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会上的“零”,撕开信任裂缝的第一刀

2026年4月22日,在美国国会山的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室里,气氛并不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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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面对议员提问时,给出了一个让人意外却又意味深长的答案——“零”,此前被批准可以出口到中国的NVIDIA H200 GPU,一块都没卖出去。

这款芯片本身并不普通,141GB显存、每秒4.8TB带宽,性能相比上一代直接提升数倍,本该是市场上的“香饽饽”,但现实却是堆在仓库无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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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询很快变得尖锐,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直接追问:性能比H20高出数倍,怎么保证不会流入中国军方?

卢特尼克没有新答案,只能重复安全管控那套说辞,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格雷戈里·米克斯则更直接,批评政府的出口管制已经失去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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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听证会看似围绕“卖不卖芯片”,但真正暴露的问题,是规则的不稳定性已经让市场自己做出了选择。

事情的根子不在H200本身,而在过去几年反复变化的政策,从2022年限制A100 GPU和H100 GPU,到后来推出性能缩水但仍可销售的H20G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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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突然禁售、又重新开放、再宣布更高性能型号可以出口——短短四年时间里,规则被多次推翻重来。

对普通消费者来说,这可能只是新闻;但对企业来说,每一次变化都意味着成本重算、项目推翻、风险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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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买芯片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围绕数据中心建设、算力规划、团队配置的一整套长期投入。

合同签完却可能随时被政策推翻,这种环境下,所谓“高性能”反而成了负担,更关键的是安全疑虑——行业内早就流传,美国高端芯片具备远程控制或限制能力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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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地缘政治冲突升级,核心算力被人为干预,损失无法承受,把这样的设备放进关键基础设施,本质上就是把主动权交出去。

于是,“零销量”并不是偶然,而是信任被反复消耗后的必然结果,市场没有情绪,但会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态度——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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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反复与产业反击:从被动承受到主动替代

如果说听证会暴露的是表面问题,那么真正的转折发生在政策与产业的博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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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2026年4月初,美国两党推动的“技术竞争法案”修订版,把中芯国际、长江存储、华为等企业进一步纳入限制范围,同时要求盟友在150天内跟进类似措施。

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双线操作:一边允许部分芯片出口,给市场留出“窗口”;另一边则卡住制造端的关键设备和软件,限制自主能力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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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并不复杂——让对方继续依赖,同时又限制其独立发展空间。但问题在于,这套策略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对方必须持续相信规则不会再突然变化。

现实却恰恰相反。连续几轮政策反复之后,中国企业已经不再把“能买到”当成可靠选项,而是当成不确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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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就是产业链开始加速自我替代,以华为昇腾为代表的国产AI芯片迅速填补空白。

昇腾910提供256TOPS算力,配合自有云平台和服务器体系,形成完整解决方案;海光信息的DCU产品在训练市场占据重要份额;多家厂商通过改进架构和算法优化,把硬件差距压缩到可接受范围。

更关键的变化发生在软件层,过去依赖PyTorch等国外框架的开发者,开始转向本土生态,如MindSpore和PaddlePad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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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者规模迅速扩大,算法优化成为关键突破口——通过减少冗余计算、优化模型结构,让算力需求下降,从而降低对顶级芯片的依赖。

数据也印证了这一变化:国产AI加速卡出货量持续上升,市场份额大幅提升,而英伟达在中国的占比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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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国产化不再局限于单一环节,而是从电力系统、散热方案、芯片互联到模型运行形成完整链条。

这意味着即使没有最先进制程,也能维持大规模应用,当一个体系可以独立运行时,外部限制的效果就会迅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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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的“封锁窗口”被大幅压缩,甚至提前关闭,也正因如此,竞争的焦点不再只是技术差距,而是生态体系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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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重构与全球分化:一场不再可逆的算力竞赛

随着替代体系逐渐成型,影响开始从单一市场扩散到全球,曾经高度集中于少数厂商的AI芯片格局,正在被重新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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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美国主导的高端体系依旧掌握最先进技术,包括EUV光刻、CUDA生态和顶级算力产品。

另一方面,中国推动的体系则依托DUV工艺、Chiplet技术和开源模型,在成本和可获取性上形成优势。两条路径开始并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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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化最直观的体现,是市场份额变化,中国市场对部分美系产品的依赖下降,同时国产方案逐步向外扩展。

一些第三方国家开始采购中国AI芯片,比例不断提升,原因很现实:性能足够、价格更低、没有附加政治条件。在商业决策中,这三点往往比极致性能更重要。

美国企业也在承受反作用,库存积压、订单取消、收入下滑,这些都直接影响财报表现,英伟达在中国市场的收入曾占重要比例,如今却面临明显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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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制造商同样受到波及,例如ASML对华业务占比下降。如果进一步限制维护服务,已经售出的设备性能可能下降,这将形成新的商业风险。

更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外溢效应,例如马来西亚在面对压力后,对相关芯片的转运和出口实施更严格许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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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行为并不是单纯选边站,而是出于规避风险的自我保护。当规则变得不可预测时,第三方往往选择减少参与,以避免被卷入冲突,最终的结果,是全球芯片产业逐渐形成两套并行体系。

各自服务不同市场与需求,高端科研和军用领域仍由美国体系主导,而工业、能源、农业等应用,以及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则出现更多替代选择,竞争从“谁更先进”,转向“谁更稳定、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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