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潘玉良弥留之际，留下遗言：我有两件东西，交给潘赞化的子孙|刘海粟|女画家|徐悲鸿|潘玉良|潘赞化|画坛

1977年的秋天，巴黎的天气已经有了凉意。一个中国老太太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身边人不多，她却格外清醒。她摸了摸枕边的小包，低声说：“这两样东西，还是得回到潘家去。”一句话，说得极慢，却很坚决。很多年后，人们回忆起这一幕，才慢慢把她的一生串联起来。

这位老人，正是早年在上海画坛赫赫有名、旅居法国半个世纪的女画家——潘玉良。她名字的来历，她命运的转折，她与潘赞化之间剪不断的牵挂，都在那两件遗物里，留下了余温。

有意思的是，人们对这位女画家的认识，多是从1993年上映的电影《画魂》开始的。可银幕上浓缩成两个小时的故事，远远包不住她曲折的一生。她的起点，比电影更寒凉；她的坚持，比故事更倔强。

一、从宗谱里走出的“孤女”

关于她的原名，百年来说法纷纭。潘玉良、陈秀清、张玉良、潘世秀，这些名字都曾出现在档案和回忆里。直到近年安徽桐城发现《潘氏宗谱》，才逐渐确认，她原本叫陈玉良，籍贯在安徽一带，这一说法与她后来的生活轨迹也更为契合。

“玉泽天成，良人如天”，这个名字听上去温润、安稳，仿佛是为了一个能在庭院里安度一生的女子准备的。遗憾的是，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被一次次重击击碎了这种平静。

1895年，她出生在一个贫寒人家。父亲早逝，母亲体弱，幼年的她几乎是在亲人不断离开的阴影中长大。1岁失父，2岁丧姐，8岁母亲也撒手而去，家中灯灭人散，她成了孤零零的孩子。母亲临终之前，只能把她托付给娘家舅舅，希望她能有口饭吃，有地方落脚。

试想一下，一个没什么谋生本事、又沉迷赌桌的舅舅，要扛起多大压力，才肯把外甥女养大？可事实证明，这个男人并没有这样的担当。他赌技不精，赌瘾倒不小，输了钱，就想办法往家人身上“找补”。到了她十四岁那年，一笔赌债压得他抬不起头，最终，他把这个外甥女卖进了县城的青楼。

这一脚，把陈玉良的人生，彻底踢进了泥坑。

青楼里，少女被换了个名字，换了身衣裳，却换不掉骨子里的惶恐和羞耻。她先是做烧火丫头，干的是最粗笨的活，因为模样并不惊艳，也还没被推到“前台”。这段时间，反倒成了她一点点酝酿反抗的缓冲期。

她试着逃跑。一次、两次、不止几十次。每逃一次，就被抓回来痛打一顿，皮开肉绽，再扔回原处。换成一般人，早就认命了，可这个出身寒门的小姑娘就是不服。老鸨看着都摇头：做了这么多年生意，这样不肯低头的女子，还真不多见。

或许是看她性子太硬，一味打压只会坏事，老鸨换了个办法，让她学唱戏、学琵琶、学扬州小调。命运有时候真是拐得让人摸不着头绪：正是这些技艺，后来成了她唯一能向上一步的梯子。

几年下来，她在当地已经算有名气的艺妓，会唱、会弹，台风稳，客人渐多。虽然仍走不出“青楼女子”的圈子，但至少不再只是被人驱使的粗使丫头。

有一天，人生的转折点悄悄来了。

二、一个“正人君子”，一段结局难料的缘分

那一年，大约在1912年前后，芜湖海关迎来了一位新上任的监督——潘赞化。这个名字，在安徽桐城本就是响亮的：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参加过辛亥革命，是典型的新时代读书人。这样的人，按理说和青楼之间应该风马牛不相及。

就职那天，商界绅士为他接风洗尘，摆酒作陪，地点自然选在当地有名的怡春院。为了“撑场面”，商会会长特意点名，让这里最“有才情”的艺妓上台助兴，这个人，就是潘玉良。

那一晚，她一身戏服，抱着琵琶登场。她的长相不算出众，身材偏壮、五官粗放，但眼神里有种与年纪不相符的沉郁。她启唇，弹弦，唱起那首《卜算子》，唱到“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声音不高，却扎进人心。热闹的厅堂，竟安静了下来。

