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郭沫若不懂文学，那中国简直没什么人懂文学了。
最近读了一本老书，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1970年作者写这本书时79岁高龄，说实话能把李白和杜甫的人生轨迹、性格特征梳理得很清晰，相当难能可贵，即使是今天看，这本书仍然具有很好的史料价值。然而它没有文学价值，一个文学家，写了一本与文学背道而驰的书。
郭沫若是喜欢李白的，对李白还能比较稳重，但对杜甫，实在是太离谱了。
郭先生对杜甫的分析分为几个部分：杜甫的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宗教信仰、嗜酒终身等等。本文举几个小例子，只说阶级论。
1
郭沫若说，杜甫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作为封建时代的诗人，在1200多年前就有这样明白的认识，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但是：
既认识了这个矛盾，应该怎样来处理这个矛盾？也就是说：你究竟是站在哪一个阶级的立场，为谁服务？……杜甫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
如何来从杜甫作品中读出地主阶级立场呢？
郭沫若列举了杜甫的《新婚别》。这首诗是以新娘子的口吻话别从军的丈夫，诗中有一句“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郭沫若说：
真正的“贫家女”是不能脱离生产劳动的，何至于“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这显然是诗人的阶级意识在说话。不过像这样暮婚朝别、送郎从军的“贫家女”故事一定不会是虚构，只是杜甫写得不够真实而已。
贫家女在未出嫁时，是不是就要抛头露面到地里锄草插秧干活，我相信郭沫若也不知道，难道在家中“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一样是生产劳动？
这和唐小林胡说什么莫言母亲不可能有金银首饰卖是同一个道理，自己对生活没有认知，却自信地“猜谜”。猜谜是为了曲解，只要肯歪曲，无所不能猜。
按照郭沫若的说法，贫家女一定要深明大义，兴高采烈地送郎参军，投入到平定叛乱的正义战争中去，这样的描写才是真实的。我看恰恰错了，杜甫如果那样写，才是完全忽视了人的情感，是虚假文学。
2
郭沫若还列举了《新安吏》。大唐天宝年间规定，男子年满22岁才叫丁，18岁男子只能叫“中男”。但安史之乱后，新安这个地方所有的壮丁都被拉完了，现在奉命拽走年满18岁的“中男”。诗人看到有母亲相送的男孩，都比较壮实，显然平时有母亲照顾，没有人送行的男子就羸弱得很，这说明母亲死了或者病了。为什么只有母亲送行呢？这说明家里的老爹也早就被拉走充军了。诗人激愤地喊出“眼枯即见井，天地终无情”，郭沫若说：
使人民受到这样的灾难到底是谁的责任？应该怎样才能解救这种灾难？诗人却讳莫如深，隐而不言；而只是怨天恨地，只知道与受难者一味的劝解和安慰。故诗人的同情，应该说是廉价的同情；他的安慰，是在自己安慰自己；他的怨天恨地是在为祸国殃民者推卸责任。
“谁的责任，怎样解救这种灾难”，还有上文“如何处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矛盾”，这是杜甫能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吗？不仅杜甫不能，杜甫的时代不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先驱者孙中山等人回答的问题，早年的文学青年郭沫若也回答不了啊。
3
郭沫若说，杜甫有一首《喜雨》，诗中有“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为啥要清洗吴越一带呢，因为当时吴越发生了袁晁领导的农民起义，将近20万人，杜甫恨不得把他们清洗干净！
这就是诅咒农民起义，成了立场问题。郭沫若说：
可怪的是解放前后的一些研究家们，沿袭着旧有的立场，对于杜甫不是采取批判的态度，而是依然全面颂扬，换上了一套新的辞令。以前的专家们是称杜甫为“诗圣”，近时的专家们是称为“人民诗人”。被称为“诗圣”时，人民没有过问过；被称为“人民诗人”时，人民恐怕就要追问个所以然了。
郭沫若用阶级分析的理论，对杜甫“追问”的结果，是“三吏三别”种的吏都不那么可恨，杜甫笔下的老百姓，都是精心挑选的顺民，没有丝毫反抗精神，所以杜甫的诗，“人民性”不能夸大，他的阶级性倒是清楚的，那就是合乎地主阶级、统治阶级的需要，他的诗歌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
按照郭沫若的要求，杜甫要赞美农民起义，要追究唐玄宗、唐肃宗父子的责任，要表达老百姓面对抓丁的奋起反抗，要表达“贫家女”的勤劳勇敢，总之按照这一套来写，杜甫才算站稳了立场，按照这一套来写，杜甫才算是脱离了地主阶级。
可是按照这一套来写，杜甫分明是革命家嘛。
郭沫若不懂文学吗？郭沫若“太懂”了，他懂得可以从任意角度解释文学，他懂得从杜甫1500多首诗歌中找出毛病来，他懂得可以写一些违心的东西。
郭沫若懂文学吗？这时候郭沫若是一点都不懂，他无视文学属性和文学规律，以单一的阶级论解释一切，按照一套东西，没有一个作家有活路。
我最欣赏郭沫若对蒲松龄的评价：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然而这是他早些年的评价，晚年的郭沫若已经把自己推翻了。
砚边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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