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岁的男人死在117号病房，这已是第三张空床。
蒋孝勇在荣总咽下最后一口气前，把大儿子蒋友柏喊到耳边，只说了一句——“奶奶苦命，别让她再哭”。话很轻，像把钝刀，切进蒋家最后一层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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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命两个字，重了。
抚恤金？有的，但只够买一束菊花。她想回俄罗斯看看白桦林，旅行社报价一出，老太把护照又塞回抽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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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孝勇其实最懂她。47年来，蒋家没人敢踏上大陆一步，他偏拖家带口去了奉化溪口。那天雪薄，他跪在曾祖父坟前烧纸，身后是狗仔的长焦，咔嚓咔嚓像给蒋家按下重启键。回台后，他交代律师：若我走了，骨灰一半撒溪口，一半留台湾。政治？他不玩了，只想当回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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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到末期，医生提议插管，他摆手，“让我喘口气，像个人”。那晚，长子蒋友柏守在走廊，背贴着墙，手里攥着退学通知单——纽约大学设计系，不念了。他后来回忆：“老爸走的那刻，我突然看懂‘没有什么是应该的’这句话。”
三年后，蒋友柏揣着一百万美金，在台北东区租了间铁皮屋，挂出“橙果设计”。合伙人名单里只有弟弟蒋友常，没一个蒋字辈亲戚。客户问背景，他只回一句：“我姓蒋，作品不姓蒋。”
第一笔订单是给民进党青年部做海报，同事替他捏汗，蒋友柏耸肩：“死人恩怨，关活人什么事？”海报出街，绿营人物笑得像刚拿到糖果的小孩，他却被深蓝长辈骂到狗血淋头。隔天，他把骂人的报纸裱进公司走廊，底下写一行小字：Freedom is not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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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友柏没去荣总，只在办公室点了一支烟，烟灰落到设计图上，烫出个洞。他没补，留到今天。他说那是提醒：洞可以丑，但必须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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