有些情绪，是装不出来的。一个在青楼里挣扎多年的女子，对“去也终须去”的理解，自然比一般人更深。潘赞化听完，起了好奇，便问一句：“这词是谁写的？”她不敢抬头，小声答道，是南宋营妓严蕊。这个回答，让他有些意外：一个青楼女子，居然知道严蕊。

“你还有点学问。”他顺口夸了一句。她忙摇头，说自己没念过书。潘赞化叹了口气，说了句“可惜了”。这句“可惜”，在当时不过是顺势而发，却在她心里，留下一道长久的暖意。

当晚，有人想巴结潘赞化，提议把潘玉良送过去“陪宿”。他不习惯这种场面，心里不愿，嘴上又不好太过得罪人，就换了个说法：“叫她回去吧。明天让她陪我逛逛芜湖。”

这一句，看似随口，却实打实地给了她一顿毒打。回到怡春院，老鸨怀疑她“没尽全力”，怒气难消，拳脚相加。第二天，她拖着带伤的身体来到约定地点，精神不免有些恍惚，一见潘赞化，却又愣住了。

这个男人，不像那些满嘴油滑的客人。他和她并肩走着，讲起芜湖的商埠、码头，也讲谈他在日本留学时见识到的新思潮。说话的口气里，没有命令，也没有轻薄，反而像个老师在带着学生看世界。她一边听，一边偷看他的神情，忽然觉得，这个下午，过得太快。

“张姑娘。”临别时，他吩咐下人送她回去，用的是“姑娘”二字。对于一个出身青楼的女子来说，这两个字，比金银还重。她忽然冒出一个念头：不能再回去那种地方了。

门口要分开的一刻，她鼓起勇气，声音发抖，却讲得很清楚：“大人，求求您，留下我吧。”这句话，既鲁莽又聪明，把路堵死，也把话挑明。

潘赞化早已成家，有妻有子，按礼法，这种请求麻烦极大。但看着这个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少女，又想到她刚才看风景时那种认真、那种渴望，心还是软了。他答应收她进门，做妾室。当晚，他没有碰她，只让她安心休息。

那个夜里，她难以入睡，在昏暗的灯下，拿起纸笔，画起荷花。这一笔，似乎把她过去的泥淖人生，缓缓划开了一道口子。

1913年，在陈独秀作证之下，两人在上海正式成婚，她成了潘家正式承认的小妾。新婚之夜，她在自己画的荷花上，写下一个“潘”字。潘赞化提醒她，可以继续姓原姓，她却倔强地说：“没你，就没有我。”这一念认定，支撑了她后来几十年的漂泊。

三、画笔撑起的第二次人生

婚后第三天，他们抵达上海。这里是当时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之一，西式建筑、报馆、学校林立。潘赞化在忙公务之余，为她租房、请老师，安排她学习识字、算术。一位新式知识分子，愿意为出身青楼的小妾花精力栽培，这在当时并不常见。

她学得极快，像是要把前半生缺失的一切都追回来。认字、读书、听他讲时局，整日不知疲惫。邻居里有一位画家洪野，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是研究色彩学的教授。一天，她从他家门口走过，被画架上的色彩吸引，忍不住站在门口看了很久。

洪野看到这个年轻女子眼神里的着迷，随口让她临摹一幅画试试。没想到，她下笔虽生，却抓线准确。他看完，颇为惊讶：“你有画画的天分。”这位教授后来写信给潘赞化，明明白白说，愿意免费收她为学生，理由很简单——“感觉敏锐，接受能力少有”。

从那以后，她一边补文化课，一边学素描、学色彩。几年打底，终于到了要往更高的平台闯一闯的时候。1918年，在丈夫与老师的鼓励下，她报考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那时的上美专，在国内画坛属于凤毛麟角，报考人数多，淘汰极狠。

考试那天，她并不慌，低头画完，一幅素描干净利落。监考老师都夸她画得好，连洪野也替她捏了一把汗，却又信心十足。谁知成绩一出，榜上无名。原因不复杂——她曾是青楼女子，这点背景，被人翻了出来，教务处里，有人坚持“名节要紧”。

洪野气得不行，直闯校长室，拍着桌子据理力争：人才本就难得，如果用出身卡门，那还是不是搞教育？刘海粟沉默片刻，拿笔在榜单上刷刷写下三个字——“潘玉良”，写在第一名左侧。

