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中国东南沿海居民出洋过番后,从海外通过民间渠道或相关办理金融邮递业务机构寄回国内,给亲人连带家书简单附言的一种“银信合封”信递组合,俗称“番批”,也就是“侨批”(清末时称“批郊”)。“银信合封”是其最基本的特征,它属于一类独特的汇款凭证。“批”在闽南、潮汕及福州等方言中,即指“信”。类似的银信递物,更早在16世纪就已出现。但今日留存的这类“侨批”则集中流行于19世纪的广东潮汕、江门五邑、梅州客家与福建厦漳泉和福州、海南等地区及周近。

2013年6月13日,侨批档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记忆文化遗产,这充分体现了“侨批”所具有的重要历史文化价值。

回溯历史,19世纪中叶,随着海外华人华侨的汇寄需求量不断增多,逐步催生了一个专门传递这类“侨批”业务的行业,而其中最早的经营者就是“水客”。这些“水客”往来于国内外,以收揽和解付批款为主要职业。他们不仅熟悉侨居地和家乡两地的环境人事,还有着良好的个人信用和人脉关系。“水客”多以身停寄宿的客栈作为收集侨批的据点,将华侨信款带回国内交于侨眷,或先用所托批款采办货物携回,售出后再将原款随批信交给侨眷。同时“水客”们还须取得收款人的回信,并将它再带给汇款人才算完成整个流程。随着书信数量和汇款规模的不断扩大,就此发展成完善的侨批经营机构——批局。它是那个过海谋生时代环境下乡情、亲谊、责任、记挂的深刻映现。

侨批

1919年10月24日,落地汕头(Swatow),加盖本地本日汉英单线邮戳的侨批离家已近在咫尺。这封侨批由陈锦坤从远隔山海的“砂拉越”寄出。侨批背面右侧斜向钤盖红色“口实叻·森峰栈”条形戳;左侧墨书“裕”字下有苏州码子“〡〇〩〇”(1090)数号。这封侨批,宽7cm,高14.5cm,正面中心贴3.3cm宽的红条,写收信人“周敬高先生启”;两侧是收信地址和寄信人信息,以及所汇钱额。就寄信地址“越”和后背红色“口实叻·森峰栈”戳,可知此封侨批是从“砂拉越”寄出后,曾经“口实叻”中转,投递“信至(潮安)华美洲乡沟尾祠询交”。(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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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陈锦坤致周敬高侨批外封(深圳望野博物馆藏)

展信笺,起首“岳母大人尊鉴”,内文讲了一些生活状态和境况,特别提到“生理冷淡”(即生意营生冷淡)的情况;随信递回“洋银两元”,特别提示抹出〡〥〇,下面写百(苏州码子150标记,应是“文”单位),“交细姑母”家用,余之请岳母大人笑纳,末尾,婿锦坤。信起首和落款处都加盖了“如意”花押,整体信文书写工整。在信的背面,有回复,起首“字付,锦坤姻兄尊前”,结尾落款“弟周敬高托”,整体字迹比之原信潦草。就此完成了寄批和回批罕见合一的珍贵存在。依本批前后信息对照,陈锦坤写的收信人周敬高,是自己的妻弟(俗语:小舅子),请其收信转呈岳母大人。周敬高给姐夫的回信“天公保佑,两处平安”,除了表示收到“洋银两元”外,复信回寄“大艮(银)壹拾元,到日查收,以为家情之务”。(图二)这明显是小舅子转达岳母心疼女婿家的财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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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陈锦坤致周敬高侨批内信(深圳望野博物馆藏)

“砂拉越”,又称沙捞越,马来西亚最大的州,首府古晋,位于加里曼丹岛西北部,北临中国南海,南与印度尼西亚接壤,东连文莱及马来西亚沙巴州。沙捞越15世纪为文莱苏丹国省份,1841年英国人布鲁克帮助苏丹平定叛乱有功,被称为白人罗阇,统治沙捞越,沙捞越就此成为英国保护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沙捞越被日本侵占,布鲁克统治结束。1946年,沙捞越又被划给英国成为了直辖殖民地,直到1963年7月22日才从英国取得自治权。同年9月16日,沙捞越与北婆罗洲(今沙巴)、新加坡(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联邦)和马来亚联合邦(今马来西亚半岛或西马)组成今天的马来西亚。

