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条大路通长安：丝绸之路对唐代文明的贡献|唐代|唐朝|回鹘

中国古代讲风水，长安城的正北面是不能有门的，只能在边上有门，而东、西、南面各有三个门，是唐朝长安的外郭城最主要的城门。丝绸之路上的来客从西边过来，主要进的是开远门和金光门。荣新江教授以“条条大路通长安”为题，带我们站在唐长安城西面的金光门和开远门上，看丝绸之路上的来客，通过一个个生动有趣的人物和故事，讲述丝绸之路对唐代文明的贡献。

长安是一个非常大的空间

长安是个凭空而建的大都市，但它的文化与内涵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今天我们所说的“长安城”实际上是从隋“大兴城”来的。因为西汉建造的、一直用到北周的长安城，到北周末年隋朝初年的时候，地下水等各个方面弊端很多，所以当时的皇帝大概不喜欢这个地方，想要搬迁。隋文帝是一个非常有见识的皇帝，隋朝建立后，在他的身边聚集了一批有能力的建筑师，像宇文恺、何稠等人。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附有“都城建筑”一节，讲隋大兴城由哪些人建立，又是哪些人带来了结合中原传统的礼制和西域特色的建筑方式。隋朝在原来旧的汉魏到北周的长安城东南边的大平地上，规划了一个新的都城。隋代叫“大兴城”，唐代改称“长安城”。

长安城非常大，而且完全是规划建造的，所以显得方正规整；它改变了周礼的一点模式，将宫城放在北边（按照周礼，宫城应该在南边）。它是一种宫苑结合体制，可能受到了北魏拓跋平城的宫苑结合体制的影响。北边是禁苑，面积很大，完全圈起来，普通百姓不能进去，所以在长安城的北面至今没有见过唐代的墓葬，只有北周的墓葬。

禁苑南边是宫城，宫城包括皇帝皇后起居的太极宫，东边太子居住的东宫，西面的太仓和掖庭宫。再往南是皇城，皇城是办公的地方。古代都城主要是这些部分，但是隋代的皇帝在宫城与皇城之外又建了一个巨大的外郭城，将所有百姓纳入城中。外郭城中各个坊大小不一，一个坊大概相当于敦煌的一个城，敦煌是一个下州，所以一百零八坊就相当于一百零八个州。外郭城东西较长，南北略窄，平面成长方形，南北长8651.7米，东西广9721米，实测周长35560米，可以想见城圈之大。但实际上南边的四个坊很少人住，可以种庄稼，比如说唐代就在南边几个坊种植药材。外郭城如此广阔，城墙又非常高，从隋代开始，到唐高宗时才基本建成。

按照唐朝的规定，每一个坊都有坊墙，建造坊墙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古代权力集中为建造这样的大型工程提供了条件。有些考古学者怀疑是否每个坊都有坊墙。隋代没有多少坊墙，坊墙的功能可能是由栅栏来实现的。唐代肯定有坊墙，因为唐代的法律规定有宵禁，夜里要是不能按点进坊，就得爬在沟里面过夜，不然就会被禁卫军抓住关起来，这在唐代的许多小说中有所表现。

长安是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它为各种各样的故事在这里发生提供了可能性。而且很多东西是凭空而来的，凭空进入长安的。在北周移到隋大兴城的时候，关陇集团的大户人家都要抢占有利地形。做长安研究时，看看关陇集团、山东集团、江南集团的人分别在哪些坊居住，是十分有意思的问题。当然能够落实到坊的材料还是有限的，目前不能够完全说明我们想看出来的问题，如果都能落实到坊，那么很多问题就清楚了。我们根据冯承素的墓志知道他住在通化坊，跟欧阳询是邻居，他们住的地方就是书法坊，又因为南朝旧族殷开山、颜师古和江左人士欧阳询、沈越宾等南方人聚居在此，当时人称之为“吴儿坊”。唐代的政治史、制度史、社会生活史，都与坊密不可分。

到唐高宗时期，高宗有风疾，特别怕潮湿。龙首原有六个高坡，唐朝把这六个高坡基本上用大寺庙或者衙署镇住，不能让老百姓占据最有利的地形，但是有些地方没办法，比如说宫城，太极宫比较低湿，高宗难以忍受，就在通风很好的地方建大明宫。皇帝迁到大明宫后，原来在太极宫西南角的内侍省，就是宦官居住的地方，一下子搬去大明宫的延英殿和右银台门的中间，而所有的表疏都要从右银台门进，经过宦官，递到延英殿皇帝办公的地方。宦官占据了有利的地理条件，这是晚唐宦官专权现象严重的一个原因。虽然高宗建了大明宫，但武则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洛阳度过，玄宗则在兴庆宫，故大明宫的真正启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

丝绸之路上的来客

中国古代讲风水，长安城的正北面是不能有门的，只能在边上有门，而东、西、南面各有三个门，这是唐朝长安的外郭城最主要的城门。唐长安城虽然有往南的路，但主要的交通道路是东西向的，丝绸之路上的来客从西边过来，主要进的是开远门和金光门，而不是下面的延平门。开远门和金光门是迎接外来使者和商队的最重要的城门。今天我们站在开远门和金光门，看看西边沿着丝绸之路往来的人群。《资治通鉴》记唐玄宗天宝十二载：

