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席勒、诺瓦利斯……都“从一首亚洲诗歌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亚洲诗歌|外国文学|弗里德里希·席勒|林纾|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翻译|莎士比亚|诺瓦利斯

在一座巨大的岛屿上，岛上居民视此岛为天下之中心。大岛中间有一座高峰，生长着原生态的、粗壮的大树，这些大树根深叶茂，稳固着岛上的生态环境，历史上周边外来物种的侵入都未曾将之动摇。但有一天，与巨岛相隔千里的遥远物种被巨浪夹裹而来，冲击着岛屿，并成功登陆。

这次物种登岛，带来的不是一次“风暴”，而是一次“海啸”，甚至是全球性的“厄尔尼诺现象”，直至大岛的生态被严重改变。这是《世界文学萌芽体系与近代汉译西方文学（1896-1916）》一书中，作者对西方小说这个文类通过翻译传播入中国近代、进而形成“世界文学萌芽体系”的形象比喻。

这是对国际学界热议的“世界文学体系”的一种新思考，提出了“世界文学萌芽体系”概念，对许多特殊的现象提供了理论解释框架。作者郝岚以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特殊现象为主要例证，验证了这一萌芽体系的解释效力，并重点探讨了清末民初世界文学进入中国时，翻译在其中所起的特殊且重要作用。对认识“世界文学”的形成以及翻译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当非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进入世界文学体系时，整个体系会展现出何种样貌？从这一角度出发，作者认为：它一般出现在民族文学开始建构和面对世界文学的最初阶段，处于其核心位置的一般是本民族文学，外国文学一般还处于边缘。

“世界文学萌芽体系”有三个特点：常常以世界主义之名、行民族主义之实；外国文学处于边缘位置，因此翻译策略普遍较为随意；翻译文学选本常存在经典的错位和通俗化倾向。作者聚焦中国1896-1916年的汉译西方文学，以柯南·道尔、哈葛德、莎士比亚等作家之作品的汉译，以及林纾翻译小说的“拟古文体”等问题为例，对该体系及其特点进行了阐释说明。

民族主义立场和世界主义价值构成“世界文学”中的张力，两者相互依托、相互作用，使“世界文学”在各个民族中生根发芽，呈现各态。近代中国接受、容纳与改造着一种独属于那个时代中国的“世界文学”，产生了“世界文学萌芽体系”。这一体系中被翻译的西方作家和作品，大多不在西方文学经典作品文选之列。本着普及知识、补充文体、传播思想、阅读消遣等目的，选择翻译对象必须可以“为我所用”，现如今已鲜为人知的维多利亚小说家亨利·赖德·哈葛德要比“英国国宝”大文豪莎士比亚在近代中国声名显赫得多。不仅译介对象“冷门”，翻译策略也很随意。故事的完整性大打折扣，且合并、省略甚至篡改也处处可见。

近代中国处于“从语言到文体新旧杂陈，互相渗透”的时代，使用什么语言翻译外国文学“既是一个微妙的文学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不懂外文的翻译家林纾使用非文非白的语言译介的林译小说，被作者称为“拟古文体”，它们不仅对中国文学语言的演化具有重要的革新价值，也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短短25年间的近200种林译西方作品，从文类、审美、叙事模式等方面提升了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推动了从“世界文学萌芽体系”到五四时期新的世界文学体系的转变。林译作品以小说文类动摇了古典诗文传统，以小说审美补充了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以对叙事模式的新解助推了西洋文学进入中国市场。其中种种交织，书中娓娓道来。

翻译家林纾

二

“世界文学萌芽体系”之所以成为“体系”，因其具有整体性、有机动态性、开放性以及结构上的等级性：它有核心、半边缘与边缘；有文学的“自治”和政治、经济等因素主宰的“他治”，翻译文学总在这两端之间徘徊。这些特征决定了“世界文学萌芽体系”具有多种样态，也是此理论的生命力所在。

虽然西方国家的世界文学体系结构一直没变，本民族文学一直处于核心，外国文学（特别是东方文学）则在边缘。但其在文学发展的某些阶段仍表现出“世界文学萌芽体系”的特质。毋庸多言，“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即是受东方文学魅力的影响，而浪漫主义的发生更是与东方文学进入西方文学体系有着密切的关联。

歌德、席勒、诺瓦利斯、黑格尔、谢林、费舍、叔本华和其他一些湖畔派诗人和哲学家，他们每个人都“从一首亚洲诗歌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但是亚洲诗歌为之提供的只是东方意象及异域情调，仍然处于当时西方的世界文学萌芽体系的边缘。他们并不特别在意这些东方文本在源语文学中的经典座次，因此最初被译介到西方的中国小说，不是四大名著，而是《今古奇观》《好逑传》《玉娇梨》等明清才子佳人小说，因而增删、改编、刻意“误读”等方式在翻译中处处可见。

西方的“世界文学萌芽体系”的边缘无疑是东方文学，它虽一直在边缘游走，但在不同时期也以不同形式影响着西方文学体系，翻译成其中可被“随意使用”的工具。正是这种随意性造就了“世界文学萌芽体系”，并最终形成现代世界文学的复杂样貌。

本书还考察了特定时期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展现了中国文学体系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其中的现象与规律有助于认识“世界文学”的动态性。更为重要的是，书中所讨论的近代中国汉译西方文学的实践，不仅展现了“世界文学萌芽体系”对许多民族国家早期与世界文学接触时特殊现象的解释力，同时为翻译外国文学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