是，这次有人把证据端出来，调查也动起来了，规则正在补，对那些把手伸向国宝的人来说，今天再想靠流程作假、靠身份遮掩来发财，结局大概率不是暴富，是上法庭。
信源：
界面新闻
澎湃新闻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