“口实叻”即“石叻”,是华人对新加坡(Singapore)的称谓;这名字是马来语“Selat”(海峡)的广东方言对音。略早一直用“新嘉坡”作为其独立初期的通用华语国名。同时由于受到当地华侨所带来的汉语方言(包括闽、粤、客语等等)之习惯的影响,长期以来逐步衍生出许多称谓,如“石叻”“实叻”“口实叻”“叻埠”“石叻埠”“石叻坡”“实叻埠”“星嘉坡”“星加坡”“新架坡”等等,后来普遍也以“星洲”“狮城”或“星国”作为简称来描述新加坡。

关于“口实叻·森峰栈”。要先提及澄海伯——黄松亭(Ng Song Teng)。1875年,黄松亭创立了在潮汕侨批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闻名于世的侨批局“森峰号”。1879年,黄松亭又与魏福罗合资成立揭阳森峰启记,全权代理“森峰号”在揭阳地区的业务,由魏福罗出任掌柜,这也是另一批局“魏启峰批局”的前身。1894年,六十岁的魏福罗退居二线,其子魏履巧继任批局司理。他上任不久,黄松亭为答谢魏氏父子对“森峰号”的贡献,将自己的部分股权让出,森峰启记也更名为启峰森记。不久,黄松亭又以“吾年事已高,力不从心”为由转让所有股份,批局也由此成为魏家独资经营。黄松亭与新加坡的联系始于其所经营的售衣业务,他曾出口工人服装给新加坡的商家代售。后因为账务未清,他亲自到新加坡收账,也因此与杜崇烈、黄基业等人合资创办森峰栈于十八间后路(Circular Road),经营绸布及汇兑民信生意。有资料记录,“口实叻·森峰栈”,自成网络,1880年开业,1927年停业。“口实叻·森峰栈”和魏氏“启峰森记”没有关联。

客栈里的青花磁枕

晚清民国以来,陆海往返奔波水客们寄宿停身的客栈,也是收集侨批银款,汇聚信息的最佳据点。

这方“长发栈”铭青花磁枕,就应该是此类水客停留客栈的专用物。(图三)枕长14.5cm、宽12cm、高6cm,整器呈长方箱形。一面青花大小两个线框格,主体大框两行字“香港·长发栈”,下部窄框“香港晋隆生磁器庄制”。另一面也是青花大小两个线框格,主体大框内竖向结构两排文字,上面四个地名,下面接四个商栈名;“香港·长发栈”“石叻·祺生栈”“安顺·祺生栈”“省城·名发栈”,下部窄框“香港晋隆生磁器庄制”。枕上下为平实面,有青花四边线框;右侧为平面青花线框内镂空刻双钱图案,左侧内凹中心有倭角边长孔,透气。就青花色料和型制样式,有较强的民国时代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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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香港·长发栈”铭青花磁枕(深圳望野博物馆藏)

枕一面主体“香港·长发栈”和“香港晋隆生磁器庄制”,另一面四个地名“香港·长发栈”“石叻·祺生栈”“安顺·祺生栈”“省城·名发栈”,可知此枕的主要使用地为“香港·长发栈”。至于另外三个栈名字号,应该是有相互业务交叉或者关联的机构。两次出现的“香港晋隆生磁器庄制”标记,提示此磁枕应来自这个磁器庄的定制。同时有可能港岛以外其他几个客栈也提供住客使用过同类方型青花磁枕头。

“香港·长发栈”

