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罗仪馥】
近年来，中国与东南亚的经贸往来持续受到国内社会的高度关注。不过，现有舆论分析大多将目光投向商品贸易、资本流动、基建联通等宏观图景，相对较少聚焦于“人”这一微观主体。
事实上，正是一个个跨国流动的“人”，构成了经贸往来的实质性依托，以脚步与生计编织出经贸交往最真实的肌理。
从近现代史中作为“南洋拓荒者”的华侨，到改革开放后扮演“制度中介”的华商，再到当下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整建制出海”的中资派驻者（包括企业管理者与技术人员等），人的主体形态随着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演进而不断演变。
从海外各地侨社兴起的“一碗饭”国际援华义卖活动，到各种形式的义捐、义演，海外侨胞节衣缩食、不遗余力地为祖国抗日筹措军费。 资料图
华侨通过“侨批”将其在东南亚国家积攒的银钱汇往中国，塑造了两地早期的金融纽带；东南亚华商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落地中国的外来投资者；如今的中资派驻者，则是中国对东南亚产业转移的具象化的载体。
“侨批”已成历史，但华商和中资派驻者仍活跃在两地的经济纽带上，他们对母国的复杂情感构成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地缘政治经济关系的一部分微观底色。
当“中国速度”遇上“季风节奏”
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十年来，伴随着中国从资本引入者到资本输出者的角色转变，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纽带越来越以产业链转移的方式呈现。跟随产业链移动的中资派驻者来到东南亚各国，首先直面的是两地的效率落差。
由于习惯了母国快节奏、高效率的工业文化，在和笔者的对谈中，派驻东南亚国家的中资企业管理者和技术人员普遍感慨当地工人生产节奏缓慢、工作态度松弛以及自身对这种“慢文化”的不适应。而这种对当地低效率的抱怨情绪，背后所充斥着的，其实是关于母国发展主义工业文明的强烈自豪感。
不少中资企业管理者在与东南亚劳工打交道的过程中遭遇过管理挫败感：
“这里罢工文化盛行，工人们经常很随意就发起一场罢工活动，严重拖缓工厂的生产速度。” “有些工人每月领到工资后，就会出去玩乐，直到工资花完才愿意重返岗位，这在国内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
在笔者赴越南、泰国等地多家中资企业调研时，多数受访的管理者提到的主要工作困扰之一便是当地劳工的松弛散漫。他们常常慨叹：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工厂”，离不开勤勉上进的儒家伦理和效率至上、纪律为先、极度紧凑的供应链协同等工业文化基础，而这恰恰是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所缺乏的——在对谈中，能明显感受到他们对母国文化和制度的自信。
工人在某中企越南平阳工厂车间内作业。 资料图：新华社
在中资派驻者看来，工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中国不仅是效率奇迹的创造者，还是提供技术标准和供应链保障的“云端总部”。在某国际社交平台上，一位常驻泰国的中国中层管理者写道：“我们不是来寻找新生活的，我们是带着任务来复制‘中国奇迹’的”。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成效的好奇与向往，以及中国与东南亚的发展差距，常驻当地的中资企业管理者往往还抱有一种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经验的宏大使命感。
“大至生产设备，小到一颗螺丝、一个包装袋，我们都可以及时从国内获得补给，中国的供应链保障比任何地方都要周全”。这是越南多家受访中资企业管理人员的共同体会，也是中国对东南亚产业转移成效的真实微观写照——中国与东南亚的产业体系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程度实现融合，而这正建立在中国强大的配套产供链基础之上。
与临时或新近被派驻东南亚的中资企业管理者或技术人员略有不同，多年深耕东南亚的华商已对两地的文化差异、制度区别以及由此产生的效率落差司空见惯。他们在以“中国速度”为傲的同时，也更能理解“季风节奏”形成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华商在东南亚各国发挥着宣介中国制度与政策以便将东南亚资本引入中国的重要作用，那么，在中国对东南亚成规模产业转移的当今时代，他们则成为东南亚文化和制度在中国的宣介者，为有意出海东南亚的中资企业提供咨询和帮助。基于此，东南亚华商关于母国的自豪情绪，可能更多地表现为“我的母国为当地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就业岗位”的优越感。正如一位受访的华人商会组织者所说，华人商会组织正在不断扩大，当地政府很欢迎中资企业的到来。
在老挝乌多姆赛省拍摄的1000兆瓦光伏工程的升压站建设现场。 资料图：新华社
