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行政区划体系中，地级行政单位是介于省级和县级之间的重要一环，通常被认为是第二级行政区。
地级行政区主要包括地级市、地区、盟及自治州等类型，通常辖有多个县级行政单位，包括县、旗、自治县、县级市以及市辖区等。这些县级单位数量有多有少，像江西的新余市仅辖两县，而河北的保定市则辖有超过二十个县级单位。
在正式的县级行政单位之外，还有一些不为人熟知的“隐形”县级行政单位，它们在政区地图上并不显眼。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兴安岭地区的四个隐形县级单位。
大兴安岭不仅是一座山脉的名称，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级行政区，也是全国现存的七个地区类型之一。位于我国最北端，纬度最高，被誉为中国版图的“金鸡之冠”和黑龙江省的“天鹅之首”。
大兴安岭地区下辖1市2县4区，总面积达到8.3万平方公里，总人口大约40万。但在政区地图上，常常只标出1市2县，即漠河市、塔河县和呼玛县，而其他四个区则未被标注。
这四个隐形区域是加格达奇区、松岭区、新林区和呼中区。其中加格达奇区作为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公署的驻地，是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相当于地级市的行政中心。
这四个区的地位颇为尴尬。在中国，通常只有地级市下辖区，其他六个地区仅辖县和县级市，没有区。但大兴安岭地区独特，拥有四个地辖区，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
这些区与其他市辖区有所不同，它们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由林区演变而来。这些区域并未在民政部正式登记，不属于官方行政区划，在民政部门属于“黑户”。国家承认的大兴安岭下辖的县级行政单位仅包括漠河市、呼玛县和塔河县。
然而，这四个区并非单纯的管理区，它们拥有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正式行政区才设有的完整机构体系，包括法院、检察院等职能部门，其建制与完整的县级行政区无异，因此它们的行政级别难以界定。
更为奇特的是，这四个区在行政上并不统一。其中呼中区和新林区位于黑龙江省境内，但在标准的行政区划地图中，这两个区被划归了相邻的呼玛县。而加格达奇区和松岭区则位于内蒙古境内，它们的土地权属于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
大兴安岭地区的这些特殊区划现象，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家对该地区林业资源的开发。
自古以来，大兴安岭是一个人烟稀少的苦寒地区，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森林。新中国成立后，为支持国家建设，1955至1956年、1958至1959年、1964年三次对大兴安岭森林资源进行了开发。成千上万的黑龙江林业工人、干部职工和知青来到这里，在严酷的环境中开山劈岭，筑路架桥，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1964年，国家决定成立会战指挥部，负责管理包括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和黑龙江省黑河专区的一部分地区，指挥部设在加格达奇镇。
在这一地区建立了11个林业公司，并于同年8月10日成立了“大兴安岭特区”，林业公司设立区政府，林场设立乡镇政府。特区横跨两省区，由林业部和所在省区共同领导。
1965年，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成立，实行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
随着齐齐哈尔至加格达奇铁路的通车，黑龙江省对大兴安岭的开发投入增加，黑龙江省和林业部都希望将加格达奇和松岭的行政管辖权纳入黑龙江。
1965年10月，内蒙古将加格达奇和松岭的行政管辖权交给了黑龙江，但土地产权仍旧归属内蒙古。
松岭和加格达奇划归黑龙江省后，该省加大了对这一地区的投入，调集大量林业职工，以加格达奇为中心，全面开展林业资源的开发。
1969年，内蒙古自治区遭遇行政区划的调整，原属内蒙古的地区被划归黑龙江省。
1970年，大兴安岭特区升级为地区，行署驻地设在加格达奇，使其成为大兴安岭地区的行政中心。
然而，1979年内蒙古进行了新一轮的区划调整，提出收回加格达奇和松岭。黑龙江省不同意，因为这两个地区已经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并且当地居民大多是黑龙江户籍。
国家最终决定维持现状，即加格达奇和松岭的行政管辖权归黑龙江，土地产权归内蒙古。
在地图上，松岭区虽然归黑龙江省管辖，但多数政区图将其划入内蒙古。而加格达奇因为是大兴安岭地区的行政中心，通常会被单独标注为黑龙江的范围，使其在地图上看似被内蒙古土地包围，但实际上并非真正的“飞地”。
至今，松加两地仍然保持着“人地两分”的局面。内蒙古一直在努力收回加格达奇和松岭的管理权。但对于黑龙江省来说，放弃加格达奇等于放弃大兴安岭的发展未来。国家的解决方案是保持现状，避免引发新的问题。
对于外地人来说，大兴安岭地区的这种特殊情况可能显得新奇，但对于当地人来说，这些复杂的区划现象可能是他们生活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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