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国彬先生走了，走得泰然也突然。8月28日，我和王黎到总医院看他，他躺在病床上，精神很好，正和张伟伟研究即将出版的《南开学报》英文目录，他入院后一直惦念着他的课程，他说马上就开学了，快些出院好去上课。讲课是他一生最大的兴趣。29日做完手术，一切都很顺利。讵料30日晚竟与世长辞了。
黎先生是一位知识广博的学者，是一位执着的爱国主义者，他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南开，献给了人民的教育事业。我和黎先生相处半个世纪以上，不仅在一个单位工作，住得也近在咫尺。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同住在六里台属于医学院的一栋两层筒子楼内。住在那里的还有陈舜礼、杨志玖、张镜潭诸先生。后来又都住在八里台东村，再后来又搬到北村新六幢楼内，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建设的。我们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谈生活，谈理想，谈做人，谈学问，相知甚深。
黎先生1942年西南联大毕业后，即在著名的人类学家陶云逵的边疆人文研究室任职，他背着行李，穿着草鞋，脚上打着泡，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他撰写过颇有影响的文章《云南撒尼与阿细人的体质》。参加调查的还有邢公畹、高华年等先生。
1946年联大复原，由西南来到天津南大历史系的教师只有杨志玖和黎国彬。黎先生从那以后在南开园生活工作了整整57个春秋。云南的社会调查，因为路途遥远，经费无着落，也就终止了。边疆人文研究所搜集的材料，原文学院院长，后来担任图书馆馆长的冯文潜一直保存得很好，冯老告诉我，边疆人文调查的中断，实为一大憾事。
新中国成立前后，一些知识分子由于不了解中共政策或其他原因，跑到海外去了。黎先生也曾南下上海，准备离开。好几天徘徊于黄埔滩上，反复思索，他想，如果走了，就成了流亡的华人，那种处境，那种滋味是令人难堪的，他望着黄埔上的建筑，望着祖国的大地，望着新升起的五星红旗，他无论如何也难以下定出洋的决定，想来想去，又回到了南开园。
黎先生认真执教，根据教学需要，开设了许许多多课程，如人类学通史、地质地理学、考古学通论、原始社会史、东南亚史、外国史学史、天文学、测量学等二十余门课程，一个人一生开了这么多课，这是少有的现象，大家因此称他为“杂家”,即博学之意。
1959年学校决定成立地理系，抽调黎国彬、鲍觉民、何自强三人组建。1961年国民经济调整，地理系下马，黎先生又回到历史系任教。
1962年，印度一再挑起边境冲突，蚕食中国领土。黎国彬和郑天挺共同发掘历史资料，证明印度的非法和无理，为我国外交部准备谈判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黎先生通晓多国文字，特别是英文和法文。他和周基堃是天津两位著名的翻译家，则是翻译界公认的。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决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接纳中国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成员。当时外交部急于翻译联合国资料，约二百多万字，这一任务交给天津，从1972年到1976年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并在全国联合国翻译工作交流大会上受到了特别的表扬。此时周基堃和黎国彬还担任翻译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历史资料的重责，他们是一批无名英雄。
整理已故的陈序经搜集的关于匈奴的资料，由曹焕旭承担，最后也是由黎国彬、杨志玖和谢刚定稿。
黎先生执教英文期间，何止数千人从黎先生那里提高了自己的英文水平。历史系办了几年文秘班，主要授课者是黎先生。后来又有专业英语的设置，对象为博士生和硕士生，仍由黎先生主讲。黎先生对人对己要求严格，一字一句地修改同学的作业。认识或不认识的青年人都向他求学问，一起工作的同仁都向他求教，无不一一得到帮助。学生作业的分数，大都在六七十分，没有超过八十分的。这在分数贬值的今天是颇值得效法的。
改革开放后，滕维藻校长请黎先生出任图书馆馆长，他慨然应允。从1979年到1984年几年功夫将图书馆整顿得井井有条。他所策划的图书馆工具书阅览室是当时华北各校最好的阅览室，受到各界称赞。
《南开学报》的英文目录、提要、关键词一直由黎先生承担。但他从不接受报酬，他认为这是他的职责。他意识到自己年事已高，学报翻译必须后继有人，于是在历史学院物色了五位外文基础较好的年轻人，即张伟伟、叶民、王以欣、夏俊霞、邓丽兰，施以特别训练，教授翻译技巧。6月底，他给这几位接班人还讲了一些梵文翻译问题，还特别赠予每人一部新出版的汉英词典，可见其对青年人希望之殷切。
黎先生是一位正直、诚恳、热情的学者，很讨厌那些夸夸其谈、自吹自擂的人。在我担任系主任期间(1972—1985)所召开的多次老教师会议上，他敢于直言，批评有的教师不好的作风，对有的青年人不能掌握外文，引以为忧。他慷慨解囊，将自己积蓄的一部分捐赠给西南联大校友会及希望小学，一部分给自己的亲属。我记得1969年，我们从完县南五侯村回校，一位东北籍同学向他借钱，他就将自己的存折拿了出来，让其到银行去取，他从不要求归还和回报。
我应该感激黎先生的是，“文革”中，我被打成“牛鬼蛇神”,有三年时间，特别是运动伊始，人们都和我划清界限，对我仇视并射出鄙弃的目光，没有人敢和我讲话，1969年八九月间我沿着第一教学楼行走，去接受“劳教”,走着一条不是路的路，比较僻静。我被剃了阴阳头，把耻辱埋在心头，忽然碰见了黎先生，他嘱我：“晚上说话小心，屋外有人监视。”说着就走了。处于逆境的我得到这样的关怀，永世铭记心怀。
我的良师益友走了，他永远地走了。离开了我们。他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教师，而其为南开争光，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黎国彬先生，安息吧！我于悲哀中，略述先生的言行，以益后人。
原载《南开大学报》，2003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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