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宁抬棺事件通报为何引起争议？又凸显了什么？| 何兰生|乡土|何兰生|农耕|彩礼|风俗

一

为什么一个抬棺送葬的举动会成为事件？又为何处理结果通报又引起网络两极化热议？

2026年6月16日，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移风易俗工作专班发布通报，对抬棺事件相关责任人及单位分别予以行政拘留、行业处罚，对相关公职人员分别予以诫勉、责令检查、责任约谈和批评教育。
‌事件起因‌是寿宁县自2026年6月1日起实施《关于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提倡“喜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办”。
‌但6月11日，该县鳌阳镇一户居民在办理丧事时，虽此前已签订承诺书，但在出殡时仍违反规定，在街道上抬棺走行送葬，且有党员、公职人员参与。

网友意见主要集中在正反两方面，正方认为，处罚得当，大操大办是陋习，支持依法处罚‌。反方则认为，传统习俗要尊重，质疑执法尺度‌。核心争议点集中在规则与人情的平衡、公职人员行为以及移风易俗的执行方式上。

应该说，这起事件的责任多方都有，不是一方的完全责任。固然，当事人承诺在前，违约在后，公职人员违规参加，但有关部门呢？官方通报也承认其“宣传劝导不到位、全过程监管执行不到位”。

二

但这起舆情事件让人思索的还不是以上这些。农见度忍不住要问：当事人为什么明知违反规定还要顶着来？是对后果的预判不足，还是有承担后果的心理准备？如果是预判不足，哪怕签了承诺书，也认为会雷声大雨点小，法不责众，那如今的处理当然会给当地社会以很大的震慑，对当地移风易俗意见执行会带来直接效果。

但如果当事人，尤其是他们的熟人社会，对此早已做好了心理建设，愿意承担如今的后果，那事情就复杂多了。那就意味着，你这个移风易俗意见在执行上会很麻烦，很可能是外服内不服、明服暗不服，甚至是公然不服、公开对着干。出现这种局面，就需要反思，仅仅是像通报中自省的那样，是意见出台准备不足？出台后宣传不够？执行中监管不力？还是对本地风俗文化认识不到位、分析不深入，对当地乡土文化的韧性和民众的文化执着，严重估计不足和判断失准？

尤其是公职人员的公然参与，凸显了当地乡土文化覆盖性如此之广、穿透力如此之强，以致宁可违规也不违俗，宁可挨官方处罚也不愿乡土风评指摘。也就是说，在这些人心里，通报中的处罚是一时的，之后还可以弥补，乡土社会的评价却是跟一辈子的，甚至，不排除有以挨处罚来博风评、把官方处罚当作乡土荣誉的心理。那谁谁谁，宁愿背处罚也要为老人风光送葬，是大孝子啊！那些为亲戚挨处罚的，也在其熟人社会得个仗义好亲戚的名声。

三

这也说明，移风易俗涉及千家万户，连接千丝万缕，需要千思万虑。绝不是出台一个意见就能令行禁止，更不是领导一句话就会风行草偃。那隐伏在风俗下的文化逻辑，会引导人们的心理趋向和行为路径。移风易俗本质上是文化的变迁和重构，是一种习惯的改变，但又不仅仅是习惯改变，它是新旧习惯置换形成的文化嬗变。

从这个角度来看，寿宁方面确实是把事情想得简单了。但这也从另一方面启示人们，移风易俗要干好，就得有历史耐心，文火慢炖出好汤，水到渠成有清流。否则，猛火烧不熟还会烧焦，甚至连锅烧坏，让你从此断了烧的心思。

移风易俗实际上就是一种收服人心的过程。要把人心从那个转到这个，何异横刀夺爱，又谈何容易！说起横刀夺爱，虽然有“横”和“夺”的蛮横，但这只是对结果的描述，其过程却不能有任何蛮横，反而还要用“天鹅绒”来包裹这“夺”的决心。

用横刀夺爱来形容移风易俗，是话糙理不糙。因为你要人们从习惯的旧文化转投你的新文化，除非他对旧文化深恶痛绝，否则任何转变和转投，都意味着撕裂和痛苦，应该允许有一个过程，甚至允许有反复，但只要是朝着新文化转舵，那就是积极的，就应该肯定。

这就是真正的历史耐心。这耐心也可以用五个字来形容，也就是移风易俗“五字计”：“顺渐带赏蜕”。

四

移风易俗第一计是“顺”。要从原风俗自身逻辑出发，引导其向新风俗迁变。

这第一计非常重要。你要收服对方，你不能一上来就劈头盖脸地数落对方，说一堆不是，把原风俗说得一无是处，甚至罪大恶极。这是很多移风易俗人士犯的最大毛病，也最容易犯。你想想，任何人都有自我保护潜意识，不管自己对不对，对任何攻击都有防御本能，你的直接批判和声讨，只会引发对方的自我保护、自我防御。