香港位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珠江口东岸,濒临南海。1841年鸦片战争后英国人开始管治香港,沿着海港建立了最早的旧城——维多利亚城。当时的维多利亚城分为三个区域:城的中部被称为“中环”,是英国人行政、商贸及军事核心;城的西岸被称为“上环”,是最早期码头华工聚居地,进入民国,各地华商南来聚集此区经商,遂成为华商的居住及生活中心;城的东岸被称为“下环”,即是现时的湾仔,初时是英商舶船及存货地,后期逐渐填海,英商将仓地改建或出售,遂成为华人聚居地。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香港已经逐渐发展为远东地区重要的贸易港口。1904-1912年间的明信片老照片“Lot of Chinese at the Praya West Point looking at the Harbour.Hongkong”(众多华人在香港西环海旁眺望海港)。(图四)“Praya”源自葡萄牙文“Praia”,意为海旁。西环海旁(Praya West Point,指今日西营盘德辅道西附近)是当时香港重要的滨水商业区;此地也是香港开埠后最早开发的区域之一。照片清晰记录了百年前香港的市井风貌,是香港开埠初期社会生活的珍贵影像。在照片中心偏右处,梳阴阳头长辫叉腰男子的背后能看到清晰的“长发栈”匾额;旁边隔街巷楼廊上横竖上下四块略模糊的匾牌也是“长发栈”,整个人流成长队面向一方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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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明信片老照片“Lot of Chinese at the Praya West Point looking at the Harbour. Hongkong”(众多华人在香港西环海旁眺望海港)

另有一张时代相近的照片出现了前揭明信片照片的正面角度,记载拍摄位置在上环干诺道中。(图五)可以看到前侧戴笠帽移动的人群,中间一位不戴笠帽侧脸的人,额前剃发光亮,为清代后期典型的“阴阳头”发式。行人上方有半月形匾额“两荣码头”。半月形匾额后正对街巷,两侧为“唐楼”,左侧楼五层,右侧楼四层,前脸栏杆和侧墙上悬挂着八九块“长发栈”招牌。左侧楼面第五层栏杆位置的招牌是“长发东栈”。据记载,此“长发栈”也是港岛著名的鸦片商号。就此图甄别可知前张明信片照片的拍摄角度,应该是上环干诺道中“长发栈”门前,紧邻“两荣码头”的位置。那群排长队的人流就是面向“两荣码头”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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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老照片“上环干诺道中‘长发栈’门前‘两荣码头’”

民国甲戌年(1934),香港福兴号汇信“收条”:(图六)

[长发栈]收到[石叻]埠 [香]字第 [〡〥〣(153)]号 [福安号]代

[黄五]附来信外银[壹佰柒拾元港币]如数收足即给图章付(回)汇银人存据

[甲戌]年[五]月[初七]日 [五月初八日收] 收条

香港福兴号汇信叁联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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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民国甲戌年香港福兴号汇信“收条”(深圳望野博物馆藏)

票中心钤红色“香港上环长发栈书柬”条章。标明“香港·长发栈”的位置,在“上环”,它也承接侨批“银信合封”的业务;且这业务明确和“石叻”有关联。

晚清以来“长发栈”就是著名的多元经营商号,广州、上海都有这个字号营业,客栈尤负盛名。特别是上海“长发栈”多次出现在清末各类笔记小说中,如《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也有明信片照片(图七)保留其影像信息,位置相当于今延安东路与四川中路交叉口的西北角,二洋泾桥旧址左翼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北侧原英租界内,1917年的上海租界地图中还有明确标注。谭嗣同当年赴沪也曾下榻于洋泾浜北侧英租界内的这家“长发栈”,那时客栈门前的洋泾浜还没有被填成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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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明信片老照片上海“长发栈”(深圳望野博物馆藏)

“石叻·祺生栈”

清末,保商局大员邱逢甲(1864-1912),光绪丙午年(1906)南来新加坡宣慰华侨之时,仰慕《叻报》的主笔叶季允(1859-1921)大名,专程到豆腐街寓所拜访。留诗纪念:“万里飞腾志未乖,海山苍莽遣吟怀,他年岛国传流寓,诗屋人寻豆腐街。”但今日已经无法确切考订叶季允居于豆腐街何处。豆腐街(原名珍珠街上段,Upper Chin Chew Street)。其命名由来已不得而知,但顾名思义,这里大概是从前制作豆腐的集中地。这条横贯桥南路(South Bridge Road)及新桥路(New Bridge Road )之间的古径,在早期本是一条繁华的街道,当年著名的酒楼、餐馆、戏园、妓院都集中于此。这里不仅是文人骚客常到之处,也是王孙哥儿闲荡的好场所,车水马龙,冠盖云集,热闹非凡。豆腐街与其临近的一些地区,都是早期华族移民的集中地,也是新加坡开发较早的地区。1929年,世界经济大恐慌之后,豆腐街没落。

