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关于《金瓶梅》与《红楼梦》的比较阅读

文 | 张莉

《金瓶梅》与《红楼梦》的比较阅读，一直是文学鉴赏家们感兴趣的。最近我读到两本与此话题有关的书：田晓菲的《秋水堂论金瓶梅》（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2版）、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胡益民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田著是对《金瓶梅词话》与《绣像金瓶梅》的比较阅读。在“前言”里，作者用绣像本《金瓶梅》与《红楼梦》进行比较，认为《金瓶梅》之好，在《红楼梦》之上。夏著是对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专题论述，夏赞扬《红楼梦》是“最伟大的中国小说”，从文体与结构来看，《金瓶梅》则令人失望。尽管夏志清评价《金瓶梅》使用的文本可能并不仅仅基于一个绣像版本，但两个人论述同一问题时使用的论据，却是两版本都具有的内容。因此，才有了本文对两本书基于相同论据、不同结论的有趣对比。

田晓菲认为，《金瓶梅》的成功之处在于对“成人世界”的深刻挖掘及刻画。相比而言，《红楼梦》表现的是“少年世界”，代表了作者完美主义的理想，也代表了理想不能实现的悲哀。夏志清认为，虽然《金瓶梅》为中国古典小说创作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但表现方法却是另一回事。比如，作者逐日记录西门庆家的生活情形，详细写清日期、金钱，“但实际上，这种表面上的审慎却时常掩盖了作者的粗心大意。将《金瓶梅》与《红楼梦》作一比较，我们立即看出，《红楼梦》中更为富有的贵族尚且不时为经济上的入不敷出而苦恼，西门庆大量地送礼、行贿，却仿佛很少有为金钱担心的事。”（夏，178页）另一个不可信的细节在于，西门庆送给蔡京的礼单中列了很多贵重礼品后又加上“二百两黄金”――在夏著看来，西门庆为“义子”之名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单是那二百两黄金就不是一个殷实商人为得到那飘渺无定的回报而愿意拿出来馈送他人的东西！”（夏，179页）正是作者叙述故事时的粗心大意、缺乏匠心及整体意识，影响了整个小说的艺术水准。

看来，对于两本书的不同评价，主要基于两位作者的立场与角度不同。夏志清以新批评的角度分析《金瓶梅》，他要求艺术精美、细节真实，因而，与后来的《红楼梦》相比，《金瓶梅》结构上的粗糙和表现方法的不当着实令人失望。而在田晓菲那里，她以一种对《红楼梦》进行颠覆、解构的立场去评价《金瓶梅》，仿佛是因对《红楼梦》“诗情画意”的“少年世界”不满足而去欣赏《金瓶梅》的“成人世界”。不同的立场，导致了两位作者对同一论据的不同解读。

比如，两本书都提到明末文人对《金瓶梅》的称赞。田晓菲引用袁宏道“云霞满纸”的评论，认为宝爱与传抄《金瓶梅》的都是明末的著名文人，所以《金瓶梅》其实是“文人之书”。（并非普通读者所能接受。）相比而言，在田著看来，“《红楼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俗小说’。”（田，3页）因为，“《红楼梦》是贾府的肥皂剧，响应了一般人对富贵豪华生活的幻想，也以宝哥哥林妹妹的精神满足了人们对罗曼斯的永恒的渴望。”（田，9页）有趣的是，这种推想被夏志清用来解释文人们何以喜欢《金瓶梅》―― “因为他们在别处不可能看到如此生动的对中产阶级和闺闱生活的描写。”（夏，173页）其实，田晓菲的阅读史多少也能证明夏志清的判断：八岁开始喜爱并熟读《红楼梦》，成长以后阅读《金瓶梅》非常震撼―― “因为极端写实而格外惊心动魄的――无论是语言的，是身体的，还是感情的”。（田，3页）

