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灿烂之书》是哈罗德·布鲁姆专门献给小说艺术的书，也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册批评之书。在本书中，他对小说的讲述始自《堂吉诃德》，以尚未有中文译本的《民数记》作结，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前言和后记同样自在勾连又温情脉脉，字里行间散落的私人记忆使这本书有了更多进入的切口，我们可以满载着自身对这些小说的记忆和判断打开这本书，也可以尽情让布鲁姆做一次文学的向导，试着以他的目光重新感受这五十部文学经典。
｜Harold Bloom，1930—2019
布鲁姆时常会提起他初读某部小说的时间，继而又谈到后来重读时的感受。例如，他谈《名利场》：“我初读《名利场》，是在1947年，入读康奈尔大学之前。后来每通读一次，蓓姬·夏普就越来越让我愉悦，而威廉·梅克匹斯·萨克雷竟越发让我困惑……”
初读和重读之间，相隔几十年的新读与回望，使他投向小说的双眼具备多重目光。在本书中我们不仅能感受到解读的嬗变、作品沉淀后的余韵，还能看到布鲁姆逐渐丰满的批评家形象。
布鲁姆在讲述小说时，一如既往地挑剔，同时又毫不吝啬地表达自己的偏爱：
可以说《堂吉诃德》是过去五百年里最核心的文学作品，后来的小说大师们都是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孩子”。莎士比亚教会我们如何与自我对话，塞万提斯指导我们如何与他人交流。
艾米莉·勃朗特如此独特，可谓前无古人……我可以在一位活着的诗人身上，找到艾米莉·勃朗特的精神，那就是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
你无法贬损莎士比亚，即使你是《战争与和平》的作者。
一部文学作品可能在美学上大获成功，但就是喜欢不来。塞巴尔德是一个各方面都让人喜欢的作家，即便是他令我悲伤的时候。我无法忍受纳博科夫。但这是对我的评判，而不是对他的评判。
他向来敢于承认自己的偏好，正因如此，小说经由他的叙述变得更加鲜活。在后记中，他讲起自己少儿时代：“十岁左右，我爱上了托马斯·哈代《林地居民》里的玛蒂·索斯。当她剪掉一头长长的秀发，我也为之哭泣。读《还乡》，我彻底被尤斯塔西雅·维伊迷倒了，那是托马斯·哈代的夜之女王。在这方面，我到了耄耋之年也没怎么改变。”布鲁姆“没怎么改变”的部分，是他最初为文学动容的时刻，也是身为读者普遍拥有过的感受。
布鲁姆并非只在小说人物与小说叙事之间流转，尽管他指出“最伟大的小说并不是用来救赎我们或者我们的社会”，对当代社会的看法仍穿插其中：
2018年6月我重读《看不见的人》，心中郁郁难安，此时此刻美国在许多方面陷入了无可挽回的分裂，一边是所谓的白人，另一边是黑人、棕人、西班牙裔、东亚裔、美洲原住民和其他族群。我的朋友拉尔夫·艾里森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去世了，而在我漫长的一生中还没见过这个国家比现在更加分裂和破碎。我们不能绝望；我们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坚决抵抗种族主义，它必须被终结，否则国家本身将开始死亡。
像这样转向现实生活的只言片语，因其与小说家的交往，使这段叙述不但不突兀，反而能让我们在另一层面走近布鲁姆、思考小说与我们的关系。小说，不该被用作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也并非与我们生活的当下毫无关联。
翻开前言，我们可以看到文学何等深邃地浸入布鲁姆的个人生活，在他的梦境中，小说、诗句与现实生活交织，构成他梦的叙事：“我无望地继续乱走。然后绊了一跤，好像跌进了一个越来越黑的大厅。双脚着地很痛，倒没摔断。我像所有人一样热爱塞万提斯，回头一想才明白，这是在模仿堂吉诃德坠入蒙特西诺斯洞穴”；“我可没找到杜兰达特，更别说杜西内娅，但我的梦境回到了厄休拉·K. 勒古恩的一个场域”；“在梦中，我跌入了自己的书房，落在一堆零乱的小说上。其中一本的作者是我的朋友科马克·麦卡锡，但拿起来却认不出是哪本。我猜那是他正在写的那本”；“今天下午过到一半，我突然想起来威廉·布莱克的两段四行连句，这才意识到在前几晚的一个梦里见过它们刻在大门口”……
是这样如梦似幻的低语，使这些文学记忆有了布鲁姆本人的温度。过世好友的幽灵围绕着他，诗人与小说家的词句在虚空中回荡，更让本书中的一些语句难辨发声之地。是谁的声音？现实中的布鲁姆，还是梦中的布鲁姆，抑或是八十八岁的布鲁姆望着十七岁的布鲁姆发出的声音？无论来自谁，这些包裹着朋友之爱、文学回忆的声音里藏着多层褶皱，我们可以从任一角度翻开，获得不同的体验。
临终之际，你会吟诵莎士比亚和其他你最爱的诗人：弥尔顿、布莱克、雪莱、沃尔特·惠特曼、华莱士·史蒂文斯、哈特·克兰，等等等等。为何在八十八岁的时候，你要写一本关于小说的书——那些小说你一读再读，直到你永远消失。
不止后记，他在书中多次感叹自己生命的流逝，不知还能手捧这些心爱的小说多久。一位一生不愿妥协的文学批评大师，在人生暮年偶有的感伤流露，让这位品味刁钻的批评家有了更为复杂而生动的面容。
这难道不过是另一种幻觉吗？查尔斯·狄更斯五十八岁去世，你猜他在最后那次中风里是否能隐约感觉到所有那些他创造的人物真的存在？
阅读就是去遇见文学和生活中一切先行者的鬼魂。我几乎每晚都会梦见离开的朋友们，有时候把他们混同于虚构的人物。
触动人心的不仅是布鲁姆的批评技艺，当他讲起那些虚实难分的画面，我们或许也会在某些瞬间突然被撞击，想起生命中难以名状的神秘时刻，也愿意试着想象小说家创造的人物以某种方式存在过。
我们对小说的看法或许不会与他的评断完全相符，但每每看到他对自身立场的坚持与其自成一格的文风，仍会不禁对他的批评姿态持有敬意，会被他对文学的热爱所打动。即便解读小说的方式早已不再归谁独有，那份批评的激情与文学之爱却会永远传递下去，这是布鲁姆借由他的文学批评留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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