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抓特务》票房舆情看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公共生活|大众|抓特务|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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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电影《抓特务》成为网络关注的热点，截至目前，票房刚刚过亿。和其它动辄数十亿票房的作品相比，很多人说它的票房“扑街”了。歌星韩红出面为其拉票，因为说了一句“走个面”，引发了网民抵触。票房低开，拉票触礁，各方似乎也不好再出什么举动了，避免再次冒犯敏感的网络情绪。

针对冯小刚及其电影的网络热议，以及网传韩红受此打击要退出公益事业，背后是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是非常值得关注分析的。

一、《抓特务》票房不达预期的三种可能性分析

电影的票房，其实是个玄学。现在从剧本写作阶段，都在使用大数据来进行市场研判，但是结果大家也看到了，《给阿嫲的情书》就被投资者完美错过。再说被公认为优秀电影的《哪吒2》，其冲入世界影史票房前列创造了纪录，但是不能否认，它也是在DeepSeek引爆爱国流量后，电影营销随即借势、直冲云霄，而这个也是难以预料的。

到底是什么影响了人们在进影院之前的购票意愿？社会心理是个较大的因素。在很多社会，主流媒体的影评、书评和美食栏目的作者，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因为一篇文章能影响社会心理和社会评价，从而影响市场反响。

对于《抓特务》来说，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这个票房问题：

一是，电影的名字没起好。电影脱胎于电视剧《无悔追踪》，电视剧有较大的时空纵深进行情感和情节铺垫，但是电影版的“抓特务”这个名字，活像一群人在那里头脑风暴，要给电影起个抓眼球的名字，就在议论纷纷、一筹莫展之际，突然有个人开玩笑说，要不就叫“抓特务”吧，结果制片人或者导演大腿一拍：就是它了！但是显然，这个名字具有强烈的“老登色彩”，一举囊括了年代感、脱离现实语境的老故事，以及情怀的自嗨等不合时宜因素，吊不起今天观众的胃口。

二是，中国社会的公共生活似乎正在衰落中，公共人物由此失去了环境的依托。此前一直名利双收、拥有超高话语权的一些社会“老登”，正在遭遇社会大众的嫌弃。这在下文给出原因分析。

三是，网民群体正在形成从观念到行动的逻辑闭环。在观影、购物方面，更多向草根阶层、弱势群体倾斜。舆情原理（“弱者正义”原则）正在转化为一种商业购买逻辑。这将带来潜在的社会风险。也是本文重点分析的内容。

《抓特务》票房不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刚刚热过一波的《给阿嫲的情书》已经透支了人们的情怀，而且人们看到一个素人导演的成功，鼓舞了人们进一步抛弃那些面目豪横的“老登们”。

二、公共生活的衰落，公共人物由此失去了社会舞台

从全球看，社会公共生活似乎正在处于某种退潮状态。比如很多人谈到了世界杯的遇冷。一定程度上，这源于社交媒体的泛滥。

社交媒体强力侵入个体生活之后，人们获得了足够的娱乐和精神满足，公共生活的重要性就大为降低了。

在慢节奏的时代，人们在那些公共空间如茶馆、客厅、电影院、咖啡馆、舞场、足球场等处交往交流，获得身心愉悦。当大众的注意力形成聚光灯的时候，是最容易造就明星的，所以传统时代的明星名人，几乎都是脱胎于央视舞台。但进入社交媒体时代，公共生活衰落了。

公共生活的衰落，最危险的征兆是客厅的“争夺战”凭空消失了。传统客厅是以电视屏幕为中心而布局的，屏幕价值走向最大化，各大电视频道、各种“盒子”、各路资本一直在争夺客厅注意力资源。但是自从手机成为人体的延伸之后，原先聚焦于客厅的注意力，开始平均分配在卧室、在厕所、在饭桌，客厅争夺战就这样突然消失了，各路资本留下的光纤和管线，今天成为各个小区地下的废弃神经。

算法推送的短视频、短剧，重塑了人们的审美模式，由此产生社会后果。人们追求急剧的反转情节，再也难忍内容的平铺直叙。公共生活的消失，首先是从人们生理性的精力涣散开始的。先是稍长的文章难以卒读，再就是稍长的视频看不下去。总之，短视频重塑了人们的大脑，然后间接改造了社会生活。注重仪式感和公共情感的公共生活，就这样没了市场。

