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他说人生就是一朵浪花|周有光|徐志摩|林语堂|沈从文|老舍|郭沫若

1月14日，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就在昨天（1月13日），他刚刚过完了112岁生日。

2013年1月，我曾为《凤凰周刊》撰写过一篇周有光老人的人物稿，为此我翻阅了关于周老的多篇传记，才了解到在“汉语拼音”的背后，他还有如此丰富的人生故事，比如，他与“合肥四姐妹”之一张允和的浪漫爱情，他曾在1940年代赴纽约银行工作并曾拜会爱因斯坦，他在晚年依然完成了《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翻译。

重贴这篇文章，送周老，也让诸位重温周老的百岁人生。

文/成长

“是上帝把我忘记了！”1月6日，面对从家乡常州来看望自己的人们，百岁老人周有光又提起了这句玩笑话。本月，他就将迎来自己的108岁寿辰，却依然身体健硕、思路清晰，漫长的光阴带走了他所经历的那些时代和同龄的亲人、友人，却没有带走伴随他一生的学识与思考，尽管已年过期颐，周有光仍坚持每天读书、写文章、关心国家大事。与众多年轻人一样，周有光早已养成了用键盘“敲”字的习惯，甚至还在新浪开设了自己的博客，发表自己关于文化与语言学的见解。

此时的周有光，已不必再去回忆90年前他在圣约翰大学首次见到英文打字机的兴奋心情了。那时候，周有光在惊讶于打字机的快捷的同时也在思考，汉字如何能从古老的字纸堆里融入现代化的怀抱中。如今，他所建立的汉语拼音系统已经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学习母语文字的第一课，深刻影响着十几亿乃至更多人的生活方式。

新学启蒙

江南古镇常州浸透着数千年的烟雨雾霭，滋养着一代代的人文风范。周有光在常州青果巷度过了他的童年，这条传奇的街巷还走出了瞿秋白、赵元任这样的文学大家，似乎注定要为周有光的人生涂抹上书卷的气息。然而在周有光诞生之时，他原本富庶一方的家族已经走向衰落，他的曾祖父曾是中国最早一批亦官亦商的实业家，但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下，周家的家财耗散殆尽，大家闺秀出身的母亲甚至要以帮人家做女红维持全家生计。尽管如此，周家仍尽心于子女的教育培养，开明的父母将少年周有光送入在江浙一带方兴未艾的新式小学读书，令他从小接受西式的管理和教育。之后，周有光又进入革命党人屠元博创建的常州中学。

常州中学集中了一批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教员，时值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教师们将当时不能进入课堂的白话文在课外教给周有光和他的同学们，还为他们带来五四运动的思想。周有光记忆最深刻的是每天下午时间是可以自主选课的“游艺课”，学生可以从古文、音乐、书法甚至打拳中任选自己喜欢的课程学习。常州中学宽松活泼的教学氛围使得这里人才济济，后来成为著名音乐家的刘天华曾是周有光的乐理老师，而比他高一班的同窗吕叔湘后来也成为享有盛誉的语言学家。

中学毕业，周有光同时考取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南京大学前身）和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的圣约翰大学。因为家里贫穷付不起教会学校高额的学费，周有光曾想去就读免学费的师范院校，后来在姐姐同事的资助下才跨入了圣约翰大学的校门。位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以培养精通中西文化之人为目的，其毕业生中涌现了诸如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林语堂等各界精英。年轻的周有光接触到了先进的管理理念所带来的高效率，对现代化产生了浓厚的向往。圣约翰大学引入欧美教育方法，提倡学生自主学习，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并特别注重学生的英文水平，这些都让周有光获益良多，并为他后来在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创建汉语拼音打下了基础。