另一个例子是，两本书都讲到《红楼梦》的一个场景――宝玉探望临死的晴雯。田晓菲认为，一方面是少男少女之间“枉担了虚名”的表白，一方面是宝玉对晴雯嫂子的又怕又厌恶――晴雯嫂子代表的是贾琏们的成人世界。因而，“这幕场景有很强的象征意义：感情和肉体被一分为二了，而且是水火不相容的。”从这个角度出发，田认为《金瓶梅》所写的，却“正是《红楼梦》里常常一带而过的、而且总是以厌恶的笔调描写的中年男子与妇女的世界，是贾琏、贾政、晴雯嫂子、鲍二家的和赵姨娘的世界。”并分析说“成人世界在宝玉与作者的眼中，都是可怕、可厌、可恼的，没有什么容忍与同情。”（田，2页）夏志清分析《红楼梦》时也提到了贾琏与宝玉之间的区别。“浮荡之徒无论是贾珍、贾琏，还是宝钗的哥哥薛蟠，虽然他们一心追求的只是肉欲的满足，但无论他们如何放纵情欲，也依然身体强壮……他们不顾廉耻，也不管别人如何看法，显得活得很快活，因为他们是不能够反省的人。而对于多情的人来说，他们的爱情决不仅仅出于肉欲，因此，他们毫无例外地要遭受很多痛苦”，（夏，276页）在夏看来，《红楼梦》里对爱情故事的描述，基于作者“将真正的爱情看作是一种骨子里脆弱的东西，在残暴酷虐的命运的撞击下不堪一击”。（夏，277页）

夏志清没有用成人与少年作为贾琏与宝玉行为的评判标准，而是从肉欲与情感之间的关系上分析。从反神秘化、反浪漫化立场出发，田晓菲认为成年人的情感与性爱分不开，因而，她要求作者正视成人的欲望。所以，夏志清眼里，宝玉面对晴雯嫂子的张皇是爱情或者情感的一种脆弱，而在田晓菲眼里，这种惊惶是肉欲与情感的水火不容。

如果说对于晴雯之死的分析还具有说服力的话，田著举另一个有关贾宝玉的例子时就显得有些“强词夺理”，“作者写贾琏和多姑娘做爱，用了‘丑态毕露’四字，大概可以概括《红楼梦》对于成人世界的态度了：没有什么层次感，只是一味的批判。”（田，2页）把“丑态毕露”四个字单拿出来，作为《红楼梦》对“性”的态度，似乎有脱离语境之嫌。也许，贾链和多姑娘之间的性用上“丑”字，不一定是缺乏层次感，而可能是因为作者考虑到了其行为在成人世界中受到的道德评价。

除去对成人世界的深刻挖掘及刻画，田晓菲认为绣像本《金瓶梅》中的“慈悲”，是最值得赞赏之处。此观点在田著的评析中多次提到。以田晓菲对第65回的评述为例。瓶儿死后，西门庆来到她的房间，并与瓶儿身边奶妈如意儿初次偷情。田对这一回有很投入的评述：“唉，《金瓶梅》的作者是怎样的一个人，才能有胆力、有胸怀面对这样复杂的人间世，才能写出这样巨力的文字！”（田，192－193页）在她看来，西门庆表现出来的悲伤与难过有着真诚的情感，并获得了作者悲悯。进而，田晓菲认为《金瓶梅》的伟大地方之一就在于写真情与色欲并存，写色欲不只是简单的肉体的饥渴，而是隐藏着复杂心理动机的生理活动，充满了矛盾的人心。因为带入了评述者强烈的感受，田晓菲对西门庆行为的诠释深具感染力，亦是本书中少有的货真价实、声情并茂的评析。对评析的感受，甚至超越了直接阅读原著的感受。

夏志清也认为作者对于西门庆是有同情的。但是，他还指出了另一个事实。“在减轻西门庆的罪责时，作者求助于中国人这样的偏见，即：男人的堕落总是由女人的性挑逗和危险的狡诈所导致的。”（夏，187页）事实上他的每一位妾都有着不清不白的背景，甚至还有淫妇之名――“慈悲”情感的发生，借助于对另外一群人的道德贬低。

对慈悲的强调，田著在“后记”里又一次着重提到。结合自己接近而立之年，成为大学教师后才爱上《金瓶梅》的阅读感受，她说，“金瓶是‘成人小说’。三X级的，这没有错。亦有很多性虐狂描写。但我说金瓶乃‘成人小说’，却不是因为它描写做爱之坦率，而是因为它要求我们慈悲。”（田，315）“这种慈悲，一心追求纯洁与完美的少男少女是很难理解，或者几乎不可能想象的，因为慈悲的对象，不是浪漫如曼弗雷德（拜伦笔下的悲剧英雄）的人物，而是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陈敬济、甚至，那委琐吝啬的吴月娘。”（田，315）“《金瓶梅》里面的生与旦，却往往充满惊心动魄的明与暗，他们需要的，不是一般读者所习惯给予的泾渭分明的价值判断，甚至不是同情，而是强有力的理解与慈悲。”（田，3页）