这带来的后果还包括，传统媒体的市场急剧萎缩；人们从“单位人”成为“社区人”；统治舞台数十年的老明星无奈开始了网络直播等。

与之相适应，曾经呼风唤雨的“老登们”，其号召力也变成了抛物线，在平滑缓慢下行。

但是有个现象是值得关注的。虽然现实社会中的公共生活衰落了，但是手机屏幕上常常爆发的群体情绪的共振场景，也表现为一种共时空的公共色彩。比如，DeepSeek横空出世引发的民族自豪感的爆发、淄博烧烤和“苏超”引爆的群众大联欢的场景、某个舆情事件引发的群体激烈情绪等。这其实是巨大的网络舆论现象，表现为显著的共时性和公共性，也具有公共生活的特征。但是我所担心的，是那些非理性的群体情绪的共振，带来显著的消极后果。

三、舆情社会的底层逻辑，使得“老登们”逐渐成为大众的对立面

但是真正影响“老登们”影响力的，除了上述的公共生活的衰落，更在于数十年来直通世道人心的网络舆情，让他们成为网民的对立面。

中国的网络舆情，其底层逻辑绝大多数是弱势群体的抗争。比如，那些在城镇化进程中遭遇了强征强拆的人们，通过上网爆料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作为对立面出现的地方领导干部和强势人物，常常成为网民激烈批评的对象。

而在特朗普的第一时期内、尤其是2018年开始，由于美国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对华为进行极限施压、并在年底授意加拿大扣留孟晚舟，亿万中国百姓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强烈地爆发了。社会名人、著名企业家一旦出现在大洋彼岸，就有“润人”这样专属的道德罪名，从天而降。但是大众名人免不了常常要在大洋两岸来回飞，这使得名人群体的声誉形象，开始走向灰色区间。

如果名人不能高声宣示爱国主义、对于美日彻底划清界限，你就是有原罪的。再加上一些社会名人的“二代”的“炫富”作派，常常激怒网民。大众对于社会名人的观感，急剧滑坡。

比如某著名歌唱家夫妇，因为儿子出了事，声誉大幅滑坡，沦为网络舆论中的争议人物；再以姜昆和郭德纲来说，如果没有姜昆作为传统名人的衬托，郭德纲不会这么红火；反过来，在郭德纲草根色彩的衬托面前，姜昆一举一动常常处于被网民围观的境地。一强一弱，构成了舆情叙事的冲突性结构，也是传播的动力机制。

网络舆情更多时候就是网民通过群体力量，制造属于他们的网络舆论。网络舆论的力量，在于网民人多势众，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这样的舆论，更倾向于支持那些草根明星、奋斗的素人、弱者的诉求，而对于社会名人，常常持有批评、吐槽的态度。

社会评价的天平就这样倾斜了。草根的、民生民主的力量受到鼓励并崛起了，而作为对立面的社会名人，遭遇了这个群体的排挤和轻视。借用神话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群体的“弑神”现象，草根阶层由此走上网络舞台。

四、一种新的社会现象：舆情逻辑正在转化为线下商业逻辑

在过去数十年的网络时代，网络舆情更多表现为网络情绪和网络舆论，就是各种群体情绪更多在网络空间发酵、表达和涌动。而在线下社会，人们依然中规中矩地生活，不像网络表达那么激烈和咄咄逼人。线上线下之间，人们谨慎地保持着边界感。

但是今天，我们会发现，网络舆情似乎已经和现实社会进行了更多的链接，以舆情的逻辑推动商业的交易。这意味着，网络舆情的逻辑，开始落地并转化为现实的商业逻辑，两者实现了闭环，进行了封闭式运转。

比如，网络舆情的底层逻辑，是“同情弱者”，那么在现实社会里，网民消费开始更在乎商家的身份属性，看商家是否更多站在普通民众这一边，以及是否拥有同情弱者、悲天悯人的情怀。至于你是不是大佬、是不是名人，反倒成为敏感的因素，网民选择对老登们敬而远之。

比如，近年来胖东来受到追捧，绝不仅仅是物美价廉这个因素，更多是维系于创始人的“百姓情怀”，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善待员工、极致服务顾客。所有这些，都击中了网民的柔软内心。

这种网络逻辑，也被很多企业家看到了，并且着手做了起来。比如，京东创始人刘强东，经常化身快递员亲自送货，在街边小摊和市民同饮，把员工称为“兄弟们”等。这无疑大获网民好感。

这使得京东在和美团的外卖大战中，占据了舆论的优势。因为刘强东的亲民和美团王兴的身居幕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人们很容易将前者视为自己人，而将后者视为资本的代言人。

