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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斯蒂·埃勒扬（Misty Eleryan）是洛杉矶地区的一名皮肤科医生和莫氏显微外科医生。亚当·弗里德曼（Adam Friedman）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与健康科学学院皮肤科主任。
每年，一份“安全防晒产品指南”都会引发不必要的担忧。
每年夏初，一个熟悉的循环都会重复上演。非营利组织环境工作组发布年度防晒产品指南，重新点燃人们围绕防晒产品安全性的恐惧。该指南传递的信息可以预料：既安全又有效的防晒产品很少。消费者应当保持警惕。
今年的相关报道，包括 CNN 上个月的报道，延续了健康新闻报道中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把理论性担忧与已证实的临床危害混为一谈，同时淡化紫外线辐射已经得到充分确认的危险。这种失衡正在越来越多地塑造患者行为，而作为皮肤科医生，这让我们感到担忧。
皮肤癌是美国最常见的癌症。每日进行广谱防晒保护，包括使用防晒产品、寻找阴凉处和穿戴防护性衣物，是最有证据支持的预防措施之一。然而，只有少数美国成年人表示自己会坚持使用防晒产品。削弱人们对防晒产品信任的信息传播，并不会有所帮助。
我们已经在临床上看到了这种后续影响。越来越多患者开始抵触使用防晒产品，因为他们被引导着相信防晒产品有毒。有些人正在放弃防晒产品，转而使用社交媒体上推广的替代品，例如牛脂或椰子油。与此同时，黑色素瘤发病率仍在继续上升，尤其是在较年轻人群中。
需要说清楚的是，环境工作组提出的批评并非全无道理。该组织正确地提出了有关监管现代化和允许防晒产品创新的问题。但这份指南的问题在于它呈现风险的方式。它把不确定性呈现为危险，把理论上的危害呈现为已经成立的损害，而这两者并不相同。
例如，这份指南继续强调某些有机紫外线过滤剂能够经皮吸收。科学家确实可以在一个人涂抹这些成分后，在其血液中检测到它们。但仅仅检测到，并不能证明存在生物学危害。现代分析检测方法能够在极低浓度下检测到物质，而这些浓度往往远低于具有任何临床意义的阈值。即便是在防晒产品安全性讨论中经常被引用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研究，也明确表示，仅仅发生吸收并不意味着产品不安全，这一区别却常常在媒体报道中被忽略。
同样，环境工作组呈现其防晒产品排名时，仿佛这些排名反映的是被广泛接受的科学标准。现实情况是，这些排名基于一套评分体系，而该体系并未获得主要皮肤病学组织、肿瘤学组织或监管机构的批准或采纳。
与此同时，紫外线辐射的危险既不是理论上的，也不是不确定的。紫外线暴露是已知致癌因素，几十年来的临床数据和流行病学数据都将其与黑色素瘤和非黑色素瘤皮肤癌联系起来，也将其与色素异常、过早老化等皮肤问题联系起来。
在关于防晒产品有效性的说法上，该组织同样忽视了重要信息。环境工作组批评过更高 SPF，也就是防晒系数配方具有误导性，并指出在实验室条件下，SPF 100 提供的保护并不是 SPF 50 的两倍。这在技术上是正确的，但实验室并不反映现实中的使用方式。大多数患者涂抹的防晒产品远少于推荐用量，还会漏涂某些部位，也不能及时补涂。更高 SPF 的产品可以提供有意义的容错空间，有助于弥补涂抹量不足和使用不规范的问题。
美国在批准更新型紫外线过滤剂方面确实落后，原因在于长期存在的监管限制。皮肤科医生和研究人员多年来一直提出这一担忧。但过时并不等于无效。现有防晒产品仍然是安全、有效且必不可少的工具，可以减少与紫外线相关的伤害。当健康新闻记者或非营利组织在缺少适当背景的情况下发布预防性提示时，建议就可能滑向危言耸听，削弱公众对已知能够挽救生命的干预措施的信任。
最好的防晒产品，并不是环境工作组认为完美的那一款，而是人们能够在整体光防护策略中持续使用的那一款。使用 SPF 防晒产品，配合穿着防晒衣物和寻找阴凉处，仍然是降低皮肤癌发生风险的基础性做法。这个信息也许不如近期那些标题耸动，却远更符合现有证据。
环境工作组这样的组织以及主要媒体机构，对公众如何理解风险具有重大影响。有这种影响力，就有相应的责任。关于不断发展的科学进行报道时，应当包含适当背景、平衡的风险呈现方式，并纳入每天管理皮肤癌患者的临床医生的意见。
制造恐慌的标题也许能吸引注意力。但当有关防晒产品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报道在没有充分说明紫外线暴露风险的情况下，削弱人们使用防晒产品的意愿时，这些新闻报道就在助长一个本可预防的公共卫生问题，也就是皮肤癌的增加。公众应当得到的是以科学为基础、以证据为依据的写作，而不是耸人听闻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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