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侥幸从白公馆逃生的罗广斌、郭德贤等人，顾不得休养，立马再次重返白公馆、渣滓洞，寻找可能幸存的狱友。
当他们赶到遇难狱友们埋葬地，眼前的场景，让他们痛彻心扉，尤其是王振华、黎洁霜夫妇。
他们夫妇被枪杀时，一人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孩子的小手，都搂着大人的脖子，子弹穿过了孩子的胸部，小腰以下，全部被打烂了……
看着两个小男孩的遗体，罗广斌、郭德贤心疼的是眼泪直流，他们一个才1岁多点，一个才几个月大，这帮丧心病狂的刽子手，怎么如此狠心？
其实，这两个孩子是有机会活下来，至少可以活一个，只是，王振华、黎洁霜夫妇不愿意，他们不愿意孩子认贼作父。
王振华，东北人，本名王树本，1909年生人，在其22岁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全境沦陷，怀着国恨家仇，王振华流亡到了关内。
1934年，王振华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读书，在此期间，他开始积极参加东北流亡学生的抗日宣传活动。
可令人意外的是，他最终选择了一条在当时很小众的路——托派。
当时的托派很复杂，实力也一般，至于王振华为什么选这条路，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却是确定的，他的目的一定是为了抗日！
据王振华在北大的校友说，那时候的王振华，秉性倔强，思想幼稚而偏激。
从北大毕业后，王振华去了上海，继续宣传抗日救亡，还因为抗日，遭国民党逮捕，被关押了2年多时间，直到七七事变爆发，才被放了出来，继续在上海从事拖派工作。
然而，王振华的抗日主张，与托派的政治纲领严重不符，因此，他跟托派越走越远，最终，被托派驱逐出上海。
离开上海后，王振华辗转来到来到香港，在香港与黎洁霜相识相恋。
黎洁霜是广西苍梧县人，出生当地一个工商兼地主家庭，是大家闺秀，自幼喜欢文史。
在她上初中时，就曾阅读大量进步书刊，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对内镇压学生运动的做法，很是痛恨。
1936年秋，她考入广西大学附属高中，参加了广西大学读书会，开始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探讨如何抗日救亡。
同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她还参加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游行活动。
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黎洁霜曾打算跟桂军一起北上抗日，但可惜被母亲阻挠，未能成行，虽说如此，但她并未就此放弃，反而加入了“梧州救国话剧社”，以文艺宣传的方式，号召更多人加入抗日队伍。
1938年，广州沦陷，黎洁霜跟着哥哥来到香港避难，不能亲自扛枪保卫家乡，黎洁霜深感遗憾，她只能力所能及的为抗日做一些事情。
上过学的她，白天在工厂做工，晚上在夜校给工人们当老师，进行抗日宣传，同时还在报社发表文章，揭露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反革命的嘴脸。
黎洁霜比王振华小9岁，但相同的革命志向，却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1940年，王振华受到“托派”号召，前往重庆当地委书记，黎洁霜也跟着他一起前往重庆。
到重庆后，王振华进了拖派领导的《工人呼声报》，担任编辑油印工作。
作为北大高材生，王振华的文笔很好，写的文章极富感染力，吸引了一大批读者。
而黎洁霜，则进了江津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读书，闲暇之余，二人漫步小院，如同神仙眷侣。
可惜，幸福快乐的日子没过多久，灾难便降临到了他们头上。
1941年2月，王振华因为反蒋，再度被捕，被捕后，反动派从他住处，搜出了黎洁霜的照片和信件。
在王振华被捕后，有人曾跑来给黎洁霜通风报信，可黎洁霜并没有跑，反而对来人说：“振华被捕，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受难，我要去陪着他！”。
于是，她不仅没躲藏，反而大张旗鼓的打听王振华的下落，最终，如愿以偿的被反动派抓了……或许，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吧。
被抓后，黎洁霜对于拖派的事情闭口不谈，而是直接承认了和王振华的关系，目的只有一个，能跟王振华关在一起！
他们先是在烽火集中营被关了几年，直到1946年，才转到重庆白公馆。
刚进白公馆的时候，王振华、黎洁霜很“孤僻”，他们不参与狱中共产党员的任何活动，但也不与他们对立。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牢中的共产党员，对于革命事业，同样坚贞不渝，同样舍生忘死，甚至比起他们这些拖派，有过之而无不及。
渐渐的，他们开始跟狱中的共产党员有了交流，对于王振华、黎洁霜的遭遇，狱中的同志深表同情，他们一起发力，与狱卒展开斗争，争取把他们分配到了同一个牢房。
受徐林侠、张露萍等人的影响，王振华夫妇的思想也得到了极大的转变，开始倾向于共产主义。
狱中的他们，跟共产党员一起斗争，一起劳动，一起照顾生病和受刑的狱友们，相处十分和谐。
1948年，在来到白公馆的第3年，黎洁霜产下一子，取名王小华，1949年，她又生下一子王幼华。
牢里的生活，艰苦至极，由于长期缺乏营养，生产后的黎洁霜没有奶水，只能搅浆糊喂孩子，两个孩子长得是瘦瘦小小。
特务头子徐远举见状，觉得有机可趁，便对黎洁霜说：“只要你写一份悔过书，就放你们母子出去！”。
对此，黎洁霜是嗤之以鼻：“我们一家人，死也要死在一块！”。
白公馆看守所的所长杨兴进，见黎洁霜的大儿子王小华长得可爱，没儿子的他便起了收养的心思，但黎洁霜仍是一口回绝：“我的孩子就算饿死了，也不给你做儿子！”。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也不知黎洁霜从哪里听到的这个消息，兴奋至极的她，不顾个人安危，把喜讯告诉了放风的同志们。
消息传开，白公馆内的同志们欣喜不已，只等着解放军赶紧打到重庆，好解救他们脱离苦海。
可惜，事与愿违，随着解放军的脚步一点点毕竟，白公馆、渣滓洞开始大批屠杀革命群众。
杨虎城、宋绮云、许侠林、江竹筠等革命志士，相继惨遭杀害。
1949年11月27日，解放军兵临重庆城下，甚至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同志们，都已经能听到枪炮声。
在撤离重庆之前，渣滓洞的看守们，又开始了最后一次大屠杀，这次，王振华夫妇和2个年幼的孩子，也被押上了刑场。
看到这一幕，狱友们是目眦欲裂，嘴里大喊：“把孩子放下！”，可惜，狱卒们并不搭理他们。
上刑场后，黎洁霜跟行刑的人商量：“你们多打我几枪，把我的孩子放了行不行？”。
“不行，小崽子也要一起枪毙！”，这话，让黎洁霜失声痛哭，她不怕死，可她不希望自己的两个孩子也随她而去。
一旁的丈夫王振华见状，大声喝道：“不要哭，跟这帮人有什么条件可讲？”。
在一阵激烈的枪声中，王振华夫妇和一起被押赴刑场的共产党员一起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倒在了血泊之中，跟他们一起倒下的，还有2个孩子。
比起王振华、黎洁霜他们，罗广斌、郭德贤等人是幸运的，11月27日后半夜，白公馆被杀的只剩下他们19个人了，但在最后时刻，他们争取到了狱中看守杨钦典，杨钦典打开牢房的门，把他们给放了。
若不是后来罗广斌写了《烈火中永生》，写了《红岩》，王振华、黎洁霜夫妇的事迹，可能就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了，因为，他们并非共产党人……
即便因为《红岩》，他们的故事被人熟知，但因为“托派”的身份，直到1983年，他们才被追认为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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