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二十七年冬日，皋兰县一位新任县丞在驿道上裹着狐裘，嘟囔一句：“这一路三百里荒风，到了红水堡才算进了衙门的影子。”这声感慨，正道出了清代甘肃基层治理的难处。省大、县大、路难行，若只靠一位知县坐镇城里批文盖章，远山深沟里的百姓等得到那一纸公文，粮草、刑狱却早已积压难解。于是，“分州”“分县”这种带有准县级功能的“折中办法”被推上历史舞台。
明代已有在外设置佐贰官的先例，清廷顺手沿用并扩充，仅在甘肃就布局了十三处。制度并不复杂：知府、知州、知县之外，另派副手外驻。官名随隶属不同而变，同知、州判、县丞、主簿皆有。照驻扎地点与权限，又可分为留守、分征、分守三式。掌钱粮、理刑名的分征岗位权力最大，百姓口里干脆称其衙署为“分县”。因为拿着印信，既收税也断案，说是“另开一府”并不夸张。
甘肃设分县的动机并非一条，主要有三：地理隔绝、战略防御与经济催生。先看地理。河西走廊延绵千里，驿站再密，也挡不住沙尘与山岭。张掖治所到东乐堡二百余里，雪后山口易断，道路一封便是十天半月，东乐分县就这样被催生。再看军事，灵州边墙外的花马池、打拉池等地本是明清边防据点，牧马屯兵常驻，设分县利于就地调度鞑靼、回部事务。至于经济，董志原、红水堡的盐碱地一旦变作粮棉新垦区，税课骤增，县丞自然跟着来。
若把这十三个“分州”“分县”按疆域画圈，不难发现它们分布成三串“珍珠”。第一串沿着宁夏平原向西北，是花马池分州与打拉池分县。前者生于明正统八年的军事营堡，雍正朝升格为灵州花马池分州，民国二年改称盐池县，至今仍是宁夏“盐草之乡”。后者的根则扎在西夏故地达啰城。清同治十三年新置海城县，用打拉池县丞管刑名钱粮，民国废并靖远，1985年白银设市后，打拉池划入平川区，身影尚存于共和镇。
第二串镶在河西走廊，东起张掖西至酒泉。乾隆八年东乐堡有了县丞时，只是张掖县的一隅；民国十八年，县城南迁洪水镇并改名民乐，成了今日祁连山下的粮仓。高台毛目分县出身稍晚，1913年独立为县，十五年后改名鼎新，成为黑河绿洲北缘的交通咽喉。同在西北的王子庄分州始于雍正七年，为肃州直隶州东翼的“卫星”。民国初年化身金塔县，现今已拥拦砂水库与葱郁胡杨林，见证丝路驼铃变汽笛。
第三串则散落在陇中高原与陇东丘陵，数量最多。红水堡分县背靠黄河，水土虽碱，偏偏出小麦。民国二十二年与靖远西部结合，名称改作景泰，取“景星庆云，国泰民安”之意。狄道沙泥驿因川道宽阔、牧草充足而设，乾隆五年准升分州；民国更名洮沙，1950年撤县并回临洮，如今只剩太石镇街口一截残墙提醒过往。阶州西固分州的故事更曲折：万历时因巩昌府西防而生，民国改西固县，建国后再拆分为宕昌与舟曲，两县一藏一汉，仍以白龙江相系。秦州三岔分州则是一座“临时衙门”，乾隆二十五年卫所吴砦增设州判，三岔厅运营百余年，1929年并回天水县，麦积山游客来去匆匆，很难想到脚下曾有一位小小州同日理百案。
剩下四处在陇东、宁南也各有来头。固原硝河城分州脱胎于明代边堡，民国一并固原。隆德庄浪分县虽降格为乡，却保持文风不坠，辛亥前科举名列固原诸县前茅，民国二年复为庄浪县，今日仍在泾河上游。漳县分县的恢复历程颇具象征，道光九年降并陇西，结果连年旱灾、漳水改道，民间“请愿重设”声浪不断，终于在民国二年独立，成为定西南缘的林麝产地。董志原分县原属安化，清同治十三年为掌盐茶贸易而设，却在民国裁撤，1949年改名庆阳，黄土塬的石窑依旧，县名早已不同。
有人问，分县到底算不算真正的“县”？若看官制，它们没有专署的“照磨”、“典史”，也无独立折奏京师的资格；不过钱粮单独开库、刑名单列案簿，这是县治的根。以一句当年的大实话作结——乾隆年间，东乐堡百姓对张掖知县说：“敢问老爷，可否少派差役？咱们家走到府城一来一回十天，东乐就近办吧。”知县点头笑答：“好，便派县丞在此坐堂。”一个“近”字，解释了清代甘肃的十三个分县，也讲清了边地治理的艰与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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