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节”这个词有点“古”，现在很少有人用了，所以在此文的开头不能不对它作些解释。最初“士”就是成年男子的通称，周代至春秋时期多指贵族最低的一个阶层，后来遂指有一定的社会管理知识，能够进入官僚阶层的人们，再后来则指读书人。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教育总长章士钊著文说晏婴的“二桃杀三士”是用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把“士”解释为“读书人”，没有考虑到“士”之所指是有个发展变化过程的，遂为鲁迅所笑。“节”指节操，“士节”也就是“士”所应该有的节操。这里的“节操”包括操守和尊严。朱自清曾说：“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出来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论气节》）朱先生只是讲了“士节”的外在表现，忽略了“士节”也是士人的内在需求。
用现代语言来说，“士节”实际上是士人的角色意识的表现，士人在严守士节中感到自己是真正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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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以后士节外部条件总倾向是越来越恶劣，士人在皇帝眼中越来越像奴仆，他们用刑罚和名利双向消解着士节。
士节是士人的灵魂，那些自尊自重的士人，很有抵御能力，没有被收买也未被吓倒。这在两汉很突出，给后世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汉代被人们尊称为“关西夫子”的杨震，其任荆州刺史时有人夜中赠金十斤，杨震坚决拒绝。赠者说：“在这深夜里没人知道。”杨震回答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这就是后代常说的“四知金”。这个事情不大，却被后世视为士大夫严于自律的表率而津津乐道。两汉有的士人竟敢触动皇权专制制度下最为敏感的问题——帝位问题。他们看到国家动乱和人民遭受的苦难，遵循原始儒家的“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居之”、“和更受命”的理论提出汉德已尽，要求皇帝下诏“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这种做法简直就是与虎谋皮，历代臣子们都会视为大逆不道的事情，而汉代一些士人敢于上书要皇帝遵循儒家的“革命”理论去实践。如眭弘、谷永、盖宽饶等都是敢于言人之不敢言，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表现出坚挺的士节。至于东汉末年的“党锢之争”中广大士人面对宦官的镇压与迫害抱着临难勿苟免的精神，前仆后继，宁死不屈。史家范晔在《后汉书·党锢列传》中说这些士人“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党人”坚持自己节操与理想对抗“威权”、“贵势”，置倾家荡产和破室灭族于不顾，这也鼓舞了广大太学生和在野的士人，声震天下，整个天下都在热血沸腾！两汉之所以士节高涨，这与汉朝初年，士人总结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否定了秦朝的绝对专制、士人有意识师法先秦密切相关，另外汉代皇帝经常提倡与褒奖气节也有一定的效用。
三国两晋南北朝期间，虽然也有较安定时候，但社会动乱是主流，士人也像普通人一样把保持生命为第一要务，诸葛亮说的“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颇有代表性。当生命稍有保障时便是抓紧时间享乐。乱世与求生的交织促进人性的觉醒，士人感觉到“本我”更重要，所以属于角色意识的“士节”被淡化了。
唐宋时期的“士节”凸现在与异族的武装斗争中。为君主尽忠不仅在实践臣的义务，也是与春秋大义中的“攘夷”联系在一起的。最早的榜样就是唐代安史之乱中壮烈牺牲的常山太守颜杲卿和睢阳太守张巡，他们是在无外援的情况下坚持苦斗，以惨烈的牺牲把许多士人从盛唐的浪漫生活中惊醒。从此士节与民族斗争中的表现联系了起来。
“士节”本是随着受到尊重程度的高低而涨落的，奇怪的是明代士的尊严被打落到谷底，然而这一代重视“士节”者却不少见，许多士大夫把皇帝家的事情当做自己家里的事情一样去办，甚至不惜牺牲性命。嘉靖初的“议大礼”事件就是一例。一些反对派的臣工聚集在朝门，撼门大哭，声震于廷。有些大臣被廷杖，首席大学士杨廷和被罢官，其子状元杨慎被贬到云南二三十年。看来士很有“节”，实际上他们以死相争的不过就是嘉靖皇帝如何称呼他的生身父亲的问题，与国家的命运和民生的苦乐没有什么关系。