看来，除去浪漫的英雄人物，在田晓菲眼里，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陈敬济、吴月娘才是这舞台上的“生”与“旦”。即使他们有着这样那样的错失，即使他们有着诸多的“恶行”，还是应该被理解。 “如果抛掉自欺，哪一个女人，没有一点潘金莲、李瓶儿、吴月娘、孟玉楼或者庞春梅的影子？而今的时代，原也不少西门庆――得了利还想要权与名，被嘲为粗俗、但也不乏实与（在女人面前与眼里）憨傻的男人；更不少陈敬济，那生长在父母宠爱之内、锦绣丛中，混帐而其实天真的青年。”（田，315）

道理听起来没错，原谅“他们”就是原谅“我们”，慈悲“他们”就是慈悲“我们”。――观看者“入戏”太深也是有的。只是，这世界的舞台上并不仅仅只有“生”或“旦”啊！在《金瓶梅》里，除了西门庆和他的亲眷们，还有和尚、尼姑、赵太医、李瓶儿原先的丈夫蒋竹山、西门庆的文书――好男色的穷秀才温必古。在书中，这些人是被西门庆、潘金莲嘲笑的一群，也是作者及拟想读者一起嘲笑的对象。这种嘲笑实在是出于势利之心。因为在传统势力里，“和尚与尼姑，就像媒婆、庸医、因科场蹭蹬而屈身作私塾先生或抄写员的读书人一样，他们因为地位低微，自会受到猜疑。如果不是恶棍，他们至少也是那种被人嘲笑的滑稽人物，而嘲笑他们并无良心上的不安。”（夏，186页）

当田晓菲用“慈悲”来看待“生”与“旦”的所作所为时，有无注意到作品对“净”“末”“丑”的嘲笑？当我们宽容金莲的各种发泄行为时，是否想过被金莲鞭打的迎儿、秋菊，以及被她惊吓至死的官哥儿？是否意识到，主角们充满金钱、欲望、锦衣玉食的生活，是建筑在对另一群人的损害之上的？难道仅仅因为这群人没被认同为“我们”？

“绣像本《金瓶梅》给我们这些有缺陷的凡夫俗子提供了深通世情的宽容。”（宇文所安，《秋水堂论金瓶梅》，“序言”。）这“宽容”，说到底，只给予西门庆、瓶儿、金莲们，而不是温必古、蒋竹山。说到底，这“我们”，指的是那些纵容自己的欲望同时又希图得到世人原谅的西门庆与潘金莲们，而不是一无所有的下人们。

当田晓菲认为《金瓶梅》世界里的“生”与“旦”需要强有力的理解与慈悲时，不知她是否意识到，作为一个鉴赏者，她可能已经“沉湎”于《金瓶梅》的世界，并无形间认同了源自“生或旦”的视角及价值观？她是否意识到，正是这下意识的认同，使她无视另一群人的存在，并最终导致了其对《金瓶梅》“慈悲”精神的过度阐释？

按田晓菲的逻辑，“《红楼梦》一书所最为用心的地方，只是宝玉和他眼中的一班“头一等”女孩儿。”（田，1页）而对“成人世界”没有兴趣的话，那么《金瓶梅》的问题也是相似的：它虽描述了成年人世界，但关注的只是那些与西门家有关的中产阶级，并且这种关注建立在对另一群人的嘲笑基础之上。在这一点上，夏志清的话也许更准确，“由于其对所有出自微贱之人的无情嘲笑，《金瓶梅》可以说是一部有意识地为中产阶级构思的小说。”（夏，186页）也因此，依我看，被《秋水堂论金瓶梅》大加赞扬的有关绣像本对“成人世界”的“慈悲”精神，便也大打了折扣。

2006年

※

the end

物的欢喜与情迷

和“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