一旦发生在某个地方的网络舆情激怒了网民，网民倾向于对城市的营商环境、城市形象进行强烈的负面评价，更可能将该地的商品下架，或者以拒买、退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

如果我们理解了网民的这种商业逻辑，就很容易理解上文所说的“老登们”的遭遇了。在传统媒体时代，他们掌握了巨大的社会资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重要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在普通百姓的一次次买票支持下才崛起的，但是成功之后，他们就忘记了百姓，忘记了出身，转而颐指气使，高高在上，成为行走江湖的大佬，百姓已被嫌弃。如今票房不佳，要大家“走个面儿”，人们自然就不买账了。

在以前的时候，因为“老登们”掌握了很多资源，人们必须消费他们的产品，也必须为他们鼓掌，没有别的选项。那么当今天人们在网络上，发现了如此之多的草根人才涌现，并且优秀程度并不亚于他们的时候，人们自然转而支持“自己人”，而抛弃了老登。

五、舆情和商业实现闭环，导致了如下风险后果

总之，我们从各种网络和现实的迹象，能够看到网民开始从线上的舆情逻辑，转化为线下的购买逻辑。线上线下，实现了逻辑的闭环。

这种网络现象，特别有利于哪些内容呢？比如：

包含强烈的爱国主义和爱国情怀的作品，如《战狼》《哪吒2》等；

能够为网民提供强烈的情绪价值的作品，如刀郎的悲伤情歌、温情满满的文旅活动（如苏超、淄博烧烤等）、维护国有资产神圣性的网络大V的视频等；

来自底层社会、具有草根色彩的创作者和内容，如《给阿嫲的情书》等。

但是这种网络舆情逻辑向社会蔓延，并形成闭环，天然就包含着一些风险，从而不利于社会长远发展和网民利益。比如：

这种逻辑更多是情感和情绪的驱动，因此，提供情绪价值就能获得网络好评和商业流量，那么投资者、商家和网络大V就热衷投资于“爱国赛道”来生产流量，以各种“仇美仇日”和爱国宣示来打动网民，从而利用人们的爱国热情来赚取流量；

一些商家很容易打出“情感牌”来招徕生意。很多做法具有显著的愚民色彩，但是由于有浓厚的爱国主义外衣，人们很容易被愚弄而不自知。一些商家、社会名人包装自己为“道德完人”“爱国表演家”，从而促进自己产品的消费；

但是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多是由规律和周期驱动，而非情感情绪驱动，这使得社会和商家一不小心，就会掉入发展陷阱，导致巨大的经济社会损失。这方面的前车之鉴，就是“南美陷阱”。这意味着，网民群体的情感逻辑，是个巨大的双刃剑，在风口劲吹的时候，各方皆大欢喜；一旦风停了，那些天上飞的都会直接跌落。利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的促销，后果常常是一地狼藉，网民感受到愚弄，商家也被流量反噬。

我们更要防止这种情感驱动的社会现象，发展为蔑视和驱逐社会权威的某种倾向。网络舆情具有倒逼社会进步的积极价值，但是也要看到，一旦网民“弱者正义”的情感逻辑向线下延伸，并扎根长成价值观，很容易会发展为蔑视权威、驱逐权威，从而影响社会的健康发展。社会名人做慈善、做公益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是“回吐”利润反哺社会，但他们一旦出现一点瑕疵，会被无限放大，最终成为道德罪人，连做公益“救赎原罪”的资格都被剥夺。

就以韩红来说，就已经处于某种被驱逐的边缘。虽然其并未承认像网传那样退出公益事业，但是倍感打击。万一她真的退出公益事业，很显然就是一种被强烈的网络舆情蔑视和驱逐的后果。那受损的不是别人，是网民、是社会、是我们自己。愤怒情绪具有舆论的价值，但是难免具有破坏性和腐蚀性，唯有理性共识，才具有长远发展的建设性。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网民大规模地参与了文艺创作、传播和评论，大众自我创作，自我表达，其中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但是从历史经验看，可以流传后世的作品，依然是需要具有更多经验和更高审美层次的社会权威进行整理和提升。我们在鼓励大众创作、鼓励提升社会知识水平和审美水平的同时，也要防范知识水平和审美水平沦入平庸平均的水准，更要防范出现偏颇的观念，认为这才是大众需要的东西。果真如此，那社会发展的后果，必将是滑向沉沦，并孕育平庸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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