何况，一种习惯文化不会凭空产生，也绝不是从来都一无是处，它一定是在特定时空中产生并稳定传承，一定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也一定给其文化子民带来了精神慰藉和文化利益。只不过，时移世易，其习惯文化如今变得不合时宜，需要移、必须易而已。

需要强调的是，真正的移风易俗，始终是存其精华、去其糟粕；它从来不反对适当的彩礼，从来不反对红白喜事的适当操办，从来不反对人情往来的适当随礼；它反对的是高额彩礼，是大操大办，是过度随礼；它不是为移而移、为易而易，不是为改变而改变，更不是为了折腾人、头脑一发热就给群众制造麻烦和不痛快；它是为了更好保持风俗的文化内核，更好传承风俗的精神意义，更好焕发风俗在现代化时代的新生机。这也是“顺”之所以为移风易俗第一计的立论基础。

明白这个道理后，你就要承认其习惯风俗文化在底层逻辑上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有其人文价值。比如说，对民俗仪式，不要急吼吼地、一上来就否认它的合理性和价值意义。比如抬棺，是为了给逝者最后的哀荣，是对一个人生命的最后礼敬，其内在的文化意义不能否定。当然，你可以提要求，不能在城市大道，不能影响公共场所秩序，可以在乡间小道，或者指定场所，以某种象征仪式来表达、来体现。只有在承认习惯风俗文化有合理和正当一面的基础上，你才可以潜移默化地完善它、改变它。

而且，从心理学上来说，你不是一上来就否定它，接受其风俗文化的人也就放松了对抗心理，如果你再肯定一下它意义的一面，那其文化信众对你的好感会上升，你就容易被接纳，甚至被认为是文化上的自己人。

如此，你方能以自己人的身份去尝试改变它，即使届时还有一些不同意见，你也因为是自己人，是为了大家好，而被原谅、被补台。你的“顺”，换来的是改革它的资格和权力。

五

第二计是“渐”。要从渐变思维出发，不求短期突变，但求自然演变。

只有从内部的改变才是可持续的改变。从渐变思维出发，不奢想那种一夜之间的改变，不企求那种一蹴而就的变革，慢慢改、缓缓变，让人看起来没有那么激烈，没有那么严重，所有的改都只是一种完善，都是为了让原本那个更好一点。

比如，从反弹最小的事项入手，从一个细节的调整开始，从一个明显不合时宜的局部切入，通过一系列的小改小调，在完善中累积渐变。

如高价彩礼问题，你不要想着一下子就把彩礼降到底，甚至零彩礼。你得给自己定一个调，给大家一个心理定位，就是，彩礼可以有，但彩礼不可以高，高价彩礼必须降。农见度2025年4月9日在农民日报曾经组织了一篇头版头条，聚焦宁夏高价彩礼治理，标题是《宁夏高额彩礼下降了》。当时宁夏彩礼从最高的30多万下降到7万多，做标题时，本想用“降下来了”，更有动感和画面感，但一想，7万还是有点高，这“降”是降了，但还没有“下来”，还有降的空间，所以用“下降了”，没有用“降下来了”，保留了继续下降的空间，也为治理留了余地。这也是对渐变思维改革的一种理解。

但正是这种渐变改革，才最能避免震荡。否则，你追求一步把30多万降到零，震荡必大，没必要，也必不成，即使短暂成，迟早会反弹回来，反而不如慢慢来，从心理和习惯上让人好接受。如此，你的移和易，就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下渐渐完成。

当大部分人都没感觉到移和易，这样的移和易，才代价最小，也最祥和。等到有一天，你回头发现一切早已改变时，已经迟了！只不过，时过境迁，你可能发现，移了、易了也没有什么不好，还可能觉得，以前那样太不像话，早该移，早该易！

六

第三计是“带”。要从乡村权威人士带头，以点带面引导风俗转变。

移风易俗是一个文化社会工程，需要上下联动方可实现。不是政府发个意见、媒体出个倡议就可以。要靠执行的人，更要靠被执行的人。没有被执行人的遵从，那移风易俗也搞不下去。

像寿宁抬棺那样的签了承诺书，不到两个礼拜就撕毁了，也不鲜见，因为，那承诺书，签的时候就认为只是个形式，最多是个态度。此事如果复盘一下，就会发现，有关部门过于自信了，以为意见下发了，承诺书也签了，就万事大吉了。如果当初把工作做细一点，也不把任务压得那么紧，给一点缓冲时间，在这期间发现、培养一些典型，给其他人以示范，那结局很可能不会是如今这样。