有明一代，士大夫因为抨击宦官当政、揭露奸臣当道、批评皇帝昏庸被廷杖、被杀戮、被贬乏的不知凡几。他们前仆后继、勇于献身，甚至牵连家人九族。在明亡过程中，无论在朝还是在野的士大夫争相殉节、慷慨赴死，其人数之多，其自觉、其酷烈也为历代所少见。这使人感到很奇怪。为什么操守没有随着尊严稀缺而低落呢？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作用。这是指理学对明代士大夫全面渗透。理学产生于宋代，真正畅行的是明代。明代开国文臣很多是理学家，从朱元璋起皇帝也在不断地提倡。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它否定了先秦时期士人们就已认识到的属于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强调士人对国家和君主的绝对忠诚，而且在士大夫中形成了一个对君王绝对忠诚的舆论，把能不能尽忠尽节、能不能无条件为君王去死看成士大夫的基本道德规范，在思想上剥夺了士大夫一切属于个人的东西。这使得本来通达中庸、不走偏锋的儒家思想变成了走极端的邪教（应该把走极端看成邪教的特征，谓予不信，可周览一下给人类带来巨大伤害、把平常人弄得五迷三道的教派，大多是邪教），把重理性、重人情的儒生弄成了痴迷症患者。明末王夫之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特别强调君王的权力，是一个绝对专制的鼓吹者（在这一点上，他与黄宗羲、顾炎武有根本区别）。在《读通鉴论》中曾就唐代宰相张说为了涵养士大夫的廉耻而反对刑杖士大夫的意见驳斥说，这是“士大夫自护其类，以抗上避害”，并说这种做法是乱了“天下之公理”，使得“君臣之道丧”，从而导致了廷杖诏狱之祸，“燎原而不可扑矣”。这种说法不仅君权至上，而且剥夺了士人为争取权利和利益而做的努力。王船山的看法在当时的“正人”中颇有市场。这种“理”给历史带来的祸患很大，清代戴震说的“以理杀人”，也是对这种只讲君王权力的“片面道理”的控诉。因此明代有的士大夫尽忠殉节给当时和后世的外御强权、内抗强暴做出了示范、提供了榜样；有的则如《红楼梦》中贾宝玉所说的是“浊气一冲”，以为是慷慨赴死，实际上是给后人留下了笑柄。这时的“士节”高涨是一种畸形的士节，看似轰轰烈烈，实际上于事无补。有的甚至不能体现士的尊严，正像当时俗谚中所说：“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
到了清代，统治者提倡理学虽然也是不遗余力，特别是在康熙、雍正两朝，但由于它毕竟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君臣之间的隔阂外又增加满汉之间的隔膜，所以清代争着抢着做忠臣的现象不多，那些高官心里明白得很；知道自己是局外之人，皇帝不是自己的亲娘老子；倒是一些没有功名、没有受过什么皇恩雨露的普通读书人，不知山高水深，把皇帝看成亲爹娘上书撒娇，反被杀头发配（文字狱的受难者多是这类人），鲁迅称之为“隔膜”。乾隆皇帝把明代投降了大清的官员都编入《贰臣传》，但是他也不喜欢当世有忠臣。他认为自己是“天纵之圣”、是“有道明君”，在明君之下只能有“良臣”、“能臣”去努力做事；而不能有“忠臣”尽忠。昏君之下，国乱之时才显忠臣。这样有个别的士大夫想尽忠也不可得，因为尽忠等于批评皇帝昏聩。
没有了忠臣，“士节”无由表现，清代是士节全面低落时期。士风的颓靡完全暴露出来，这在小说《儒林外史》中有深刻而生动的描绘。但这不能全怪清代，而是两千多年来专制制度发展演变的结果。没有士节的士大夫是卑琐的，他们之间热衷于官场的可以抠抠八股文；惑于名场的弄弄诗文；朴学考据也恰成为官场、名场的点缀。没有士节的士大夫只能沉醉于卑琐无聊之中，决不会出大才。龚自珍就激愤地感慨社会的平庸，官场里没有了“才相”、“才史”、“才将”；学校里没有了“才士”；民间没有“才民”、“才工”“才商”；甚至街巷中没有“才偷”，江湖中没有“才盗”，一片浑浑噩噩。如果有一位“才士”、“才民”出现，那么就会成为成百上千的“不才”之人诋毁的对象。他们束缚他、围攻他，直到灭了他为止。龚自珍还说消灭有才者，不是用刀锯、不是用水火；一些人学说文章、道德舆论、音容笑貌都是杀人的刀斧。这段话说得真是深刻。
士节的低靡，也很少有忠烈之臣。清末许多官僚以忠烈自诩，可是清朝亡了，他们没有一个以身相殉的，只是搬了自己多年辛勤搜刮来的金银珠宝住到天津或上海的租界里，以“大清遗民”自居，过着优哉游哉的闲散生活，有的还要从清室那里领点儿津贴。
当然，清末不是完全没有坚持士节的士人了，最典型的像为变法自觉献身的谭嗣同和稍后一些自立军的领袖唐才常以及清末许多献身于反清的烈士如徐锡麟、秋瑾、邹容等等，都是“敢将热血写春秋”的英雄，说他们没有“士节”，恐怕读者难于接受，但这些人士已经有意识地在摆脱传统了，连谭嗣同这样的改良派人物，也曾在变法中酝酿结束专制统治。他的思想中还有力图摆脱君臣关系的束缚的一面，并主动接受西方的民主共和思想。所以他们表现出的高尚的节操和轰轰烈烈的献身精神已经不能用“士节”来概括和解释了，虽然人们在叙说他们的事迹和勇气时用的还是歌颂士节的语言。如“望门投止”、“党人”、“张俭”、“杜根”之类，但其内容却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
自海寇西来，欧风东渐，传统的宗法制度开始解体，士农工商这种传统的社会分层也已动摇，这样有别于士人的新型知识分子逐渐出现。尽管新产生的知识分子还是带着士人的深刻烙印的，但他们已经不是依附在皇权专制制度上讨生活的官员或准官员了。他们不再是依附在专制国家这张“皮”上的“毛”了。他们是中国人最早意识到自己是国家和社会中一分子的，他们也是最早思考自己权利和义务的人们。或者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有了初步独立公民意识的人们。
◎本文原载于《发现另一个中国》（作者：王学泰），内容略有删减，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由豆包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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