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句话在苏联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我们回望1991年那个让红色帝国轰然倒塌的瞬间，很多人习惯性地去寻找外部推手，去盯着大洋彼岸的美国。
但如果我们剥开历史那层粗糙的外壳，把目光从边境线收回到红场内部，就会发现一场令人背脊发凉的真相：苏共自己作的！
苏联的解体与其说是被敌人击败，不如说是那个庞大巨人的心脏部位，早已爬满了致命的噬肉菌。
要看懂这场崩塌，首先得把目光投向那些身居高位的人。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一种被称为“特权阶层”的怪胎开始在苏共肌体里疯狂生长。
这不仅仅是几栋豪华别墅或者几家特供商店的问题，而是一群本该作为国家脊梁的人，从根本上改变了效忠的对象。
他们在台上高呼理想，在台下却在算计着如何将手中的权力变现。那个曾经许诺给老百姓的面包和自由，在70年代后的经济停滞中变成了漫长的排队清单和匮乏的物资供应。
老百姓在寒风中因为买不到一件像样衣服而瑟瑟发抖时，特权官僚们正在思考一个致命的问题：现在的特权只是职务带来的“使用权”，一旦退休或那个联盟解散了，这些巨额财富能不能真正变成那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产”？
这种私欲的膨胀，就是后来推倒多米诺骨牌的第一根手指。
在这个逻辑下，维持联盟的存在反而成了他们瓜分国家资产的障碍。
所谓的“内鬼”，并非仅仅指被策反的间谍，而是指这群在这个体制内长得脑满肠肥、最后却急于砸烂体制来确立产权的掘墓人。
为了完成这场巨大的资产转移，必须先从精神上对国民实施“脑前叶切除术”。
这项工程早在1956年就被那个叫赫鲁晓夫的人埋下了引信。
那份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像一记重锤，直接砸碎了苏共的精神承重墙。
这不仅是评价一个领袖的问题，而是告诉几千万党员：你们过去的信仰是错的。
信仰一旦出现裂痕，坍塌就只是时间问题。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这种自我阉割演变成了一种近乎疯狂的政治时尚。
雅科夫列夫这位深受西方价值观影响的高官，扮演了极其阴损的角色。作为宣传系统的掌门人，他把西方的意识形态灌输进来，从根子上否定苏共的历史，否定列宁的旗帜。
于是，我们看到了那个奇怪的景象：执政党自己带头骂自己，国家领导人带头拆国家的台。
那个所谓的“公开性”和“新思维”，实质上是把混乱当成了民主，把软弱当成了人道。
外交领域的瓦尔德纳泽也在里应外合。他用一种几乎是献媚的姿态搞外交，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来换取西方的喝彩，硬生生把一个超级大国的国际威望掏成了空壳。
当精神防线崩溃，经济陷入僵局，最后一击便来得顺理成章。
民族矛盾，这个曾被压制在“大俄罗斯主义”之下的火药桶，被戈尔巴乔夫拙劣的改革彻底点燃。
既然连宪法里都留着“自由退出”的法律口子，各怀鬼胎的地方实力派哪里还会客气？
那几位所谓的“改革家”和“政客”，在这一刻终于撕下了伪装。
叶利钦，这个俄联邦的总统，在这场葬礼上扮演了最急不可耐的推手。
为了夺取最高权力，他毫不犹豫地将刀尖对准了曾经的母体，不仅下令禁止俄共活动，更是与戈尔巴乔夫上演了一出“二人转”。
戈尔巴乔夫即便到了晚年还在为自己辩解，试图把责任甩给“8·19事件”或保守派，但历史记录得很清楚：正是他亲手解散了苏共中央，正是他的软弱和默许，为那个在别洛韦日森林里签署的分家协议铺平了道路。
那是1991年的秋天，白俄罗斯的那片森林见证了最后的背叛。
没有全民公投，没有哪怕形式上的挽留，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三巨头一纸协议，就将这个横跨欧亚的超级大国大卸八块。
这哪是什么历史的必然？这分明是一次拿着手术刀的内部政变。
美国的和平演变策略、军备竞赛的压力，这些外部因素当然存在，但它们充其量只是风和雨。
真正让大树倒下的，是树干芯子里那些早已把家当搬空的白蚁。
当那个红色巨人倒地时，并没有发生壮烈的抵抗，只有那些昔日的权贵们，踩着国家的尸体，弹冠相庆，忙着把原本属于全民的国有资产装进自己的口袋，摇身一变成了后来的寡头。
这场悲剧给我们留下的那一抹血色教训，至今尚未干涸。
一个大国的陨落，往往不是因为外敌的铁蹄太硬，而是源于自身肌体的坏死。
那些身处关键领域、掌握核心机密的“内鬼”，那些在意识形态领域暗中凿船的动摇者，远比明面上的航母战斗群更具杀伤力。
当权力的运行脱离了人民的监督，当精神的堤坝被自己人掘开，再坚固的堡垒，也会在一夜之间化为齑粉。
守护一个国家的根与魂，还得把眼睛擦得更亮些，盯着那些看不见角落里的蛀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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