豆腐街与桥南路交界的角头屋是一栋洋灰楼板的五层楼建筑物,是全街最漂亮的房子;它就是“祺生栈”的所在地。主要业务是安排旅客回返中国,许多三水人“返唐山”都从祺生栈出发到码头上船。豆腐街的店铺还有杂货店、酱油店、神香店和咖啡店等;祺生栈后面的小巷是熟食小贩的地盘,有猪肠粉、咸肉粽、云吞面、酿豆腐等等。当年的小贩只是简单地以木箱为桌,顾客就坐在小矮凳上,很是随意。1926年前后,影业巨子邵仁枚(别名邵山客,“邵氏兄弟公司”联合创始人)初到新加坡时,也曾住在祺生栈。后来祺生栈的生意式微,便把楼下租给大福药行。新加坡豆腐街口的这间祺生栈,应该就是“石叻·祺生栈”。

现存世一张香港“长发旅店”(Cheong Fat Jan——长发栈)票单,明确提示“石叻·祺生栈”“羊城·名发栈”为关联机构。同时标注,客栈所在地为“干诺道中门牌129号”。(图八)这些信息清晰互证了前揭青花磁方枕上客栈联名的真实性,以及祺生栈在石叻的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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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香港“长发旅店”(Cheong Fat Jan——长发栈)票单

“安顺·祺生栈”

安顺作为地名,一般习惯,易判为贵州辖属的安顺。但就此方青花磁枕上的书写排序习惯和区域关联,可知此安顺应非贵州地界。探寻商客行迁旅途流转,可知此当为番外之地。

还有一个吻合条件的安顺(TelukIntan),位于马来西亚霹雳州(Perak Malaysia),在霹雳河下游左岸,霹雳州下霹雳县的行政中心;南近巴生港(Port Kelang),是东南亚航线主要港口之一,马来亚地区西部港口城镇。1877年,休·罗爵士(Sir Hugh Low)出任霹雳驻扎官,其治理下,霹雳州迈向稳定与繁荣。安顺也逐步发展壮大,并被设立为下霹雳地区的英国行政总部。此举旨在通过设立政府机构及完善基础设施,吸引原本集中居住于下霹雳临近榴莲司马登(Durian Sebatang)的华人迁入安顺,从而加强对霹雳河贸易网络的掌控。1877-1879年,中校阿奇博尔德·安森(Archibald Anson)在哈利·奥德爵士缺席期间担任海峡殖民地代理总督。他对休·罗爵士推进新城镇建设的努力表现出高度兴趣,并亲自参与城镇规划。为表彰安森在建设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新城以“Teluk Anson”为名。Teluk在马来语中即湾之意。1883年新城改称安森湾市;1982年,建城百年庆典之际,时任霹雳州苏丹重新改回之前马来语的叫法TelukIntan,汉译通称“安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新马地区各籍华侨华人,因族亲、血缘、乡情、籍谊的聚合,形成不同社团组织,并由此在行业分布上,造成业缘性社团中某些社团为某籍华侨华人所垄断或占多数优势。特别是广府帮,有广肇客栈行;海南帮,有琼南客栈行;潮州帮,有潮州客栈行;福建帮,有福和客栈联合会;在客栈业明显成垄断或占多数的业缘主要地位。具体有关安顺祺生栈的信息,虽已无从多考。但联系“石叻·祺生栈”以及两客栈在磁枕上的并排书写,可推测此明显有可能为共名关联机构,且很可能是福建及潮州系商帮所经营。

“省城·名发栈”