这一笔，改变了一个女人的一生。

她进入上美专后，面对的，是当时中国画坛少见的课程——人体素描，还是“真人模特”。讲台上站着裸体模特，同学低头作画，她却总是脸红，画出的线条拘谨僵硬。老师提醒她，风景画得不错，为何人体造型却迟钝？她苦恼不已，一直挣不脱心里的那道“羞耻”关口。

有一次，她带着画具去公共浴室找“素材”，结果被人发现，骂作“不知羞耻”，甚至动了手。她挨了顿打，心里却反倒下了决心：既画不好别人，那就画自己。晚上，她关上门窗，对着镜子脱光衣服，一点一点观察、琢磨身体的结构，慢慢地，画面开始有了生命。

在这种近乎自我解剖式的练习中，她完成了油画《裸女》。作品一展出，震动全校。同学惊讶，老师惊讶，刘海粟也专门问她创作过程。她老老实实说了自己的构思，刘海粟听完，只提了一句：西画在国内路还窄，有机会，去法国看看。

话说得不多，却点明了未来的方向。

1921年，在潘赞化的支持下，她踏上了赴法求学之路。先在里昂的中法大学学习，1923年转入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又结识了徐悲鸿、邱代明等留学生，后来又去了罗马国立美术学院，系统学习油画与雕塑。

在罗马，她迷上那些古代建筑和雕塑，常常一待就是一整天。1928年，她从油画专业毕业，进入雕塑班继续深造。那段时期，她的生活并不宽裕，学费、生活费几乎都靠远在国内的潘赞化负担。偏偏这个时候，潘赞化在国内仕途失意，海关监督的职务被撤，收入不稳，寄往欧洲的津贴时有时无。

1929年春天，她已经连续四个月没收到家信和汇款，在课堂上因贫病交加晕倒。老师和同学们凑了点钱，才算帮她熬过难关。好在，命运没有彻底拦住她。在一次欧亚现代画展上，她的油画《裸女》获得三等奖，奖金5000里尔，对当时的她而言，不啻于雪中送炭。

这一回，她开始真正学会自立。

学成在即，她在欧洲遇到了远道来游学的老校长刘海粟。两人在异国重逢，她眼眶一红，扑上去紧紧抱住他，像见到了久违的亲人。刘海粟当场拍板：回国后，回上美专，任绘画研究室主任兼导师。

一个曾经被人嫌弃出身的女子，此时，已经站到了中国新式美术教育的前列。

四、从画坛“明星”到再度远行

1930年前后，她带着几乎九年的海外学养，踏上归国的轮船。回到上海后，她和丈夫短暂团聚，很快又投身工作。1931年前后，她在上海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展出作品两百余件，油画、水彩、雕塑一应俱全，轰动不小，《申报》等报纸都有专题报道。

几年的时间里，她连开数次个展，画坛名气越滚越大。1932年第二次展览时，刘海粟从欧洲归来，也到场观展，对她功底颇为赞赏，提醒她在吸收西方技法的同时，多向生活、多向中国传统汲取营养。这番点评，她记在心里。从那之后，她更频繁地走进乡村、山水，从普通人的日常中找题材。

然而，社会对她的态度，并没有随着名气提升而完全转变。有些偏见，是牢牢钉在过去经历上的。1936年的第五次画展上，她的一幅油画《人力壮士》被人恶意毁坏，还被涂上“妓女对嫖客的歌颂”这样刻薄的字眼。这样的攻击，对一个曾竭力想摆脱过去的人来说，打击极重。

偏偏，这个时候，家里的矛盾也集中爆发。

潘赞化的原配夫人从老家来到上海，看到小妾如今成为教授、画家、报刊人物，心里难免不平。她本身就是按旧礼法生活的正房主母，面对一个出身青楼的小妾，却在外面“出头”，自然难以接受。在当时舆论本就对潘玉良不友好的情况下，这位大夫人开口就用“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的话压人，话里话外，都围着“出身”打转。

有一天，潘玉良还没进门，就听见屋里激烈的争吵声，大夫人冷冷说：“没有我们赎她，她现在什么都不是。如今喝了点洋墨水，就想同我平起平坐？”潘赞化试图为她辩护，却架不住原配连珠炮一般的责难。

站在门外，她一句句听在心里，却一句也不愿再听下去。她转身出门，在街头找了个僻静角落，放声大哭。她不怨丈夫，也不怨原配，更怨不得那些写恶毒字眼的人，她唯一恨的，是自己无法改变的出身。

