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书记载，西汉时期丝绸之路已开启中国与西亚、北非和欧洲文明的交流。海上丝绸之路，是经由海洋与外国的文化和商贸的沟通，兴盛于唐代，宋元进入高峰期，延续至明，清代逐步走向衰落。李白有诗云：“海客乘天风，将船远行役。譬如云中鸟，一去无踪迹。”这“海客”指的就是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约公元9世纪，有商人先后从浙江、湖南、福建、江西、河南、河北、广东等地收集烧造的瓷器，经过内陆江河湖泊的港口集散地接驳，转运。通过明州（宁波）、泉州、广州等地的海港码头，这些瓷器和丝绸、茶叶、金属器等，经由海路运往亚、欧、非洲各地。海外商贾带来的，则有珠宝、香料、象牙、玳瑁、犀角、高丽人参、日本杉木等。水下考古人员在沉船中发现的瓷器数量多，影响大，历史悠久。由此，海上贸易航道有“海上瓷路”之称。
沉船勾画“海上瓷路”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考古人员在对以埃及首都开罗南郊的福斯塔特遗址为中心、包括红海沿岸港口遗址在内的区域进行调查和发掘时，发现了大量中国瓷器碎片。福斯塔特遗址始建于公元7世纪，出土陶瓷片达六、七十万件之多。这些碎片中，中国瓷器占比数量大，品质精，器形丰富，历史悠久。这个遗址被誉为“地下陶瓷博物馆”，是发现中国陶瓷贸易的要地之一。在东非、东亚、阿拉伯半岛、波斯（今伊朗）等地的古代港口遗址考察中，学界发现了遍布中国瓷器的碎片。其中波斯是通向欧洲的一个重要转运点。这些碎片是瓷器运抵彼岸、在卸货时打碎后留下的。此外，船只在海上航行时常会遇到不可预测的风险。今天在世界各地海域发现的满载大量中国瓷器的沉船，正是这段历史的见证。1998年，人们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附近海域17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一艘古代沉船。经勘察，这艘商船在航行中触碰一块黑色大礁岩而沉没，因此被命名为“黑石号”。经过水下考古发掘，数万件唐代瓷器出水，这是目前已发现最早的海上贸易瓷沉船。其出水瓷器种类丰富，包括浙江越窑青瓷、湖南长沙窑彩瓷、河南巩县窑白瓷、青花瓷、白釉绿彩瓷，以及河北邢窑白瓷等。
数十年来，国家水下考古队对广东、福建、海南等沿海海域积极开展古代沉船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1987年在广东阳江海域发现的一艘南宋时期沉船，被命名为“南海一号”。该沉船于2008年采用整体打捞的方式出水，出水瓷器约16万件套，种类包括浙江龙泉窑青瓷、福建德化窑白瓷、青白瓷、闽清义窑白瓷、磁灶窑黑釉瓷、绿彩瓷、白瓷、景德镇窑青白瓷，以及广东水车窑和北关窑等，并因此在广东阳江海陵岛建立“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1975年，考古人员在韩国全罗南道新安海域发现了一艘沉船，后将其命名为“新安沉船”。1976年至1984年间，经过11次考古发掘，这里出水了种类丰富的20000余件瓷器，除了中国的种种名瓷，还包括韩国的高丽青瓷等。
公元17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于马六甲海峡截获了一艘满载中国青花瓷器的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此后，这类青花瓷便被欧洲人称为“克拉克瓷”。克拉克瓷兴盛于明末万历年间，至清初逐渐衰落。后因市场需求旺盛，福建漳州窑大量仿制克拉克瓷，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展贸易，将其运往欧洲、东亚等地。
各地海域的沉船，证明千百年来“海上瓷路”航线如网络般将中国与世界各地相连。中国瓷器，是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与沟通的见证。
瓷器上的异域风情
