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19年的冬天，对于孙权来说，简直就是一场还没醒过来的噩梦。
短短三个月，前线刚送来捷报，关羽的人头还没凉透，后方就躺下了三具“司令级”的尸体。
这三个人加起来，手里握着东吴将近一半的精锐兵力。
没有刀伤，没有中毒，就在庆功酒刚倒上的那一刻，东吴的指挥系统直接崩盘。
这哪是大胜，分明是拿命换地盘的自杀式袭击。
很多人聊起这段历史，总喜欢往玄学上扯，说什么关公显灵索命，或者往阴谋论上靠，说是孙权为了防止功高震主搞清洗。
但如果咱们把那些演义里的滤镜去掉，单看那一年的死亡档案，你会发现一个比鬼神更吓人的真相。
这不是什么神秘力量，而是一次极其低级的管理失误。
这三位大将的死，让孙权在这个原本该吹一辈子的胜利时刻，实际上遭受了比当年赤壁之战还要惨痛的隐性崩盘。
难怪后来大家都说孙权晚年昏庸，换谁一下子折损了三根顶梁柱，估计心态都得崩。
先来看看这份死亡名单有多吓人。
第一个倒下的，就是这场“白衣渡江”的总导演吕蒙。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吕蒙是个书生气的儒将，其实这家伙是东吴鹰派里的扛把子。
鲁肃活着的时候还讲究个联盟情面，吕蒙一上来，那是真敢下死手。
他帮孙权拿回了南郡、武陵、零陵，加上之前的长沙和桂阳，算是把“荆州五郡”这块拼图给凑齐了。
这份功劳，甚至比当年的周瑜还要大。
可结果呢？
庆功宴还没摆好，他就死在孙权的内殿里了。
史书上写得挺感人，说孙权为了救他，把道士都请来跳大神，还要给医生千金赏赐。
但这看似情深义重的背后，却掩盖不了一个事实：吕蒙死得太快了，快到连封侯的诏书都没来得及写。
如果说吕蒙是积劳成疾，那接下来这两位的死，就真让人脊背发凉了。
第二个是孙皎，这人可不是一般的小角色，他是孙权的亲堂弟，实打实的皇亲国戚。
在正史档案里，孙皎起步就是统领两千精锐，死前已经是统兵万人的“军长级”人物。
最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开战前，孙权曾经突发奇想，非要让孙皎和吕蒙当“左右部大督”，一起指挥。
这在军事上简直就是胡闹，令出多门必败无疑。
孙权这意思很明显，就是防着吕蒙，想用自家人分权。
虽然最后被吕蒙劝住了，但孙皎作为备胎和监军，竟然也在战役结束后迅速病逝。
连自己家的一号种子选手都没保住，孙权这安保和医疗水平，确实让人大跌眼镜。
第三个叫蒋钦，这也是个狠角色。
他是从孙策时代就跟着混的老臣，也是孙权亲自劝学培养出来的心腹。
孙权以前总拿他和吕蒙一起举例子，让他俩多读书，说明在他心里，蒋钦和吕蒙是一个级别的储备干部。
这次打关羽，蒋钦带着水军切断了关羽的退路，立了大功。
结果在回家的路上，直接“道病卒”。
一个常年在水上漂、身体壮得跟牛一样的水军统帅，说没就没了。
三个司令级的大佬，在同一个冬天，打完同一场仗，集体暴毙。
如果是孙权下的黑手，那他这心机深得简直不像人。
毕竟当年周瑜也是准备打益州的时候突然病死，兵权顺理成章回到了孙权手里。
这次也是，吕蒙一死，兵权也没旁落。
这种“用完即弃”的巧合，实在太容易让人联想到皇权对军权的忌惮，但这回，孙权可能真是冤枉的。
我更倾向于另一个残酷的真相，这个真相说出来虽然没有阴谋论那么刺激，但却让孙权更加难堪——那就是严重的防疫失职。
咱们翻翻公元217年到219年的记录，那正是历史上著名的“建安大瘟疫”爆发期。
那是一场席卷全国的生物灾难。
关键问题来了，“白衣渡江”的核心战术是什么？
是伪装。
东吴的精锐为了骗过关羽的烽火台，脱下了防护良好的铠甲，扮成商人和老百姓，混在码头和集市这种人流最密集的地方。
这招是骗过了关羽，但也把自己的指挥层彻底暴露在病毒的枪口下。
这不叫军事奇袭，这叫在瘟疫大年里搞群体裸奔。
这就是孙权最丢人的地方。
作为一个最高统帅，他在策划这场灭国级战役的时候，光想着怎么赢，完全忽视了当时最致命的非战争因素。
吕蒙本来身体就不好，长期在前线高压工作，免疫力本来就低；孙皎和蒋钦也是在一线跟大量陌生人接触。
这三个人，极大概率就是感染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
这不仅是一场军事胜利，更是一次代价惨重的“自杀式袭击”。
东吴虽然杀了关羽，抢了荆州，但代价是彻底断送了军队的“中生代”指挥层。
吕蒙一死，东吴再也没有进取中原的锋芒；孙皎一死，孙家宗亲里能打的少了一半；蒋钦一死，老派勋臣的忠诚纽带也断了一根。
存了一辈子的家底，一个冬天全赔进去了。
后来东吴只能由攻转守，偏安一隅，跟这次惨痛的人才断层有很大关系。
孙权晚年变得那么多疑、神经质，或许也是被这次打击给吓得。
毕竟，他身边真正能打、能信、能扛事的人，都在那个冬天死绝了。
那个冬天过去后，东吴的脊梁骨，其实已经断了。
参考资料：
陈寿，《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中华书局，1982年。
张作高，《建安大瘟疫与三国历史走向》，史学月刊，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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