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春季学期，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举办了“文本内外：世界文学的跨界叙事与知识生产”系列读书会。5月26日，在松江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与人文松江活动中心的支持和推动下，该系列第三讲作为“云间有书读书会”第十四次线下活动，在云间会堂文化艺术中心举行。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博士后尹兰曦以《<裘利斯·凯撒>为何少叙凯撒：话语狂欢中的形象重构与真相遮蔽》为题担任主讲。主讲环节结束后，人文松江活动中心的职工在现场演绎了该剧高潮段落。
活动现场
在让-莱昂·杰罗姆1867年创作的油画《凯撒之死》中，遇刺的凯撒倒在画面左下角最不起眼的阴影处，而占据构图主体的，是高举匕首、扬长而去的元老院贵族。这个构图选择并非偶然。当一个历史事件足够有名，后世创作者选择如何呈现它，本身就是一种立场表达，它决定了一部作品真正的肌理。
油画《凯撒之死》
莎士比亚的《裘利斯·凯撒》与这幅画有着相似的内在逻辑。作为标题人物，凯撒在剧情进行到一半时便已死去，台词量在所有主要角色中最少（对比勃鲁托斯的720句、凯歇斯的505句、安东尼的328，凯撒仅由150句），形象前后矛盾、隐约拼凑，似乎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主角。这种“少叙”并非疏漏，而是刻意为之的叙事策略——该剧的真正主角既不是凯撒，也不是谋杀者，而是集体暴力。
莎士比亚将创作重心由讲述故事转移到呈现行为的症候本身，使得集体暴力从行动层面转向语言层面：修辞术操纵人心，话语的拼贴与遮蔽制造真相的幻觉，这种弥散于整部悲剧的叙事暴力，体现了剧作家深刻的媒介自觉。角色、剧作家、演员、观众各自持有的视角偏差参与对同一事件的多层次叙述之中，随着信息之间的叠加、抵消、矛盾与印证，剧场作为交互平台的功用得以充分凸显。在此基础上，该剧通过反思修辞与暴力之间的辩证关系，有效拓展了传统修辞学的作用框架，意图召唤兼具理性判断与政治美德的“修辞公民”（rhetorical citizens）。
故事新编：指向“降级呈现”的文本特征
作为一部改编戏剧，《裘利斯·凯撒》的主题内容历经漫长的文化史演变，衍生出独特的阐释传统。而这一根植于历史真实和文化传统的稳固叙事机制被莎士比亚着意打破。概而言之，剧作者的叙事策略意在强化叙事的含混属性，对事件真相起到遮蔽的效果。以直面“现场”的切近程度而言，历史真实被“降级”为戏剧演绎的“视觉呈现”，部分场景又诉诸转述、谣言、道听途说等不可亲见的“听觉呈现”，甚至一些人物对话再被降级为隐去交谈内容的耳语形态，连听觉信息的传递都被阻断。这种层层遮蔽的“降级呈现”成为该剧重要的文本症候，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以物理性遮挡模糊人物身份，削弱行为动机的正当性。第二幕第一场，反叛贵族用斗篷遮挡脸庞，致使勃鲁托斯无法辨别来者身份，需经凯歇斯逐一介绍。他随后以第三人称称呼盟友，暗示合作关系的游离。颇为讽刺的是，勃鲁托斯决意加入叛党后却拒绝立誓，理由是“彼此赤诚相示”。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指出，誓言借由语言形式对政治权力加以征用和巩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立誓的拒斥，意味着叛党的结盟行为未能转化为有效的政治“权力－义务”结构。刺杀凯撒后，勃鲁托斯以凯撒之血涂抹手臂，历来被解读为对“凯尔弗妮娅之梦”的呼应，但这一诡异仪式似乎为凶手披上一层异物，以“解脱论”掩盖真实罪行。纵使叛党自觉行刺出于高尚的动机，然而以触目惊心的红色手臂作为暴力奇观，反而削弱了这番辩词的说服力。