移风易俗要想顺利推进，就需要有乡村权威人士带头。人都有从众和慕强心理，从众是从法不责众角度的自我保护，慕强也是一种避险，所谓跟着强者走安全。移风易俗如果把乡村的权威人士工作做通了，比如年望、德望、族望、势望高的人，获得他们的支持并带头执行，那你的工作就能顺利推进；反之，如果他们消极、不配合，甚者反带头，你就麻烦了，到时候你恐怕只剩下强制手段一条路了，但那会造成更大、更多的麻烦。最后的结局很有可能是人走政息，白折腾一场后反弹回原点。

农见度2025年5月6日还组织过一个典型报道《“宰牛不过三”何以实现？——广西隆林的白事之变》，说的是当地老人去世，女婿要宰牛献祭，否则就是不孝。牛是农业社会的必需品，宰牛献祭的风俗，出发点是让老人去世后到了另一个世界还有牛来服务。但这风俗后来愈演愈烈，且攀比成风，一场丧礼差不多要宰五六头甚至二十几头牛，宰的牛丧礼期间又吃不完，成为老百姓很大的负担，浪费又严重。

这种陋习必须治理。当地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做法，也采取了多样的宣传手段，但治理的突破口在哪里呢？他们想到了权威人士带头这一招。于是，他们从一位当过县领导的老干部子女入手，希望他们带个头，不要宰那么多牛。结果工作做得很好，老领导去世后，只献祭了三头牛。从此，其他人都觉得，人家县领导都只宰了三头牛，我们小老百姓用得着宰那么多牛吗？“宰牛不过三”，风俗就这么扭过来了，一下子就减轻了大家的负担。

其实，大家早被这恶俗压得透不过气来，只是谁也不敢破这个恶俗。现在有权威人士带头，好了，大家都解放了，这就是“带头大哥”的作用。

七

第四计是“赏”。要从物质实惠和精神奖励出发，牵引社会文化向新风尚嬗变。

有“带头大哥”当然好，但没有足够权威的人咋办？那就要有关部门动脑子，善于在群众中发现和培养典型，形成示范效应。

怎么发现和培养呢？这就说到一个“赏”字。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是也。

这“赏”包括物质实惠和精神奖励，比如，对带头者给一些奖励和荣誉，给一些政策倾斜，这会鼓励一部分人积极参与。前文提到宁夏治理高价彩礼，就用了“赏”字计。一是正向激励。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颁发证书，持证人及双方父母在5年内可享受市域内免费乘坐公交；提供创业担保贷款优先支持、设施温棚租赁优惠、免费体检、景区免门票等实质性福利。二是积分管理。部分地区还推行文明实践积分制度，低彩礼家庭可获得高额积分，用于兑换生活用品或享受集体利益分配优待。

通过这些“勇夫”的典型示范，从而引发社会整体效仿，社会风气也就自然而然地变了。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农见度2025年5月起，在农民日报头版开辟了《说说我们村的文明事儿》专栏，专门刊发各地移风易俗的好经验和好做法，如山东临沂的“白事一碗菜”、湖南茶陵县龙匣村的“一斤猪肉随礼”等，旨在通过媒体效应把好典型传播得更深更广，从而让那些被宣传的典型获得更高的社会评价，也让更多典型在社会鼓励氛围中涌现。

八

第五计是“蜕”。要从传统农耕文化现代化的角度推进乡土文化蜕变。

移风易俗是有关风俗改变的事，但如果只是就事论事，那是看轻了这项工作。移风易俗也绝不是只是具体风俗习惯的改变，它根本上是一种文化的位移，是传统农耕文化如何现代化的问题。我们现在很多风俗文化大多起源于传统农耕时代，产生于那个时代，也服务于那个时代，其产生与发展过程中是积极的、正当的，时至于今，有的还依然有生命力，有的已显然不合时宜，这也是正常的文化现象。水在流、舟在行而剑不动，刻舟求剑怎么会求到剑呢？

传统农耕文化一定要适应现代化时代，才可以保持其活力。只有“蜕变”，才能在现代化时代焕发新的生机，移风易俗就是蜕变，就是再次焕发生机的尝试。如果有关部门从这个高度来看待这项工作，就不会只把它当作一件事、一项具体工作来办，就不会想着出台一个意见就够了，发一个通知就行了，签一个承诺书就足矣。它是一项文化事业，是一项历史工程，是要有历史耐心的。没有这样的认识高度，就陷入事务主义，自然成不了事业。

历史只成就雄心和耐心，历史也消磨雄心和耐心。试看有多少移风易俗工作在不断地重复，多少年在干，干了多少年，但事业却始终在原地打转。这就是把移风易俗只当作一件具体事来做的后果，这就是没有把移风易俗当作现代化工程看待的结果，这也就是看问题、做事情没有高度的结果，这更是缺少历史雄心和耐心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