1925年，“五卅惨案”的枪声打破了圣约翰大学的宁静，全国的大学生纷纷走出校园举行抗议活动。上海是运动的中心，周有光与圣约翰大学的同学们心中激愤，也向学校提出游行申请，但遭到了拒绝并产生了激烈冲突。愤怒之下，圣约翰大学的中国教师和学生背起行囊毅然离开了学校，他们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创建了私立的光华大学，从而为周有光开启了第二段大学生涯。由于光华大学的老师大多由圣约翰大学而来，其教学模式也基本效仿之，学校更侧重于聘请中国知名学者授课，其中就包括文学教授徐志摩。周有光的理想是前往美国留学，这也是当时沪上大多数私立大学毕业生的出路，然而由于家境拮据未能成行，校长将他留在本校任教。

光华大学的工作安定自在，但这也正是周有光不满足的地方。他的老师孟宪承提醒他应该多去一些地方走走，老待在一个地方会没有了朝气。这位孟宪承后来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的首任校长，在当时他是教育新理念的开拓者，希望在中国建立民众的教育而非贵族的教育。周有光受到了他的感召，跟随他赴无锡、杭州等地投身民众教育的热潮中。在这期间，也开启了他与妻子张允和长达七十多年的琴瑟良缘。

伉俪情深

“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叶圣陶对张家四姐妹的这句赞誉，使得她们与宋氏三姐妹一样成为民国女性风范的标志。

张家原籍合肥，系出名门，四姐妹的曾祖父是淮军名将、两广总督张树声。四姐妹中，大姐张元和嫁给昆曲名伶顾传玠、三姐张兆和佳配文坛巨匠沈从文，小妹张充和则与美籍汉学家傅汉思结起跨国情缘。排行老二的张允和在苏州时就与迁居在此的周有光相识，那时张允和与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是中学同学，两家子都是兄弟姐妹成群，故而常常一起去虎丘玩耍。彼时周有光与张允和仅是朋友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机缘的巧合，周有光来到了杭州教书，张允和也因战乱而来到杭州之江大学借读，两人彼此相知又渐生情愫，美丽的西湖与灵隐寺成为了这对有情人相爱的见证。周有光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笑谈他们是“流水式”的恋爱，“慢慢地自然地发展”。

周有光曾写信给张允和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张允和答复：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独立，不能依靠男人。1933年，28岁的周有光与25岁的张允和在上海成婚。与张元和“下嫁”戏子、张兆和“师生恋”、张充和“跨国恋”这样的传奇婚姻不同，周有光与张允和的爱情从一开始就静水深流，并致一生举案齐眉。婚后的两人在继续求学上达成共识，很快启程东渡日本。周有光在日本京都大学学习了一年多的日语和日本文化，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未能研读他所钟爱的经济学，但这段经历却为他打开了跨文化交流的窗户。

令周有光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从日本归国两年后，日本全面侵华的战争就爆发了，他的命运也从此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战争开始前的周有光一面在光华大学教书，一面在银行兼任工作，硝烟笼罩了上海滩，迫使他们随着万千的中国家庭向西逃难，来到陪都重庆。周有光在重庆度过了极为艰苦的八年，他数次经历日军的轰炸，几次死里逃生。一次他下班坐滑竿过江，日本飞机来袭，一枚炸弹在周有光旁边爆炸，将他冲入沟里。飞机走后他爬起来，万幸没有受伤，可环绕四周发现全是死人的尸体。在这期间，他们的女儿周小禾得了盲肠炎，因缺乏医疗条件而夭折，成为夫妇两人永远的痛。

三位连襟，左起：顾传玠、沈从文、周有光

张家姐弟十人战后团圆照，1946年7月摄于上海，前排左起为充和、允和、元和、兆和

大洋彼岸

1945年抗战胜利，周有光夫妇举家返回上海。二战的胜利使中美两国关系亲密，周有光供职的银行在美国有代理业务，中国银行业也急需派遣一批骨干去美国学习取经。于是在1946年，周有光夫妇搭乘军舰远赴大洋彼岸。