其二，人物频繁使用耳语掩盖谈话内容，或因信息误传引发危机。耳语形式意在营造信息传递受阻的感知效果，提醒观众人物之间正在发生交流，却将内容整体屏蔽。第二幕第一场，勃鲁托斯在与凯歇斯耳语后随即加入叛党，说服理由不得而知；本剧后半部分密集出现信息误传，凯歇斯之死亦源于此，他未收到“双方胜负刚刚互相抵消”的消息，误以为全军覆没而绝望自杀。人物交流诉诸耳语和信息误传，导致应当明确向观众交代的重要转折和事件真相被笼罩在疑云之中。莎士比亚熟悉观众的官能调动机制，他通过暂时性封闭强化观众对信息流通的需求，同时激发好奇心和判断冲动。在魏尔曼（Robert Weimann）看来，这也是开启主动型观演关系（performance-audience relationship）、让观众积极辨别已知与未知事件的重要契机。
其三，对事件经过进行转述或场面描述。第一幕第二场，莎士比亚不呈现卢柏克节游行的场景，导致勃鲁托斯、凯歇斯和观众只能依靠凯斯卡的“报告”——而那并非客观陈述，而是一场根据碎片信息虚构出的政治戏剧——获知经过。值得注意的是，凯撒的癫痫与晕厥在普鲁塔克的记述中均未出现，这表明它们亦是莎士比亚着意虚构的“政治戏剧”的情节。此外，安东尼既未亲见凯撒被刺经过，事后也未亲自询问，全凭仆人转述。叠加的转述次数加剧了安东尼与真相之间的隔膜，暗示观众他在葬礼演讲中标榜的“知晓事实”实为虚构的煽动之词。
其四，行为主体通过歪曲碎片化信息，制造伪证以确立行动的正义性依据。莎士比亚警示观众，全剧三次出现的“真相”（truth）一词，均悖谬性地动摇而非巩固了真实性。表示主观认知的“知道”（know）在主客体视角下被持续混淆，将本属于主观判断的内容置换为充当判断基准的“事实”，例如凯歇斯以“镜子”自喻，企图向勃鲁托斯揭示他所“不知道的自己”，实则以主观目的取代客观反映，呈现出扭曲的镜像。在此基础之上，“事实”不仅是目的性托词，更可以根据需要凭空捏造。为说服勃鲁托斯加入叛党，凯歇斯与西那决意模仿罗马市民的笔迹伪造匿名信件，扔进勃鲁托斯的窗户，这些信件果然影响了勃鲁托斯，让他认定自己除暴安良是出于拯救民众的目的。
综上所述，“降级呈现”的文本特征由种种谬误、遮蔽、扭曲和臆断组成。“真相”被修辞操控，沦为罗马的稀有之物，这背后体现了莎士比亚深刻的语言哲学观。格林（Gayle Greene）曾将《裘利斯·凯撒》定性为一出语言悲剧，修辞不仅决定了剧中人物的命运沉浮，更内化为塑造人物、建构文化语境以及核心政治认识论的关键机制。语言秩序的不稳定使得语汇挣脱了按实表意的桎梏，演变为修辞，从而获得了表演空间。该剧以一种具有表演属性的修辞覆盖日常交流属性的普通语汇，语言内在的“表演性”通过戏剧丰富的视听渠道外化于观众的感知之中。
英国早期现代社会“负向传播”的舆论环境
通过对文本特征的考察可知，《裘利斯·凯撒》超越了单一的“诛杀僭主”母题和表层叙事情节，着重强调的是“混乱”的话语形式介入并构建政治现实的运作机制。对谣言、误传和诽谤的集体焦虑弥漫在戏剧内外，串联起舞台上下的人群。在这出戏中，连接戏剧创造世界与观众真实世界的桥梁，正是英国早期现代社会“负向传播”的政治舆论生态——即政治话题的生成和传播诉诸丑闻、讽刺、诽谤、具有批判倾向的布道讲章和宣传小册子等。这一传播生态不仅深刻影响了剧院文化，也撼动了文艺复兴时期关于语言本质、人的身份和政治权威等问题的既有认知。
伊丽莎白统治末期的政治现实决定了该时期信息传播的基本状态。1584年《联盟公约》成为“伊丽莎白时代晚期陷入困境的独裁文化”的转折点。据史料记载，女王常常无视枢密院和议会针对公共事务的建设性意见，乐格特（Alexander Leggatt ）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周身只有赞同和顺从的声音时，个体其实就与现实世界失去了联系”。与现实失联的直接后果是权力被架空：在处死苏格兰玛丽一世事件中，涉事官员通过信息垄断和伪造文书等方式架空了女王的决策权。信息的流动塑造了潜在的权力秩序，掌握信息的一方往往主导着权力的走向。与此同时，王权对名声的依赖被充分彰显。伊丽莎白一世曾将治国比作在公共舞台上演出，“许多人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的行为”。统治者成了凝视的对象，个人权威和社会秩序随时可能受到知识阶级及普通民众的质疑和挑战，这正是舆论传播中负向情绪呈现出压倒性倾向的主要原因。