海底沉船中发现的瓷器，多彩多姿，涵盖不同时代，其中不少洋溢着鲜明的异域风情，见证了千百年来中国瓷器为满足海外市场需求而进行的调整与融合。
早在唐代，长沙窑便作为外销瓷的代表，浓缩了当时中外交融的盛况。长沙窑青瓷以黑、蓝、绿、黄、褐等色彩进行彩绘，纹样题材丰富多样，包括摩羯鱼、卷发女人头像、绿彩阿拉伯文纹饰、贴塑波斯人形象，以及与宗教相关的植物纹等。绚丽的色彩与生动丰富的纹饰，共同呈现出鲜明的异域风情。
元代贸易瓷中，龙泉窑青瓷和青花瓷尤为突出地体现了海外市场的审美需求。龙泉窑青瓷出现了大量口径达40厘米左右、制作精美的大盘，这类器形在宋代未曾见，应是针对阿拉伯地区餐饮需求的产物——当地人有吃手抓饭的习俗，宽折沿上可放置佐料，蘸着饭团食用。在土耳其古老清真寺的门楣上，至今仍可见到龙泉青瓷大盘的镶嵌。十字军东征时期，龙泉青瓷风靡欧洲，被称作“雪拉同”，成为欧洲王室争相收藏的珍宝，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也拓展了欧洲贵族的审美情趣。
青花瓷则在元代中期发展成熟，展现出典型伊斯兰风格：云肩纹、开框、花纹布局繁密、多棱器形，皆再现了伊斯兰文化的审美特征。蓝色并非汉民族传统色彩，而伊斯兰民族崇尚纯白与幽蓝的对比，同时元蒙人崇信萨满教，以蓝色象征天，白色象征善，与蒙古族起源图腾“苍狼白鹿”的色彩意象相契，这很可能成为青花瓷在元代发展成熟的关键因素。元代青花瓷纹饰层次多、布局密集繁缛，大盘内壁常绘有五层纹饰，盘底中心饰如意纹开光或六个扇形分割杂宝纹，青花发色浓艳。这种从纹饰、色彩到造型的审美追求，与中国贵族文人崇尚青、白单色釉的温润典雅之美迥然不同。
明代贸易瓷中，景德镇窑出现了一种带有基督教、伊斯兰教、希腊字母、拉丁字母徽号的瓷器，这种装饰图案是外销瓷中特有的。这一时期，传教士从葡萄牙来华，一边布道，一边定制瓷器，使得这些瓷器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和不同国家的徽章标志。器形上出现了双流瓶、盖杯等新形式，折射出中西方饮食习俗的差异。克拉克瓷是明代外销瓷中数量较多的种类，其典型纹饰为盘子宽沿，内壁以圆形、扇形、花瓣形开光分割，内绘花鸟、花卉、山水、人物等传统纹样。这种将晚明最具中国画风格的青花瓷画加以开框分割的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有的写意韵味，却也成为中西方文化沟通与融合的独特呈现。
此外，明末日本曾向景德镇专门定制彩瓷，包括青花、五彩、粉彩、斗彩、红绿彩等。因饮食习惯和审美情趣的不同，这些瓷器中出现异形盘、规矩形盖盒、扇形盘、香盒、鱼形小碟等与传统造型迥异的形式。尽管纹饰题材与中国同期相似，但人物面相、服饰、画面构图布局，以及分框、间隔形式的纹样，包括所谓的“古染付”，均表现出日本民族特有的审美风格。
物与空间的意义
泉州作为宋元时期世界第一大商埠，呈现出“外国贾客蚁聚,番货荟集于此”的壮观景象。中国瓷器的精美、典雅与绚烂，吸引着海商云集于此。海外贸易的发达，也拓展了华夏民族对海洋世界的想象。
海上贸易，是器物在不同空间中的流转。如今陈列在土耳其、伊朗、埃及以及欧洲宫殿与城堡中的中国瓷器，曾是当时贵族彰显身份地位的象征。当我们在异国他乡看到陈设在壁炉上、墙面上、柜子里的瓷盘、盥洗具、各式大瓷瓶，以及镶嵌在穹顶上的瓷盘时，常会不由惊叹：元青花！嘉靖！康熙！中国瓷器！一种器物出现在另一个不同族群的空间时，其色彩、造型与纹饰，将传递出制瓷人的思想与情感，与古老的建筑共同构成两种不同文化之间沟通交流的独特形式。就像学者段义孚曾说：“一旦人们想到哈姆雷特曾经生活在这座城堡里……城墙和堡垒似乎突然讲起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千百年来，跨越千山万水的中国瓷器，在异国的古老城堡里，也在诉说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使建筑承载了中外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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