美国对于周有光来说又是一个崭新的新天地，他就在“帝国主义中心”的纽约华尔街1号上班，紧张而高效的工作以及现代化的管理制度让他受益匪浅，他惊讶于美国人一个人可以做几个人的事情，效率之高在中国简直不可想象。而且办事打电话必会有所交代，不像中国那样互相推诿、敷衍塞责。虽然是来工作的，周有光却没有放弃自己的求学梦，在纽约这个国际大都会里，他心中升腾起强烈的学习欲望。周有光不肯浪费一点时间，每天一下班就钻进纽约公共图书馆里看书钻研，日日如此，以至于连图书馆管理员都认识了他，好奇地询问他究竟在研究什么课题，并为他专门安排了一个小阅读室供他使用。美国人对细节的认真令周有光印象深刻，也让他开始理解美国强盛起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而我们却是闭了门，自己吹牛”。

当时的美国云集了众多在此讲学、工作的中国知识精英，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是周有光家里的座上客。这其中有学者李方桂、罗常培，以及周有光的同乡、语言大师赵元任。作家老舍也在纽约定居并从事小说创作和翻译工作，他每周日都会去周有光家里共进晚餐、谈天说地。老舍话语风趣幽默，边吃边讲笑话，逗得大家笑痛了肚子。在美国期间，周有光还在经济学家何廉的引荐之下，两次搭乘火车前往普林斯顿拜会爱因斯坦，周有光对爱因斯坦的印象是：“穿衣服马马虎虎的”“没有一点脾气和架子”。

1949年6月，周有光在美国的工作进入尾声，而中国国内天翻地覆的局势变化也让他充满好奇，加上不愿与母亲长期两国分居，周有光夫妇乘坐“盛京轮”返回上海。抵达的那天正是上海解放的第八天，周有光很快就同上海各界知识分子一起见到了共产党派来的新市长陈毅，陈毅给周有光留下了开明、善纳言的良好印象。周有光受聘在复旦大学教书，同时兼任新华银行秘书长，后来又凭借自己的经济才干兼任人民银行上海区行第二业务处处长，在他看来，百废待兴的上海依然应当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尽快进行经济建设是新中国的当务之急，也是他从事多年银行领域工作的得心应手之事。如果没有1955年的那次会议，也许周有光就将以经济学家的身份这样一路走下去了。

拼音之父

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召开。当时，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对于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热潮，经济建设有条不紊地展开，而一个严重问题摆在新中国的面前。当时全国范围内通行数十种方言，文盲率高达82%，文字的普及和推广成为当务之急，而这又需要对现行文字进行改革，制定标准化。从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统一文字到如今的文字改革，对于一个新生的政权来说，文化的凝聚力似乎更为有力，影响也更加深远。这一问题为中共的领导层所重视，在这次会议上，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各部门代表共207人参会，通过了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的《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草案》。会议还制订了普通话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并一致同意在全国大力推广普通话。

周有光受邀成为参会代表之一，他虽然是经济界的专家，但从小就对文字、语言有浓厚的兴趣。从他进入圣约翰大学读书开始，全英文的教学和生活环境让他的语言生活完全改变了。除了中文和历史课以外，在校的生活全用英文交流，使得周有光发现了英文的便利以及字母管理的科学。后来他在学校见到了第一台英文打字机，又对英文输入的便捷艳羡不已。

1930年代，中国“拉丁化运动”兴盛一时，包括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陈望道、陶行知等知识分子热情推广拉丁化新文字，希望它能成为“推进大众文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周有光在当时也是“拉丁化运动”中的一份子，并发表了不少关于文字改革的文章，受到语言学界的重视。

1955年的周有光已经是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且对文字改革有相当研究的专家了。参加完会议的周有光正准备返回上海，却被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副主任胡愈之挽留住了。他们希望周有光能够加入这个队伍中来。周有光当时有些犹豫，说：“我搞语言是业余的，搞着玩呢”。领导则回复道：“这是一件新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随后，他在复旦大学的校长陈望道也建议他改行去做文字工作，甚至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到上海进行挽留。周有光思虑再三，决定举家北上，50岁的他从此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当时是全国文字改革工作的主管，下设两个研究室：拼音化研究室和汉字简化研究室，分别负责汉语拼音的制定和汉字繁体字的简化。汉字简化研究室由曹伯韩主持，而周有光主抓拼音化的工作。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通过的八项决议中，有一条即是建议尽早拟定《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提交全国各界人士讨论并试用。1956年，毛泽东也提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于是，周有光领导的工作小组中心问题确定在设计汉语拼音方案，方案起草成员还有“语文”概念的开创者叶籁士、原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

