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张 静 朱文通
历书是中华文明的时间法典，它源于古人观象授时的智慧，承载“敬授人时”的传统，既指导农事节律，也维系社会秩序。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中国历法不断吸收融合外来知识，也影响了东亚乃至欧洲的时间文化。近代以来，公历农历双轨并行，传统节气依然融入生活。历书的演进，见证了中华文明如何在传承中创新、在互鉴中发展，让古老的时间智慧历久弥新。
纵观人类发展史，不难发现，没有历法就难以有人类文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是古代天文学的以空间定义时间，古人通过立表测影来确定时间，必须先辨方正位。由此可见，观象授时既是东方人类远古文明的标志之一，又是华夏先民绵延不绝的智慧源头。有关考古证据不胜枚举，无不见证了华夏先民对天象节律持续不断的探索过程和结晶，如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四千多年的古观象台特别是圭表等。历史典籍中也不乏华夏先民观察天象、制定历法等方面的记载，如《尚书·尧典》有言：“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等。如果说河图洛书之确定地理方位与盖天说模型及其数学方法是古人观察星象并进行测量的伟大创举，那么历法就是先民观象授时的不朽成就。为使国家颁行的历法精准指导农事、深度融入社会生活和生产，历书应运而生。历书系统地编排年月日和节气物候，化天时为律令，不仅是民众起居、农耕的实用指南，还是维系社会协同运作的“时间法典”，故亦有“历日”“通书”“时宪书”等名称。历书跨越千年的演进与流布，正是中华文明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不断吸收、融合与再创造，从而成为自我更新与文明互鉴的深刻见证。
时间秩序的萌芽与发展
中国古代文明以农为本，华夏先民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在长期的实践和积累中领悟了立表测影、观象授时的奥秘，创制历法，并据此编制历书，逐步建立起一套与农业生产和社会管理深度融合的时间制度。殷商甲骨文中的干支表，可谓中国早期时间系统的雏形。汉代《元延元年历谱》木牍的考古发现，标志着作为时间制度的历法完成了从天文测量计算向生活指南的关键转变，时间开始深度介入并指导、组织人类社会生活和社会事务管理。
唐代以后，随着雕版印刷技术趋于成熟，历书得以大批量印制，历书的普及也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历书逐渐定型为标准的“三栏式”结构，将星象运行、农事安排与日常宜忌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历书上所标示的时间，成为联结天地人的无形纽带，并被深刻地赋予天人合一、阴阳和谐等人文意蕴。宫廷对历书印制权的严格控制，彰显出国家对时间秩序的高度重视。835年，剑南东川节度使冯宿在《禁版印时宪书奏》中痛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这道奏章凸显了一个深刻矛盾：在时间秩序的建构过程中，官方权威与民间需求始终在相互博弈。明清时期有关管理才更加符合社会需求，明代区分“王历”与“民历”，既彰显出时间秩序所具有的社会阶层属性，也体现了朝廷针对不同社会领域实行差异化管理的治理智慧。明代历书须钤钦天监印，《明律》虽然明文规定伪造者斩，但是因需求旺盛、利市丰厚，私印历书在民间仍然大行其道；直到清乾隆年间才允准民间印刷历书。至此，这场围绕着时间制度和知识传播的拉锯战才告一段落。
东亚时间文化共同体的形成
822年，大唐司天监官员徐昇创制《宣明历》，后经由渤海国（唐朝时期由靺鞨粟末部联合其他靺鞨诸部和部分高句丽部建立的多民族地方政权，全盛时辖境包括今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东北及俄罗斯远东地区部分区域，史称“海东盛国”）传入日本。862年，日本正式颁行《宣明历》，并沿用至1684年。这部在日本绵延八百余年的《宣明历》，见证了中日两国在天文历法、政治制度等层面的深度交流和深刻共鸣。
在东亚封贡体系下，历书的传布成为政治认同的重要象征。1372年，明太祖赐予琉球国《大统历》，琉球国始行中国历法。初由大明礼部赐予王历一册、民历百本，因为海路遥远，使者领历返国，当年已过，历书失其时效，遂改由福州布政司代印颁发。朝鲜半岛“自古受朔于中华，不别立书器，新罗之用麟德大衍，高丽之用宣明授时”；至李氏朝鲜，先后采用明《大统历》、清《时宪历》。
琉球国使臣“迎历如迎诏”的庄严场面，朝鲜王廷屡次遣使来华学习《时宪历》的编算方法，这些都表明时间秩序的共享已成为东亚文明共同体的无形纽带。
东西时间文化的相互启迪
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队曾经将汉文历书译成粟特文字，当中亚古城出土的汉文、粟特文双语历日残片重见天日时，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特别是对时间智慧的接纳与融合。
