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深秋，北京西郊一个旧医院的简陋食堂里，一张三屉桌、几把旧椅子，台下摆着一排排粗糙的长条凳子。
聂荣臻元帅站在台上宣布，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
台下坐着156名刚从各地抽调来的大学毕业生和军队干部，绝大多数人这辈子连导弹长什么样都没见过。
台上还坐着一个人，叫钱学森。就在一年前，他才刚刚踏上祖国的土地。
钱学森回国不容易，1955年9月17日，他带着妻子蒋英和一双儿女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走了二十来天，10月8日抵达香港九龙，过了罗湖桥，踏上了阔别20年的国土。
钱学森刚一回国，第一个找上门的是陈赓大将。
陈赓当时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钱学森去哈军工参观，走到一个火箭试验台前，陈赓问他，我们自己造导弹行不行？
钱学森回了句，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吗？陈赓哈哈大笑，说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钱学森后来回忆，回国搞导弹，第一个跟他提这事的就是陈赓。
没过多久，1956年2月，钱学森写了一份几千字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送到周总理案头。
周总理看完后高度重视，3月14日开会研究，决定由周总理、聂荣臻和钱学森一起筹备导弹航空科研领导机构。
5月26日，周总理代表中央宣布，集中仅有的技术力量全力以赴搞火箭导弹研制。
可家底摆在那里，真正懂导弹技术的专家全国就钱学森一个人，连亲眼见过导弹的人都没几个。
中央决定走一步大棋，不仅要成立研究机构，还要在编制里加上一个让很多人不太理解的部分。
负责编制方案的是时任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他是按照聂荣臻元帅的思路来办的。
聂帅当时想得很清楚，军队搞科研不能光盯着技术，必须在研究院同步建立思想建设体系，所以在五院的编制方案里明确要求设立政治部。
钱学森听说这个安排，心里纳了闷。
他是一个在加州理工和麻省理工待了二十年的科学家，脑袋里装的全是空气动力学、应用力学。
他一心想把导弹搞出来，至于研究院为什么要专门设一个管思想政治工作的部门，他实在想不通。
他瞅准一个机会，直接去问张爱萍。那天钱学森开门见山：“为什么非要编那个政治部？”搞技术的单位，弄一群政治工作干部进来，不是添乱吗？
张爱萍没有急着翻出编制条例跟他解释，也没有摆架子命令他服从。这位老将望着钱学森，淡淡反问了一句：“那你为什么要从美国回来？”
钱学森几乎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我爱这个国家啊。”
的确，为了这句话，他忍受了五年软禁生活，护照被扣留，行动受监视，甚至一度被关押在特米诺岛拘留所里，日夜被强光照射，连觉都睡不好，可他从来没有动摇过回来的念头。
张爱萍笑了：“对了。政治部就是要教育更多像你这样的人，爱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去奋斗。”
钱学森一下全明白了。原来政治部不是插进科研队伍里的闲差，而是要培养人的那股精气神。
打仗靠武器，可造武器靠的是一群愿意为这个国家拼尽全力的人。
没有那份情感，技术再高也撑不起大事业。
从1956年10月8日正式成立，五院的筹建工作随之全面展开。研究院起初下辖10个研究室，后来又扩展成一分院和二分院。
这十年里，五院从无到有，一步步攻坚克难。
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国产近程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1964年6月，第一枚改进后的中近程地地导弹在酒泉发射场点火，钱学森和张爱萍并肩站在指挥台上。
那一刻，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但彼此心里清楚，当年那番对话在今天有了最响亮的回声。
把政治部编进一个高科技研究机构，会不会反而把搞技术的节奏打乱了？毕竟在很多人眼里，搞政治思想工作跟搞科学研究是两条路，一个强调纪律和统一，一个强调探索和创新。
但事实证明，聂荣臻的这套思路并没有阻碍技术腾飞。
政治部按照张爱萍的理解，把爱国家的那股劲融入五院每个人的日常工作中，让一茬又一茬年轻科研人员从踏进院门的第一天起就知道，手里画出来的每一张图纸都牵动着国家命运。
这股精神气，恰恰成了后来五院人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的支柱。
后来五院规模越来越大，1961年成立了三分院，1962年在四川泸州建了固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也就是四分院。
1964年6月，中国第一枚国产导弹东风二号发射成功，紧接着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炸响了第一颗原子弹，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装的国家。
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从1956年的那次问答一点点生长出来的。
国人常说的大国重器，里头藏着两层意思。
一层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家伙什，导弹、原子弹、卫星。
另一层看不见摸不着，却更关键，就是那颗不怕千难万险也要回家的心，就是那个愿意为了国家放弃一切优厚待遇的决定。
张爱萍把一个不该问的问题丢回给钱学森，得到的答复才是最直击本质的答案。
他让钱学森自己亲口说出来的这句话，教育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代中国航天人。
从那时到现在，我们取得的一连串成就，往上数，都得追溯到1956年那个秋天，追溯到那个简陋的食堂、那段推心置腹的对话。
钱学森用他的学识为中国导弹事业打下基础，张爱萍用他的理解为中国国防科研队伍立起支柱。
两个人，一个擅长技术，一个懂得管理，一问一答之间，道出的不只是政治部的意义，更是一个民族从泥泞中站起来、走向强大的精神密码。
这个道理看上去简单，却是中国航天事业最底层的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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