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对于出生于1992年的索耳来说，是二十多万字的伏案，更是他在现实与历史之间完成的一场巨大跨越。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马来槟岛华人的救国梦影，到五十年代珠江口蜑家人的上岸困局；从七十年代西贡姐妹在战争硝烟中的南下北上，再到九十年代深圳特区小人物的身份错位——他用一字一句，打捞起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伶仃与漂泊。
这些故事看似独立，实则脉络交织，人物命运在季风与洋流中互为化身。当小说的尾声“果皮”重新合拢，一个光怪陆离的“番石榴宇宙”便赫然立于纸上。
在南中国的世界里，普通人如“水流柴”般在伶仃洋与南洋之间流动。书中那个失落的时空，却从四张老照片开始。
以下是索耳的自述。
《伶仃世》是一本我准备了六年的书。
究其缘起，2019年夏天我去马来西亚旅行，自马六甲到槟岛，走过那些庙宇、房屋、骑楼，内心有大震动。那是我第一次对离散华人的感知和接触。
在这片所谓的异国他乡，他们如此鲜活而具体地扎根下来，甚至比我还要更像“华人”。我便生长了好奇，为什么？
问题出现，往往不是单个，而是一连串的。带着问题，我开始收集和行走，框架和结构渐渐在脑中定型。两年后，我敲下小说的第一个字。
关于小说的题目《伶仃世》，也斟酌了好久。
最初想过叫“天光墟”，在粤语里是鬼市的意思，入夜而聚，天光即散，至今在广州光塔路、海珠桥、芳村等地仍有少许痕迹。墟上摆的，无外乎一些旧货古玩，摊主也都是上了年纪的阿叔，光膀子摇蒲扇，到了凌晨，摊子也不看，把自己也变成货物，躺在地上闭目而眠。
在酷热的岭南，天光墟倒更像是“夜凉而聚，天热而散”，它象征着现实生活的另一面，汇聚着夜行的、闲暇的、陈旧不合时宜的生灵。以鬼市为题，跟小说的质地也算贴合，但后来还是觉得这个名词有些冷僻，遂放弃。
至于“伶仃世”的灵感，则从一个缥缈的概念“人类世”那里得来。地质概念的“世”（-cene），代表着更广袤深邃的时间，而小说里的“世”，更像是“世纪”（century）、“世界”（world）或者“世间”（society）。借用这样一个含混的概念，我更想表达的是在一个大时空下，人孤独伶仃边缘的生存状态。
当时在槟岛游荡，沿海墘路慢行至旧关仔角，看鸽子和夕阳齐飞，心里隐隐感应与岛的千百种联结。后来在小说里，我确实写及这座岛的故事，并重现了那段景象。作为外人登岛，或多或少带有一种对岛的凝视。岛本身是自洽的，它如何理解大陆，理解海？我生长于大陆最南端的偏僻半岛，但半岛跟真正的岛还是不太一样。近年来，我有幸游历了一些岛屿，以双脚感知过它们各自海岸线的形状。我暗自向它们祈求，借我一双“岛之眼”吧。但我想拥有的何止“岛之眼”，我还想拥有“林之眼”“泉之眼”“石之眼”“菌之眼”，等等。如小说中人物所说：
“在槟岛糊涂玩了十年，若说有什么长进，大概就是在人情之外，体味了这诸事万物的有情。”
说回头，这部小说仍然是跟人有关，写到的人物林林总总，都是旧世纪一些无关紧要之人，虽活着时如苔藓一般，好歹痕迹并不那么容易消失。我寻觅并收集，拼凑出他们影影绰绰的模样。
旧世纪才过去二十余年，跟现世相比，也已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了。跟我对话的，是历史中徘徊不去的幽灵而已。我选择写过去的人而不是现在的人，说漂亮话是寻幽访古、挖掘暗角、让失语者发声，抑或，实质是缺乏与现实产生连接的勇气？活在当下这种环境、生态、共同体之中，持续的生理性沮丧（最大的沮丧是对自我的沮丧）？
书中有四张照片，分别被我嵌入了小说文本里。它们或启发了我的想象，或比我的文字更好地代我言说。我想简单介绍一下它们的背景故事。
