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致信弟子苏东天：今后的新中国画一定是辉煌灿烂的|新中国画|潘天寿|画家|绘画|苏东天

这封珍贵信函，出自潘天寿人生困境时期。在春节获准短暂归家休假之际，他提笔致函弟子苏东天（伟堂）。纵然身处逆境，先生依旧心系中国画的前途，将振兴国画的希望寄托在青年画家身上，恳切教诲后辈该如何求索前行。信里留下掷地有声的论断：“今后中国画的新绘画，应从如何的方向去发展，殊有待于今后的中国画家，依照新社会的进展与努力，向前开发而前进，肯定有极新的面貌，极光辉的成绩出现，是无可疑义的。”又言“今后的新中国画，一定是极新而且是辉煌灿烂的。”

据悉，苏东天书画艺术展将于10月21日在北京琉璃厂揭幕，展览将展出苏东天的《君子图》《春雨》等经典力作，其师潘天寿的这封信函也将在展览中亮相。

大雪中的嘱咐：一封书信里潘天寿的“不可为而为之”

1968年，旧历元旦，漫天大雪。杭州一处寓所里，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铺开纸，提笔给远在宁波的弟子回信。信不长，语气平和，谈的是中国画该怎么发展、学习该怎么入手、要不要写一本画史。开头一句“来书一悉，工作已派定为语文教员，甚好”，末了一行“今天是旧历元旦，漫天大雪，草草作覆，不知所云，希谅”，从容而家常。

写这封信的人，是潘天寿。彼时，他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关入“牛棚”，反复批斗，遭受了残酷的身心摧残。一个正在遭受如此待遇的人，在万家团圆的春节，居然有心思给一个乡下教书的年轻人写一封长信，认认真真地谈画史、谈学习方法、谈人生规划。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抵抗。

潘天寿致苏东天信函。

“旧”与“新”之间的真实立场

这封信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潘天寿谈中国画的方式。他劈头就说，中国画“在旧社会中的地位，是认为几千年来的尖端学术”，但“以今天的新意识来判断，全由封建士大夫阶层的环境中所产生及成长的，与新艺术观来看完全是不相符合的”。这话放在1968年的语境里，几乎是必须说的政治正确。如果只读到这里，似乎潘天寿是在“批判”传统绘画了。

但紧接着，他的笔锋一转：“然而民族风格，民族气派，以及古人已发见到的优良技法，还应该可以吸收的，故从事新中国画的努力，还须要在传统的旧中国画上，下一些基础工夫，也是必要的。”一句“然而”，才是他真正要说的话。前面那几句“新意识”“封建士大夫”的措辞，更像是那个年代里不得不戴的面具，而面具之下的态度清晰而坚定：传统的根基不能丢。

这与他在1965年提出的“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一脉相承。彼时中国画正被当作“封建糟粕”遭到系统性的质疑和批判，有人主张用西洋画改造甚至代替中国画。潘天寿在这种压力下坚持认为，一民族之艺术即为一民族精神之结晶，中国画必须从自身的传统内部寻求发展的可能。信中的措辞婉转，底色却是同一句话。

尤其令人感喟的是，他说这话时的身份是一个“反动学术权威”。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传统”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但他仍然在信中郑重地写下“还须要在传统的旧中国画上，下一些基础工夫”，并把这句话送给一个正打算以绘画为毕生事业的年轻人。

潘天寿致苏东天信函。

一个“票友”的坦诚

信中有一个容易被人忽略却极动人的段落。潘天寿向弟子坦陈自己毕生的缺点：“我的画，虽搞了五十多年，对于规矩法则方面的功夫，下得太少，仅凭一些小天分，乱涂乱抹，未从刻实的基础入手，故搞到今天，没有搞好，是我毕生的缺点。”他把自己比作“票友的戏剧工作者，而非科班出身”。

这是一位已经名满天下的国画大师在说自己“没有搞好”。这种坦诚不是自谦的姿态，而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清醒。潘天寿深知自己在传统技法训练上的路径与科班出身的画家不同，他的入手法“是从外而内的”，先有见识和胸襟，再回头补技术的课。他并不回避这个“缺陷”，反而把它转化为对弟子的鼓励：“你的情况，也与我有相似。这也不要紧，也可以走出与人不同的路来。”

信中讲到宁海是“偏僻的山城，文化情况向来是很差的”，又讲自己“家庭情况艰难，仅勉强读完了官资的中级师范”，除了一本《芥子园画谱》再无其他指导者。但他随即说：“特出的文艺家，往往产生在穷乡僻壤之中，不在文化中心的大城市，环境是限不牢有志趣的青年的。”这不是空洞的励志话，而是一个从宁海走出去的人用自己的大半生验证过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