为“逃离内卷”困于“飞地社会”
基于临时入驻东南亚的现实考量以及轮岗制的企业制度设计，多数中资派驻者并未深度融入当地社会，而是形成一种“物理在场、精神缺席”的矛盾生活状态。这种状态所抒写的，是他们既希望短暂逃离内卷社会，又高度依赖祖国精神养分供给的复杂情感。
一方面，东南亚的中资派驻者对母国激烈的人才竞争环境焦虑不安。
作为企业的中层管理者，他们庆幸通过外派避开了国内激烈的职业竞争态势，通过赴东南亚建功立业开辟出另一条职业晋升渠道。部分被外派的技术骨干表达了这种在母国内卷化生态下的“幸存者心态”：中国人才济济，自己在国内可能面临35岁的职业门槛，但来到东南亚则可以充分发挥技术才能，甚至成为带领团队的高级专家，在岗位上持续发光发热。
另一方面，他们在入驻东南亚国家后仍表现出对母国深刻的依恋，这种依恋使他们不自觉地将自己“禁锢”在一个与当地社会相隔离的小圈子里。
尽管身在异乡，这些人的消费偏好、社交网络、精神寄托与在国内无异——日常吃着海运来的中国零食，刷着抖音，使用国内购物软件，在各类社交平台上激烈参与国内的舆论话题。中资派驻者通过这种方式来抚平内心深处的漂泊感及思乡之情，他们在受访时或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典型言论就是最生动的写照：
“即使身处东南亚，我也习惯于通过淘宝购买国内的日常用品，这其实与我在国内的生活状态并没有差别。” “下班回到宿舍，打开抖音看国内的新闻，吃着海运过来的螺蛳粉，感觉自己从未离开过中国。” “在雅加达的雨季，听着周杰伦，突然觉得祖国才是唯一的港湾。” ……
相较于“流动的”中资派驻者，扎根东南亚的华商并不存在迫切的“逃离内卷”的现实需求，也较少困于“飞地社会”，但当前中资企业的成规模涌入也唤醒了他们的母国情感基因，并寻求通过与中国的持续深度链接重新激发自身的奋斗意志。正如一位马来西亚华商在媒体上所说的，“（中国的‘卷’）激发平日悠闲的人们苏醒了，为生存为生活而更积极起来”。
无论是“流动者”还是“扎根者”，中资派驻者和华商对母国的情感都超越了传统家国情怀的单一叙事，演变为一种复杂的、工具理性与精神寄托相互缠绕的现代性情感。母国既是他们试图通过空间置换来规避压力的竞技场，又是他们安放灵魂、汲取力量的重要港湾。
2024年2月1日，中马两国100多名青少年组成的舞龙队，在马来西亚马六甲市鸡场街上共舞一条近200米的“长龙”。资料图：新华社
在“强盛母国”下的“敏感身份”
随着中国迅速崛起和大国战略竞争日益加剧，东南亚各国的对华心态愈显复杂，对华政策也更加频繁地摇摆。
一方面，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为东南亚提供了庞大的市场和资金及相对先进的技术，促使其更加迫切地寻求深化对华经贸合作；另一方面，中国日益增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也引发了部分国家对于自身战略自主性可能被削弱的担忧，使其更倾向于使用“竹子外交”的对冲策略，在大国之间灵活摆动。
这些变化让身处东南亚的华商和中资派驻者产生了一种夹缝中生存的身份敏感性：一端是迅速崛起的母国，其影响力为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商业网络与资源支持；另一端是他们经营、生活的居住国，其社会政治风向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生存境遇与商业活动。
这种生存状态之下蕴藏着东南亚华商和中资派驻者关于身份认同和利益权衡的心理困境。
其一，他们对母国强盛充满期待，也夹杂着一些担忧。
从商业理性与情感归属出发，华商和中资派驻者自然希望中国持续强大。一个强大的中国意味着更坚实的商业后盾，比如更便捷的资本、技术与市场通道，以及在国际商业谈判中更受尊重的地位。
然而，这种期待的另一面是隐忧。他们担心，母国在与居住国发生主权、利益摩擦时展现出的强硬立场，可能会被当地有心之人恶意解读为一种潜在的威胁。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历史上东南亚地区曾多次因大国关系紧张或内部政治变动，引发针对华商和中资企业的排外情绪与经济抵制。
2023年1月，印尼德龙工业园内某中企遭打砸抢烧。 图源：社交媒体
其二，他们需要培养对居住国社会政治环境变化的敏锐感知和适应能力。
东南亚华商和中资派驻者需要学会敏锐地捕捉居住国对华政策的任何细微摇摆，理解当地民众民族主义情绪的起伏。当居住国与中国关系融洽、合作深化时，他们的身份背景往往成为一种连接两地的优势资源；而当双边关系趋于紧张，或当地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其身份则可能迅速转化为一种需要低调处理、甚至刻意回避的敏感标签。
这些使得他们必须时刻关注政治风向，谨慎地在公共场合表达立场，甚至在商业决策中也要纳入地缘政治的风险评估。一些受访的华商和中资派驻者基于他们的经验总结道，在东南亚生存和经营需要特殊智慧，既要善于利用华人网络的宝贵资源，又要养成内敛低调的处事风格。
东南亚华商和中资派驻者的上述心理困境，本质上是大国战略博弈在微观层面的投射。它揭示了在全球化的地缘政治时代，跨国商业身份已不再仅仅是经济交换的媒介，更成为承载着多重权力关系与历史记忆的、高度政治化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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