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英国举行脱欧公投以来，许多人一直认为，自己当年并不清楚究竟是在为怎样的选择投票，甚至感到被误导。
最新数据显示，60%的英国Z世代希望就重新加入欧盟再次举行公投。为此，我们采访了多位专家，了解脱欧究竟给英国带来了哪些实际影响。
英国脱欧公投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青年选民的缺席。英国登记选民的总体投票率为72.2%，而18岁至25岁人群的投票率较低，估计约为64%。这可能对公投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在实际投票的年轻人中，71%支持留在欧盟。相比之下，年长选民，尤其是65岁以上人群，更倾向于支持脱欧，其中64%投票赞成英国脱离欧盟。
那么，为什么18岁至25岁的年轻人会回避这场脱欧公投？人们通常把青年参与度低归因于政治冷感或认知不足，但近期研究表明，脱欧催生了强烈的“议题型社会身份认同”。这不仅把欧盟成员资格这样高度复杂的问题压缩成一个二元选择，也更容易促使那些长期持有鲜明立场、情绪投入更深的选民走向投票站。
因此，这一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令人意外。许多年轻人缺乏形成明确立场所需的确定感，也较难在投票时清楚表达自己的偏好。相比之下，年长选民更容易形成强烈观点，而这些观点又在脱欧运动中被进一步强化和放大。年轻选民通常更谨慎、自信程度更低，因此参与投票的动力也弱得多，因为他们总体上对这一议题的情绪投入较少。尽管年轻选民原本有可能左右结果，但他们最终并未做到这一点。
对于今天18岁至25岁的年轻人——他们在当年公投时还没有投票资格——以及如今28岁至35岁、当年错过公投的人来说，脱欧带来的经济影响尤为明显，而且仍在持续压缩他们的发展机会。据估算，如果英国没有离开欧盟，其经济规模本应比现在大6%至8%，这意味着本可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现实结果则是投资减少、工资增长放缓、岗位数量少于原本可能达到的水平，而这对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一代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
正因如此，近期民调显示，如果有机会重新投票，18岁至25岁选民中超过80%会支持重新加入欧盟，这并不令人意外。对未来而言，一个重要教训是，必须真正认识并代表年轻一代的利益。如今，他们正在为一场最终既未服务于他们、也未改善他们处境的公投付出沉重代价。
过去十年里，英国围绕欧洲问题谈了很多，也争论了很多。但并不容易立刻意识到的是，英国政界和公众谈论这一问题的方式其实几乎没有变化。无论在政治圈还是媒体圈，人们对欧盟如何运作、欧盟想要什么，理解仍然相当有限。很多人依然强烈地认为，“欧洲”是一个远离英国、又难以捉摸的地方。相比之下，人们对美国政治的讨论却投入极深、细节繁多，尽管欧盟在地缘战略、政治和经济层面同样重要。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英国脱欧进程的展开就不难理解了。“完成脱欧”之所以能在2019年成为一句成功的政治口号，不仅因为鲍里斯·约翰逊试图为议会中看似无解的僵局找到出路，也因为这句口号暗示，英国从此不必再去想这件事。事情办完了，可以翻篇了。
英国始终未能把欧洲问题真正纳入日常政治讨论，这意味着相关讨论至今仍几乎只围绕英国想要什么展开。更准确地说，它常常服务于狭隘的党派政治利益。一个例子是，一些下议员和上议员对让艺术家更容易赴欧盟巡演表现出近乎执着的关注，却很少考虑应当如何向欧盟方面推销这一主张。最近提出的“商品单一市场”方案，在布鲁塞尔得到的反应，并不比公投刚结束后首次提出时更热烈。
从更宏观的层面看，无论是英国政界还是普通公众，对英国与欧洲关系究竟是为了什么、这种关系如何体现英国在世界上的定位，与2016年相比都没有更清晰的认识。因此，英国很可能仍将以被动和犹疑的方式处理这段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之一。
在地缘政治日益不稳定的时代，这会给政府带来额外负担。一个本就需要尽可能多稳定性的政府，还要应对那些直接关系民众支持度的民生问题。
脱欧公投带来的变化，不只是重新定义了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它还创造出两个新的政治部落：脱欧派和留欧派。十年过去，这两种身份认同依然强大且广泛存在。近三分之二的英国人把自己视为脱欧派或留欧派，而这种新的政治归属感，往往比他们对传统政党的忠诚更强。
脱欧分野体现了政治中一种罕见现象：新的政治身份诞生。2016年之前，没有人会把自己定义为脱欧派或留欧派，大多数英国人对欧盟的看法也较为薄弱，甚至相当矛盾。公投中的那次选择，把一种政策偏好转化成了更深层的情感认同。
正如新书《部落政治：脱欧如何分裂英国》所展示的那样，脱欧身份至今仍在塑造人们如何看待自己、看待他人，以及看待周围世界。这种身份认同不仅让人对“自己这一边”的人产生归属感，也让人对对立阵营抱有敌意。比如，人们会持续把聪明、诚实等正面特质赋予自己所属群体，却把虚伪、自私、容易受骗等标签贴到另一方身上。
尽管生活在同样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中，脱欧派与留欧派对脱欧后果的判断也存在深刻分歧。以经济感受为例，留欧派通常更悲观，而脱欧派往往更乐观。留欧派更可能把经济下行归咎于脱欧，脱欧派则倾向于归因于其他因素。由于人们的认知会经过这层“脱欧滤镜”，这些偏差不仅反映了部落式分裂，也在持续强化这种分裂。
这在政治上同样重要。英国政治表面上看起来碎片化且多变，但脱欧身份仍然是预测选民如何在不同政党之间流动的有力指标。
十年过去，脱欧仍然有力地提醒人们：政治身份可能比催生它的事件存续得更久，因此，英国与欧洲关系的问题并没有真正尘埃落定。
如果说经济因素是政治价值的“第一维度”——它在战后长期以传统左右分野的形式主导政治——那么，英国脱欧公投中的投票方式，则把政治价值的“第二维度”推到了前台。这个第二维度与权威观念以及对差异的容忍度有关。关键在于，在2016年的英国，支持脱欧的选民更倾向于看重服从与一致性，而支持留欧的选民则更倾向于重视自由与差异。
脱欧公投并没有制造出这条分界线，但它把这条分界线推到了英国政治讨论的中心，也让人们获得了“脱欧”和“留欧”这两个标签。它们与“左”和“右”并列，成为人们描述和理解自身政治价值，以及理解试图代表他们的政党的简化标识。
十年之后，随着这种非经济分野的重要性上升，政党竞争已发生根本变化。它穿过传统政治争论，形成了选民中的不同立场，而在原本的两党体制下，这些立场并没有明显的政党代表。
对工党和保守党来说，这尤其构成挑战，因为这两个政党过去主要依靠围绕左右经济分野的竞争来维系各自的选民联盟。但在脱欧问题上，两党内部都分裂为脱欧派和留欧派，或者用价值观语言来说，分裂为权威主义和自由主义两部分。挑战者政党——如脱欧一侧的英国改革党，以及留欧一侧的绿党、自由民主党和苏格兰民族党——得以沿着这条分界线拆解旧有的政党联盟，进而造成一个更加碎片化的选举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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