情势在那一刻变得清晰：留下，只会让潘家内外都不好做人。于是，她做了个让许多人后来都感到唏嘘的决定——再度离开中国。

她登上前往欧洲的邮轮，本以为几年之后还能回来，谁知，这一去，就是四十年。

五、远在异乡，心不离人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大地满目疮痍。潘玉良人在法国，一边作画谋生，一边眷念家国。1938年南京失守的消息传来，她在巴黎承受着信息不畅带来的折磨，长期联系不上国内的丈夫，也不知道亲人是否平安。有人向她示好，提出婚恋，她却断然拒绝，只简单回应一句，大意是：与潘赞化真心相爱，只盼有一日能回到他身边。

在异国他乡，她坚持“三不”：不加入他国国籍，不再谈情说爱，不与画商签订长期压制性的合同。这种坚持，实在不太“实用”，却很符合她一贯的要强。她宁愿画得辛苦一点，也要保住作品的独立性，更要保住自己对那段感情的忠诚。

国内的潘赞化，这个时候也在经历大起大落。抗战期间，他在各地奔走，参与团结抗日的宣传，后来对政局渐感疲惫，干脆退出政治，在四川江津等地教书。1940年前后，他回到安徽桐城，在中学里任教，潜心办学育人。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安徽省文史馆馆员，主要从事文史资料整理工作。1959年，他在安庆病逝，享年七十五岁。

这些消息，潘玉良并不是第一时间就知道的，中间隔着战乱、隔着海洋，更隔着通讯的阻断。她能做的，只是坚持画画，坚持活下去。

1950年前后，她已经能在欧洲多地举办个人画展，意大利、瑞士、比利时、希腊都有她的作品展出。巴黎的画廊、报纸，开始频繁提到这位“来自中国的女画家”。她当选巴黎中国艺术学会会长，在艺术圈里谈笑有声。但不得不说，光鲜之下，想起国内那个曾经为她四处奔波的丈夫，她心里始终有一块地方空着。

也是在1950年前后，她在法国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徐悲鸿已任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刘海粟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两人的画展在国内受到官方高度重视，场面盛大。这则消息，让她既欣慰，又隐隐心动——同样是早年留洋求学的画家，有人已经在新中国找到了位置，她却仍漂在外面。

就在这个阶段，她收到了一封来自国内的信。信的署名，是那位阔别多年的丈夫潘赞化。信里简要介绍了新中国的建设情况，语气充满期待，希望她能早日归国。这样的字句，她看一行，心里便起一阵波澜，立刻写信回去。遗憾的是，此后她收到的回信越来越少，由最初的多页变成寥寥几句，最后干脆断了音讯。她隐约意识到，对方很可能遇到难言的困境，却隔着重重阻隔，什么也做不了。

1958年，她在巴黎多尔赛画廊举办大型个展，“中国画家潘玉良夫人美术作品展览会”开幕，展出多年积累的雕塑、油画、水彩等作品。包括《张大千头像》、《矿工》、《王义胸像》、《中国女诗人》等在内的雕塑，以及《塞纳河畔》、《浴后》等作品，引起广泛关注。巴黎市政府购入十六件，法国教育部门、市立东方美术馆都有收藏。她的名字，在欧洲艺术界真正站住了脚。

她的画，吸收了印象派的光影技法，又加进中国画的含蓄与线条。用色大胆，笔触干脆，有明显的个人情绪，有人说从画面里能看出她的豪放，也能看到一股压抑许久的疼痛。她画风景，画人物，画母子，画劳动者，题材多样，技法灵活。不能不说，这位出身卑微的女子，靠自己一步步，把“艺术家”三个字，刻得很牢。

1964年，中法建交。对她来说，这本是一个难得的契机。照理，只要相关手续顺利，回国探望丈夫、亲人，并不是全无可能的事。她也的确产生过浓烈的归心，甚至开始设想回到中国后如何继续教学与创作。

然而，现实比设想更冷。潘赞化早在1959年就已离世，这个消息，她后知后觉。等到国内政局渐趋稳定，再有人专程带着问候来到她的病床前，已经是1977年了。

那一天，远道而来的访客向她转达刘海粟已回南京主持艺术学院的消息，她安静听完，笑了笑，说：“好，好。”很明显，她心里至少放下了一块石头——旧日的老师，终究有了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