该时期“负向传播”集中表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围绕弑君正义性形成的政治论述席卷欧洲，当局的专制倾向导致晚期涌现出大量关注王权议题且论调悲观的文学作品。作为应对，政府颁布法案遏制煽动性言论，对公共戏剧实施“培育继而削弱”的管控策略。文化创作者则以艺术修辞的隐晦笔法替代激进的政论性表达，与伦敦政局展开具有张力的对话。其二，书信、新闻与政治宣传小册子构建了一个兼具私人性质和跨阶层特征的传播网络。非官方信息的准确性饱受质疑，但这并未消解民众议论时事的热情。在谣言的传播场域里并不存在绝对的“真相”，谣言在传播过程中自我建构，诉诸有共同意识形态目标的集群，以符合该集群预期的方式为“现实”提供解释。其三，更多诽谤性消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在民间流传。碎片化的消息经由传播和变易汇集成代表民意的政治观点，当局的镇压举措表面上加强了意识形态管控，实际上反而激发了民间舆论的抗衡与钳制。
历史现实中的政治舆论生态与《裘利斯·凯撒》文本中叙事的断裂、屏蔽以及道听途说的“真相”呈现方式之间达成了同构。莎士比亚关注到语言自身的解构属性所包含的特殊力量：未经证实的想象性判断和信息传播既形构着贵族的政治声望，也混入罗马平民的会话日常。不同于早期历史剧将谣言内容作为关注对象，由《罗密欧与朱丽叶》开启的悲剧创作着眼于表现不实信息背后的传播机制及其危险后果。精英阶级与平民在知晓真相的程度上几乎没有本质性差别，莎士比亚由此说明：解构性舆论的传播最终或将导致个体判断力的丧失。
然而，纯粹依靠引爆信息狂欢的方式拓展公共舆论空间并非良策。众声喧哗的话语场的建构确实以牺牲“事实性真理”为代价，讽刺写作放弃了揭示真相的承诺，只为呈现意见的对抗，各自为营的虚假狂欢封堵了真相流通的正常渠道。言论自由不应沦为个体情绪的无节制宣泄或滋生语言暴力的庇护所，它应被视为激发公共理性和群体反思的建设性精神自新。无论是剧中动机存疑、误传消息造成的谋杀，还是戏剧以外流言遍地的英国社会，后果便是庸俗政治取代了严肃的政治思辨。莎士比亚借此构建了剧场内外话语行为的互涉和摹仿，引导观众在审视罗马群氓的非理性喧哗时，也能达成对自身日常言行的反观，从而为剧作家的诗教启蒙奠定认知基础。
“元戏剧”手法与修辞公民启蒙
通过戏剧形式对“凯撒遇刺”这一历史事件进行重述，经由“降级呈现”的文本编纂和对现实舆论环境的摹仿，最终通过剧场抵达观众。这种对戏剧形态自指的强调，以及通过情节含混来引发间离效果的手法，与“元戏剧”理论不谋而合。作为“戏剧-文化综合体”（drama-culture complex），霍恩比（Richard Hornby）认为戏剧演出具有独立的表意功能而非反映客观历史的镜像。在《裘利斯·凯撒》中，主要出现了三种“元戏剧”手法——戏剧元素的自我指涉、戏中仪式、文学与现实的互涉。以修辞机制为轴心，莎士比亚在摹仿与颠覆的动态平衡中引领观众，完成了对“修辞公民”内涵的深刻重塑。
第一种“元戏剧”手法是戏剧元素的自我指涉，最直观地体现在剧中人物对“剧场”概念的自觉。凯撒遇刺后，凯歇斯环顾四周感慨：“多少年代以后，我们这一场壮烈的戏剧，将要在尚未产生的国家用我们所不知道的语言表演！”勃鲁托斯随即附和，称凯撒将要在戏剧中流血。历史细节的巧合——如诺什（Thomas North）在翻译普鲁塔克著作时将刺杀地译为“庞贝剧场”——或许启发了莎士比亚，但他更深层的用意在于：当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观众目睹这出“戏剧”中的刺杀时，叛党试图以戏剧的演绎性来为现实恶行开脱的辩护，便显得毫无说服力。勃鲁托斯甚至要求同党“像罗马的伶人一样”肩负重任。这种刻意的身份错位暗示这场刺杀本质上只是一场政治表演，完成“演出”并不能根治罗马社会的沉疴顽疾。