| 中国艇
第一张是谢缵泰的“中国艇”，它是“番石榴飞艇”最直接的灵感。2020年底，读叶凯蒂（Catherine Yeh）《晚清政治小说：一种世界性文学类型的迁移》的时候，这艘飞艇画像第一次从书页跳入眼中，我完全被它勾去了魂。第二年，我跟随广东时代美术馆在开平和台山进行田野行走，在仓东村的一个家庭博物馆再次见到它。真是缘分。那时我就决定要把它写进小说。开平正是谢缵泰的老家。作为最早设计飞艇的中国人之一，谢缵泰可能更出名的是他画下的《时局图》，出现在我们的中学历史课本里。
| 幸福塔
第二张照片是曾经存在于我的家乡湛江的一座塔。这座塔建于1875年，被称为“飞霞塔”或“云梯塔”，二十多年后，湛江（当时叫“广州湾”）变成了法国殖民地，法国人又给这座塔冠以一个新名称：“幸福塔”（Tour du Bonheur）。这张照片的摄影者不详，被一位叫Bertrand Matot的法殖历史研究者收集得来。塔的造型奇特，就像一枚火箭，伫立在一片农田和冲积平原上。画面近景还出现了一个戴着草笠的人，可猜想是中国的农民。一人一塔，各位于照片的两端，遥相对望，莫名有一种科幻感。遗憾的是，这座塔已消失在历史烟云中，1958年大跃进浪潮来临，它被拆成砖块，砌成炼钢的土炉。
| 阿芳妹
第三张照片是阿芳妹（Afong Moy）。我是在读张纯如《美国华人史》时，看到了这张照片。据说她是第一位移民美国的中国女性。1834年她被美国商人卡尼兄弟从广州带到纽约。为满足当地人对神秘东方的猎奇心理，她被精心打扮一番，穿上华服，变成展厅中的展品，向支付25美分入场的观众演示用筷子吃饭、用裹足走路。
| 家庭合照
第四张照片，是挂在我祖屋大厅墙壁的家庭合影图集其中的一张。拍摄时间大概是1990年代初。当时叔叔在广州读书，爷爷和大伯自乡下去探他，三人同在省城Citywalk，拿着借来的傻瓜相机，在诸多地标留下了合影。等他们去广州动物园时，天色已晚，在狮笼前他们拍下当日最后一张照片。闪光灯闪过，镜头里的爷爷和大伯连带着笼里的狮子的三双瞳孔，同时出现了红眼现象。所谓红眼，是因瞳孔在黑暗中放大，令更多强光穿过并射在视网膜的微血管组织上，再反射形成。我觉得这照片有趣，画面中三者同时出现的红眼，恰好证明了某种共有的生物性。拿相机去照石头、草丛，是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时至今日，正如当年的傻瓜相机被消除了红眼的相机替代，照片中的对象也不能常驻。
从开始准备这本书算起，六年时间何其短、何其长，奶奶、外公、大舅、爷爷、大伯、外婆相继去往了另一个世界。我永远怀念他们。
这四张照片于小说首尾的故事，可说是某种串联。我假托阿嬷（奶奶）之口，由家族史弥散到旧世纪的时间之海，打捞出几个华彩躯壳。之所以写这几个人物，说是经过一番考量也好，说是沿着我的路线和脚步，偶然撞上来的也好；他们远非局限于他们自己，而是万千人的化身。无形无声中，我同时敲破自己的人格，渐渐连接到他们身上，一同见闻，一齐感应。
我想写的，也从来不是某个地域，而是打破它，探向更广阔未知的版图。在过去那个时空，疆域和边界并不像今日那样确凿和重要。
普通人便是水流柴，这边海瘦那边海肥，从故地到新土，无尽流动循环往复，无非是为“揾食”（谋生）而已。
漫长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包括“鲤·伏笔计划”在内的许多慷慨支持和帮助，我心存感激，都记于书后。从草稿到成书，如艰难破茧，我要再次感谢编辑黄平丽和宣彤，是她们赋予了这部作品完全的形态。
2026.3.9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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