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北缘,珠江口海贸繁盛,人员交往四海不绝,既是中外文化交融之地,也是广府文化发祥地之一。千百年来一直都是岭南名城,毗海重镇,除了被称为“羊城”外,香港、澳门、海南及周近区域都还习惯称其为“省城”。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收藏中国历史照片参考编号:Sw04-054。据记录此照片由英国人乔治·沃伦·斯维尔(Geoge Warren Swire)1919-1920年拍摄于广州,名为“Ling Namshop,Canton”——岭南卖物场,广州。Canton是广州的英文历史名称,源于粤语发音的音译,最早可追溯至清代广州一口通商时期,后成为习惯拼法。照片所示的具体位置,在今广州市越秀区沿江西路南方大厦(原名:城外大新公司)东侧一带,紧贴当时的“岭南卖物场环球货品”大楼西侧。长堤大马路沿珠江北岸延伸,因汇集大量酒家、老字号及金融机构,被称为“十里洋场”“广州外滩”。该区域自清末民初起为广州商业金融中心。这张照片是以“岭南卖物场环球货品”大楼为主体,人流熙攘,马路上有挑担者、行人,戴帽拉车的车夫与乘客。可以清晰看到大楼正面一楼,悬挂两块花式招牌“液波楼”,应为酒家字号。大楼外侧墙面上“岭南卖物场”匾牌下紧接着“香港长发栈”匾牌。楼下过道扯布障招幌“同兴中西理发”铺。再旁边一欧式门楼,正中匾额上下三行字“羊城·名发栈·超等旅店”,两边悬挂竖匾“香港·长发栈”。侧前方布障招幌“□□地球香烟”半遮挡“超等旅店”。(图九)照片信息可以清晰确认这个“羊城·名发栈”,和前示(图八)“头等·长发旅店”票根上的“羊城·名发栈”为同一机构。也就是青花方磁枕上出现的“省城·名发栈”,同时在同一个门头上一并悬挂“香港·长发栈”招牌,由此也可进一步确认两家机构是有联合经营关系的。并判定,一同出现在青花方磁枕上“石叻·祺生栈”“安顺·祺生栈”应也是关联机构。这一关联状态和相互不同地域的联系也给那些停留居住的“水客”和侨批“银信合封”投递人,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与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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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老照片“Ling Namshop,Canton”——岭南卖物场,广州

“香港晋隆生磁器庄制”

景德镇老一辈的人说,在1930-1949年间,景德镇的桐城帮开的瓷器店有晋隆生、利丰瓷庄、王庆丰瓷庄、龚华利瓷庄、顺泰祥瓷庄、黄永发瓷庄,这些瓷庄后来到了香港,则变成了香港27家瓷庄,香港所有的瓷庄都是桐城人所开,这些瓷庄后来都迁到新加坡、加拿大、澳洲、马来西亚。1938年侵华日军南下,广州沦陷,广州的广彩艺人大都逃难到香港。香港乘机吸收大量广彩工人,扩大广彩生产。当时有永兴、永亨、华林、中国瓷器公司,中国汕头花边公司、中国花边公司等七八间广彩销售店和永同兴(佛山冯姓人创办)、晋隆生(由李卓和怡发洋行老板创办)、宝昌泰(台山伍耀龙创办)、广福昌(佛山何安创办)四大瓷庄。后来1965年08月18日,香港又登记注册成立了一间,晋隆生瓷业有限公司CHUN LOONG SANG CHINAWARE COMPANY LIMITED。公司编号为:0011875,类别属于私人股份有限公司。到1997年03月31日注销。这间晋隆生瓷业有限公司从成立到注销,共经营了31年7个月13天。

结语

一封侨批,一方磁枕,一组旧照,如丝如线勾连着百年前尘的过往。口实叻的森峰栈,石叻的祺生栈,安顺的祺生栈,香港的长发栈,省城的名发栈,客栈中的喧嚣人声,早已消散。华美村中周家老夫人的记挂,沙捞越陈锦坤的惦念,以及万千过番客和遥远亲人的不舍,都在海天间岁月的摩挲中尽褪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