《裘利斯·凯撒》中第二种“元戏剧”手法是以卢柏克节与凯撒葬礼为主的戏中仪典。这两场仪式均以中断与失控告终，预示着稳定而完整的异质文明秩序被破坏。第三种手法则是将大众作为“元戏剧”符码，在文本与现实之间建立关联。本剧第二、第三“元戏剧”系统在葬礼仪式上相交，交汇基础在于观看行为的共时性体验和剧场空间的排布方式。在安东尼的倡议下，凯撒尸体被放置在舞台圆心，罗马大众环绕尸体而立，“环球剧院”中的伦敦观众又环绕其外。卡内蒂（Elias Canetti）曾描述过这种背靠城市、面向圆心的“同心圆”结构，它在此刻形成了一个暂时的“乌托邦”。同心圆结构大大拉近了观众对叙事的参与感。
葬礼演说时的“同心圆”站位
“环球剧院”剧场建筑结构
不同于阅读小说和观看电影的私密性体验，戏剧的呈现对象不是从公共空间中抽身离去的个体，而是可以随时看到情绪反应并易于被其裹挟的群体。坎贝尔（Colin Campbell）指出，前现代社会中的情绪多是对外部现实与仪式氛围的本能反应，而现代型情绪的特征则在于“内在性”和“可控性”。当安东尼发表极具煽动性的葬礼演讲时，剧场空间的聚集效应与古典政治修辞的感染力相叠加，迫使观众暂时剥离了现代社会所赋予的“内在性”与“可控性”情感模式。在这一高强度的情绪场域中，观众的理性认知迅速滑坡，被裹挟进一种“前现代”的集体狂热之中，在情感逻辑上与剧中盲从的罗马群氓趋于同频。然而，莎士比亚并未让这种群体性的“失控”持续，对于拥有全知视角、的伦敦观众而言，眼前荒谬而残暴的谋杀与明确知晓西那无辜的事实之间产生了“认知断裂”。这一断裂时刻构成了全剧“元戏剧”反思的核心。当观众惊觉自己刚才竟与这群暴虐的凶手共享着同一种狂热时，这种“险些沦为群氓”的后怕，瞬间将沉浸式的剧场幻觉转化为冷峻的自我审视。观众的理性认知随之迅速攀升，重新调用现代型情感模式以夺回情绪的控制权。
最终，这种由极度沉浸到瞬间抽离的审美震荡，引导观众将批判的目光从古罗马投射回自身的现实生活。莎士比亚借此向观众发出深刻警示：在面对宏大叙事与群体聚集效应时，个体必须保持独立的判断力与理性的省察，警惕自身在日常生活中沦为人云亦云，甚至以言行霸凌他人的“潜在群氓”。从“群氓”升格为“公民”，关键在于个体的独立性与同理心。莎士比亚无意进行生硬的道德说教，而是通过剧场空间的整合与拆分，引导观众在片面的阐释中保持独立判断，避免沦为宏大意识形态与集体无意识的牺牲品。这不仅是对政治修辞煽动性的抵抗，更是对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理性公民”内涵的深层重塑。
作为环球剧院的首演剧目，《裘利斯·凯撒》将“元戏剧”结构发挥到了极致。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用“社会缩影”（miniature）描绘剧院中表演与观众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演员与观众相遇的特定时刻，戏剧将真实生活糅合、调整并重塑。毕竟，戏剧与社会结构的互渗并非直接干预世俗权力，而是构建了一种“权力的诗学”，莎士比亚摒弃了简单的道德评判，在质疑权力话语与沉溺流言蜚语之间展开诗学辩证。至此，该剧重叙历史、面向现实、启蒙个体的创作逻辑形成了闭环，也将莎士比亚作为“改编性天才”的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巧妙地在相似的历史叙事中嵌入异质性的差异，利用“他者”的距离感——古罗马之于英国、舞台虚构之于现实生活——来反观“自我”。剧中的种种文本与表演“症候”，正是为了刻意阻断观众的文化惯性，提醒观众不可对叙事的疑点、被遮蔽的真相以及泛滥的暴力视而不见。他一方面用强烈的代入感将观众拉入历史的漩涡，另一方面又促使被包裹在新奇视听感受中的凝视者开启针对身处其中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价值的反思。
戏剧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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