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月24日深夜，北京城的风冷得像刀子。
当那一辆吉普车悄无声息地驶入秦城监狱时，没人知道车上坐的是谁，连那个被押送的人自己都有点懵。
这串冰冷的数字意思是：1968年进来的第20号。
此时的他怎么也想不到，为了把这个名字重新拿回来，他要用掉整整十二年的命。
这事儿说起来挺邪乎。
那年头的秦城监狱，跟以前关国民党战犯的功德林完全是两个路子。
功德林是大通铺，犯人还能凑一块儿吹吹牛；秦城是单间，14平米，有抽水马桶，甚至还发牙刷和牙粉。
乍一看，这待遇简直是“VIP中P”，可实际上，这才是最狠的招。
在这座沉默的建筑里，不仅没人跟你说话，连看守都是哑巴。
没有纸，没有笔，没有书，甚至连那个用来排泄的马桶冲水声，都成了唯一的“听觉娱乐”。
对于一个脑子常年高速运转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感官剥夺”比皮肉受苦恐怖一万倍。
肉体被关进了笼子，脑子要是再停摆，人就真废了。
在那几年里，这间14平米的牢房里发生了一件怪事。
每天，代号“6820”的犯人都会跪在地上，拿着那块擦脸的毛巾，一点一点地擦水泥地。
没人让他这么干，也没卫生检查，但他擦得那个仔细劲儿，就像是在雕刻艺术品。
他不是有洁癖，他是怕自己疯了。
在这个连时间都静止的空间里，他必须给自己找点活儿干，哪怕是跟一块水泥地较劲。
直到把那粗糙的地面擦得隐约能照出人影，他才能确认一件事：我还活着，我还是个人。
这种日子，他熬了整整五年。
到了1973年，外面的天似乎变了点颜色。
监狱那扇死沉的铁门缝里，终于透进了一丝光。
管理稍微松了点，报纸和书能进来了。
当《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一次递到手里的时候，那纸张哗啦啦的声音，在他耳朵里简直就是贝多芬的交响乐。
那时候他最爱干的事，就是捧着《鲁迅全集》死磕，或者把那本《论持久战》翻来覆去地读。
你说巧不巧，毛主席当年写这书是为了打日本鬼子，结果到了阎长贵这儿，成了他的“坐牢指南”。
他把书里的战略战术全用在了自己身上：既然出不去是定局，那就跟这该死的命运打一场持久战。
熬得住是本事，守得住是境界，只要人还在，这就不是死局。
这场“一个人的战争”打到1975年，战场转移了。
那天，阎长贵被带出了秦城，但他没回家，而是被一脚踢到了几千里外的湖南洞庭湖农场。
从北方的单人牢房一下子到了南方的水乡大野地，这反差大得让人发晕。
在这里，没人知道这个沉默的中年男人以前是干啥的，也没人关心他那段能写进书里的过去。
他脱下那身没标致的黑囚服，换上粗布褂子，开始跟泥巴打交道。
以前握笔的手，现在要去拌猪食、握锄头、插秧。
洞庭湖那边的湿冷跟北京不一样，它是往骨头缝里钻的。
可奇怪的是，阎长贵一点没觉得苦，反倒觉得踏实。
那风一吹，把你身上的霉味儿都带走了。
在农场，他拿出了当年在监狱擦地板的那股劲头。
喂猪，他把猪槽刷得锃亮；种菜，他把垄沟哪怕也是理得笔直。
这种近乎修行的态度，让农场的人都看傻了。
慢慢地，大家发现这个只会干活的“哑巴”肚子里有墨水，就把他从猪圈调到了讲台，去给农场中学的娃娃们上课，后来又让他去写宣传材料。
你看，这人呐，只要脊梁骨不断，在哪都能立起来。
他在油灯下给孩子们改作业的时候，心里那个因为坐牢而被掏出的大洞，正在一点点被填满。
时间这东西，有时候过得慢得像蜗牛，有时候又快得像闪电。
那上面印着红章，意思是：误会解除了，你没事了。
1980年3月，当阎长贵重新站在北京的街头，走进《求是》杂志社（那时候还叫《红旗》）的大门时，那种感觉真就是恍如隔世。
从1968到1980，整整一个轮回。
十二年，最好的年华都在高墙和泥地里耗没了。
但他没疯，没垮，腰杆子还是直的。
很多人都在琢磨，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其实答案早就写在那块被擦得发亮的水泥地上，写在洞庭湖畔的猪圈旁。
命运这玩意儿，有时候就是想把你踩进泥里，看你是不是颗种子，你要是认怂了，那就是烂泥；你要是硬挺着，早晚能发芽。
阎长贵回来后，没怎么抱怨过那段日子。
只是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许他会想起那个代号“6820”的影子，想起那块陪伴了他无数个日夜的洗脸毛巾。
1980年之后，他一直活到了很老，直到那些往事都成了历史书上的一页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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