在欧洲文艺复兴进程中，时间制度及其文化在欧洲的碰撞更加引人瞩目。当耶稣会士把中国的干支纪年系统介绍到西方后，这种连续不断且远超《圣经》纪年尺度的时间记录，在欧洲思想界引发深刻反思。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赞叹道：“中国人把天上的历史跟地上的历史结合起来了。在所有民族中，只有他们始终以日蚀月蚀、行星会合来标志年代；我们的天文学家核对了他们的计算，惊奇地发现这些计算差不多都准确无误。其他民族虚构寓意神话，而中国人则手中拿着毛笔和测天仪撰写他们的历史，其朴实无华，在亚洲其他地方尚无先例。”
与此同时，中国历书上的文化符号，通过瓷器、漆器等载体的传播，曾经悄悄地改变着欧洲人的审美趣味。1745年，荷兰商人订制的青花碗，内壁环绘二十四节气花卉图案，外壁则装饰欧洲纹饰，于是东西方的时空观念在这件器物上融为一体。大英博物馆所藏“历法套盘”，把中国的节气、生肖元素与西历月份相结合，这不仅是文化对话的独特见证，也是美美与共的生动体现。
明清之际，西方天文学知识随传教士东来，与中国传统历法碰撞融合，推动了中国时间制度的深刻变革和推陈出新。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秉持“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理念，与西方传教士合作，引领了《崇祯历书》的编纂。清初，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将《崇祯历书》删订为103卷，进呈清廷后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清廷据此制定了新的官方历书，并定名为《时宪历》，特别是还在封面显著位置印有“依西洋新法”字样，《时宪历》成为中西历法融合之产物的重要标志。然而，《时宪历》在历法计算方法上虽然有所革新，传统农历的文化框架依然稳固。对待西方文化的这种“体用分离”的方法，凸显了中华文明在吸收外来文化时的独特智慧，既大胆引进先进技术，又审慎守护文化传统的核心要义。
历书双轨制的转型
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改用阳历令》，正式推行公历（阳历），标志着中国在时间制度上开始与国际接轨。这一变革并非简单取代传统农历，而是逐步形成“双历并行”的新格局，公历主导国家政务、国际交往等，农历则延续指导农事节气与传统节庆，融入日常生活之中。
这种“双历制”在民国时期的历书中得到充分体现。由北洋政府教育部观象台编撰的《中华民国元年新历书》采用新旧历对照编排，删除传统历书中日常宜忌等内容，突出科学性与实用性。民间流行的《民国全序通书》不仅公历与农历并存，还保留“宜嫁娶、忌动土”等传统择吉注释，不少民众买回后，仍在封面上用朱笔写下：“灯下无忌，夜观大吉”或“晚看无妨，夜观不忌”等词语，折射出新旧时间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交融。
1929年，国民政府曾强力推行“国历一元化”，禁止历书附注旧历，但因脱离社会实际而未竟全功，反而印证了农历的顽强生命力。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民间出版机构的灵活应对，如上海商务印书馆推出左右新旧历对照的《国民日用百科通书》，便于民众协调中西时间；发端于清末通商口岸的“月份牌”，则将广告、年画与日历巧妙融合，以视觉化方式普及双历并行；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发行的《便农书》《农家历》，则以节气与农事知识替代日常宜忌，并纳入中外进步纪念日，突出历书的教育与生产服务功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书形式更加多样化，逐步成为传播科学知识、生活常识的文化载体。20世纪后期，挂历曾作为“国家名片”走向世界，以山水绘画与摄影作品传递中国形象；随后，便携台历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日常生活的实用工具。进入数字时代，电子日历实现了全球时间的即时同步，而《故宫日历》《敦煌日历》等文创产品，则将文物、节气等文化遗产元素与现代设计有机融合，推动历书从功能工具向文化载体转型，并逐渐成为在国内外广受欢迎、传播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媒介。
近代以来，历书“双轨制”的形成与延续，并非被动妥协或简单折中，而是一种从容自信的文化姿态与主动选择，体现了不同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中国在接纳以公历为代表的全球时间体系的同时，始终保持与农历所承载的自然节律、文化传统及情感记忆的深刻联结。传统农历凭借其强大的文化韧性，在现代化进程中找到了新的定位。
春节里团圆、清明中追远、中秋时思念，这些深深植根于农历的时间节点，继续为当代社会生活提供重要的文化坐标。与此同时，文创历书以其独特的审美价值与文化内涵，持续参与并丰富着人们对时间的深刻理解和多元化体验。
从殷商甲骨历到智能电子日历，从皇家秘藏到百姓日常，中华历书的演进历程，堪称一部浓缩的文明史。它见证了华夏文明如何理解时间、组织社会、面对世界。曾几何时，过“洋节”一度被视为时尚和时髦；如今，“二十四节气”入选联合国非遗名录，《故宫日历》等文创产品风行海内外。这表明，中国古老的时间智慧依然生机盎然，积极参与并贡献于当代文明对话。在时间长河里，唯有秉持开放之心，“敬授人时”，方能让文明之光在文明互鉴中“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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