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位苏联飞行员，为了活命劫机逃到中国，被咱们判了8年有期徒刑。
结果呢？这家伙出狱后不仅没有怨言，反而对中国感激涕零，甚至把那段牢狱生涯视为“上帝的恩赐”。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意思？其实不然。
当你剥开层层外壳，会发现这不仅仅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劫机案，更是一次大国博弈下的司法智慧，以及一个普通人在时代巨变中被命运捉弄又被命运拯救的传奇。
阿利穆拉多夫原本生活在雅库特自治共和国，是个有着体面工作的民航副驾驶。
这哥们儿性格耿直，是个典型的阿塞拜疆硬汉，眼里揉不得沙子。
坏就坏在这个“直”字上。
他的顶头上司伊万诺夫是个贪得无厌的主儿，阿利穆拉多夫看不惯领导贪污腐败，更不愿意同流合污去搞阿谀奉承那一套。
伊万诺夫为了报复他，动用了当时苏联令人闻风丧胆的“惩罚性精神病学”手段。
这是一个极其阴毒的招数：你不是身体健康吗？我动不了你的肉体，我就毁了你的精神。
阿利穆拉多夫前后5次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医生给他贴上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标签——“缓慢进展型精神分裂症”。
这病名听着就很有“艺术性”，意思就是你现在看着正常，但随时可能疯，所以得关起来打针吃药。
就这样，一个优秀的飞行员被折磨得妻离子散，工作丢了，飞行资格没了，连作为人的尊严都被踩在脚下。
阿利穆拉多夫不是没想过反抗。
从1980年开始，他给雅库特、莫斯科甚至苏共中央写了成百上千封申诉信。
结果呢？这些信就像回旋镖一样，转了一圈又回到了整他的领导手里，换来的是更疯狂的报复。
1985年，被逼到墙角的阿利穆拉多夫决定孤注一掷。
他开始伪装，装顺从，装“病好了”，终于骗过了医生和领导，在1985年5月恢复了副驾驶的职位。
但他心里清楚，他必须逃，逃离这个要把他生吞活剥的体制。
美国太远，飞不过去；欧洲隔着重重防线。
这时候，他把目光投向了南边的邻居——中国。
虽然当时中苏关系还没完全解冻，但他赌的是中国不会把他交给克格勃，赌的是一线生机。
1985年12月19日，一架机身印着“CCCP”字样的安-24客机从雅库茨克起飞。
阿利穆拉多夫知道，动手的时刻到了。
飞机平稳飞行后，领航员去上厕所，驾驶舱里少了一双眼睛。
阿利穆拉多夫立刻谎称仪表盘上的增压灯闪烁，诱骗机械师去客舱检查。
等机械师一出门，他“咔嚓”一声反锁了驾驶舱门。
图穷匕见。他掏出了随身携带的折叠刀，还有一根从起落架上拆下来的、重达2.85公斤的锰钢条，直接怼到了机长阿维亚切斯拉夫·谢尔盖维奇的面前。
机长虽然悄悄按下了代号“7500”的劫机警报，但在狭小的驾驶舱里，面对一个被逼疯的亡命徒，除了服从别无选择。
飞机调转机头，飞越额尔古纳河，闯入了中国领空。
当天下午两点多，这架不速之客歪歪斜斜地迫降在黑龙江省甘南县长吉岗农场的一片麦茬地上。
不得不说，苏联飞行员的技术确实硬，在冰天雪地的冻土上滑行了383米，愣是人机平安。
舱门打开，阿利穆拉多夫第一个跳下来。
面对闻讯赶来的中国农场职工和民警，他做了一连串手势：指天、指自己、做了一个开枪和斩首的动作。
意思很明确：这飞机是我劫的，我在那边要被杀头，我是来投奔你们的。
接下来的29个小时，发生了一场极具戏剧性的僵局。
当时的黑龙江，气温低至零下30多度。
飞机燃油耗尽，供暖切断，机舱里简直就是个冰窖。中国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人道主义，齐齐哈尔市公安局调来拖拉机堵住飞机防止逃逸，同时也送来了热腾腾的面包、牛奶、香肠，甚至还有十几件军大衣。
机长谢尔盖维奇却是个被冷战思维洗脑的典型。
他坚信中国是“敌对阵营”，害怕一旦下机就会遭遇不测，死活锁着舱门不让乘客动，非要等苏联大使馆的人来。
一车车的中国老乡在外面送温暖，一飞机苏联人在里面瑟瑟发抖，这画面充满了时代的荒诞感。
直到12月20日晚，苏联驻华使馆外交人员格里山赶到现场，确认了身份，机长才肯打开舱门。
3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被接到了齐齐哈尔湖滨宾馆，吃上了热饭，泡上了热水澡。
人是救下来了，但怎么处理阿利穆拉多夫，成了摆在中苏两国面前的一道难题。
苏联方面的态度极其强硬：这是叛国者，必须引渡回国受审。
谁都清楚，阿利穆拉多夫要是被送回去，等待他的绝对是枪决，连审判的过场可能都省了。
中国方面展现出了极高的法律素养和外交智慧。
我们依据《海牙公约》和中国刑法指出，劫机是严重的刑事犯罪，且降落地在中国，中国拥有无可争议的司法管辖权。
我们拒绝引渡，坚持按中国法律审判。
双方你来我往谈了50多轮。
最终，中国给出了一个既维护主权又照顾各方面子的方案：人由中国审判、在中国服刑，允许苏联外交官旁听，刑满后遣返。
1986年3月4日，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阿利穆拉多夫试图大谈特谈他的政治迫害遭遇，但法庭非常专业，只审理“劫持航空器”这一犯罪事实。
最终，法槌落下：有期徒刑8年。
听到这个判决，阿利穆拉多夫当庭表示服从，不上诉。
苏联外交官也没话说。
看似严厉的判决，实则成了阿利穆拉多夫的“护身符”。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坐牢是人生污点，是痛苦的折磨。
但对于阿利穆拉多夫来说，哈尔滨的监狱简直就是他的诺亚方舟。
他在狱中享受了相当不错的人道主义待遇。
因为他是飞行员，受过高等教育，监狱安排他当俄语教员，教狱警和其他犯人学俄语。
这种“特殊工种”让他免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也让他赢得了尊重。
他每天在狱中看着电视里的中国日新月异，了解着这个正在改革开放中腾飞的东方大国。
1991年，阿利穆拉多夫因为表现良好，获得了减刑，实际服刑6年后，他在这一年刑满释放。
就在他走出监狱大门的前后脚，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了。
那个曾经给他贴上“精神病”标签、那个要把他引渡回去枪毙的庞大帝国，一夜之间烟消云散。
取而代之的，是独立的阿塞拜疆和俄罗斯。
曾经迫害他的克格勃机构也陷入了混乱和重组，再也没人记得要追杀这么一个小小的副驾驶。
中国的8年刑期（实坐6年），把他完美地保护了起来，帮他避开了苏联解体前最动荡、最黑暗的岁月。
出狱后的阿利穆拉多夫，短暂回到了阿塞拜疆，后来定居俄罗斯。
这时候，他在中国监狱里练就的“神技”派上了大用场。
90年代初，正是中俄边贸最火爆的时候，“倒爷”经济盛行。
阿利穆拉多夫凭借着一口流利的汉语，迅速成为了中俄贸易的“中间人”和顾问。
他帮着俄罗斯商人从中国进口轻工业品，帮着中国商人搞定俄罗斯的物流和机械设备。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赚得盆满钵满。
他不仅重新组建了家庭，还过上了比当年当飞行员时富足得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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