实际上，拼音方案在民国时期就已经经历了黎锦熙、赵元任等前辈的努力，赵元任采取国语罗马字为汉字注音，并经过国民政府的认可和推广。周有光充分吸取之前拼音方案的经验，提出了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并阐明汉语拼音方案是“三是三不是”：不是汉字拼音方案，而是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方言拼音方案，而是普通话拼音方案；不是文言拼音方案，而是白话拼音方案。在这些原则指导下，周有光最终决定采用26个拉丁字母进行注音，不添加新字母。叶籁士与陆志韦与他的看法基本一致。

由于汉语拼音采用的是罗马字母，在当时出现许多反对的声音。有人认为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想不通为何要用帝国主义的字母。连周有光的连襟沈从文也不认可拼音方案，他认为用字母来为方块字注音非常奇怪，认为方块字一定要用手写，甚至用毛笔才有美感。沈从文代表了当时相当多知识分子的看法。周有光也坦言当时的确有阻力：“比如有人姓‘齐’，首字母是‘Q’，他就反对说，那他就变成阿‘Q’了。我就说那英文中女王也是‘Q’开头。”还有人开玩笑地对他说：“就这几个字母你们三年才搞出来”。周有光却认为，三年的研究工作很复杂也很值得，他们是将所有的可能性尝试过了，将每一个问题解决透彻，不为今后的使用留下一点纰漏。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同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拼音方案，周有光也被亲切地称为“汉语拼音之父”。

“周百科”

周有光1955年放弃了经济工作北上从事文字改革工作，无意中为他躲过一劫。随着1957年“反右”运动的狂风骤雨，上海的经济界成为蒙难的重灾区，一批经济学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批判。与周有光相熟的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志远自杀，周有光在几年后才知道这个消息。周有光的学生王世璋也在运动中自杀。而北京的文字改革委员会没有受到此次运动的波及，让周有光深感“命大”。

然而1966年，随着“WHDGM”的浪潮席卷整个中国大地，周有光所在的文字改革委员会不再受保护，周有光等人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1969年，文字改革委员会整机构被下放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周有光在这里度过了蹉跎三年。

“五七”干校不允许带研究资料和参考书，周有光不愿意让脑子闲着，便带上了二三十本各国文字版本的《毛主席语录》，还随身带有一本《新华字典》，劳动完回到屋里，他就着昏黄的灯光翻阅不同版本的《毛主席语录》，进行比较文字研究。后来，周有光因年龄较大，被分派去看守高粱地，以防被人偷走。一同看守的是原教育部副部长、《上下五千年》的作者林汉达。两位老人在广阔无人的高冈上热烈讨论中国语文大众化问题。有一次两人谈到“寡妇”和“遗孀”的区别：穷人死了，老婆叫寡妇；富人死了，老婆叫遗孀。

“WG”之后，周有光恢复了工作，汉语拼音走出国门的计划也提上了日程。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三年后，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汉语拼音从中国标准走向世界标准，成为汉语与世界交流的一座桥梁。

改革开放后，尽管年事已高，周有光仍然坚持在语言文字领域进行研究，其中最为代表性的就是作为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委员，参与了对《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翻译工作。《不列颠百科全书》是周有光在圣约翰大学即受用的工具书，他将百科全书视为没有围墙的大学，在翻译工作上倾注的大量心血。因此被沈从文起了一个绰号——周百科。

2002年，张允和去世，周有光整理并出版了她的遗文《浪花集》。在后记中，这位历尽沧桑的老人用平淡的语调写下一句话，这是对亡妻的追忆，也似乎是对自己百年生涯的总结——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