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胡注：长安城西面北来第一门曰安远门，本隋之开远门也。西尽唐境万二千里，并西域内属诸国言之。）

这段话是司马光关于唐朝跟西域沟通的总结性发言。“万两千里”就是一直到唐境的边上，葱岭这一带。陇右地区在唐朝时期是非常富庶的。

开远门迎来的第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贞观四年（630）唐朝灭东突厥后前来归降的人。高祖武德时期，唐朝军事的重心在平定天下群雄，主要在中原打天下，只有平定了这些势力，才能将视线放到北边和西边。贞观元年，玄奘法师去西天取经的时候，整个西部边境是封锁的，所以玄奘是偷渡出去的。太宗时期，首先要解决正北方突厥的压力。虽然唐朝起家的时候借助了突厥的力量，但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有实力了以后，跟东突厥的冲突也越来越多。

经过多次战争，到贞观四年，唐朝灭掉了东突厥汗国，颉利可汗率众十万降唐，“其入居长安者万有余家”。东突厥是一个部落联盟体制，各种各样的部落形成一个大联盟。东突厥灭亡后，其所属部落也跟着降唐。东突厥汗国中有不少粟特人，因此可以推测大量粟特人也一起入居长安。这里面我们可以找到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李思摩，他属于可汗家族，但他长的模样却不像突厥人，反倒像胡人，被怀疑不是阿史那种，处罗、颉利可汗均不让他典兵为设。贞观四年李思摩被唐朝俘虏，进了长安，受封右武卫大将军、检校屯营事，赐姓李。唐朝曾经派他去漠北招集突厥部落，但那些突厥部落不听他的，他只能一个人又跑回了长安，郁郁不得志，死在了长安的居德里，最后陪葬昭陵。

何家村出土的粟特式银杯

居德里是开远门往南第二坊，或者从金光门进来往左就是居德里。开远门到金光门这一片的里坊是唐朝安置突厥、粟特等各种胡人的一个主要地方，便于他们从西面入城后找地方落户。当然像李思摩这样的人，一般都是唐朝赐宅。皇城、宫城西边的这些坊都是非常大的坊，每一个坊都有一定的规模。居德里西北隅有隋开皇七年（587）突厥开府仪同三司鲜于遵义舍宅而立的普集寺，南门之西又有神龙二年（706）于阗国质子、将军尉迟乐舍宅而立的奉恩寺，可以推测居德里有突厥人和于阗人聚居。

在贞观四年，有一些粟特系统的胡人跟着突厥人到来。我们在《全唐文》里面见到有一个叫李志远写的《唐维州刺史安侯神道碑》，碑文记载安侯的名字叫附国，其祖出自安息。“安息”是汉代时波斯帕提亚王国的名字，但唐朝人写的时候往往要显示他们学问大，要泥古。实际上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安息了，所以他们说的这个“安息”实际上就是“安国”，即布哈拉，粟特系统的安国。以国为姓，进入中国以后叫安附国。他的祖父是颉利吐发，其父在贞观初，率所部五千余人归朝。这五千余人，如果五口算一家的话，就有一千多户人家。

唐朝给他们特别设置一个羁縻州——维州。贞观四年，安附国和他的父亲一起投降唐朝，他当时只有十八岁，唐太宗封他为左领军府左郎将。陈寅恪先生花了很大的力气考证唐朝的先祖是胡人还是汉人，是赵郡的破落户还是有名的陇西李氏，但不太成功。而日本学者认为隋朝、唐朝都是拓跋国家，是胡人而不是汉人的国家，但他们有征服王朝的理论左右着头脑。无论唐朝先祖是胡是汉，唐朝并不怕胡人，皇帝将那些捉来的战俘作为卫队，把他们作为禁卫军安排在身边。

唐朝宫廷中的胡人侍卫

七十年代在洛阳龙门发掘出了安菩的墓，那里后来还出土了景教的经幢，可视为埋葬胡人的一个区域。安菩，姓安，名菩，字萨，连起来就是安菩萨。唐朝的人经常把胡人的名字拆开，一部分作为他的名，一部分作为他的字。墓志记载“其先安国大首领”，这是布哈拉来的大首领。所谓“大首领”，就是“大萨宝”。“萨宝”一词来自粟特文，就是队商首领的意思。

粟特人是以今天乌兹别克斯坦为中心的讲中古东伊朗语的民族，现在已经被突厥人即乌兹别克人同化，没有粟特这个民族了。但是中古时期的粟特人是一个商业民族，他们从中亚一路做生意过来，两三百人在萨宝的带领下形成一个商队，到一个地方建立一个殖民地，落个脚，一拨人继续往前走，另一拨人又来了，所以能够不断补充这个聚落。聚落越来越大，而且有武装，从北朝末年官府就来争夺他们，把他们变成府兵，所以这种“大首领”是由一个队商首领演变成一个聚落首领甚至军府首领，他们都有武装力量。但是有的进入突厥系统，有的进入唐朝，就是中原的系统。

安菩家族和安附国家族一样，是进入突厥部落的胡族部落，没有被打散。随着突厥进入唐朝之后，他们仍然作为安国的一个大首领存在。贞观四年降唐之后，安菩被封为“六胡州大首领”。唐朝把突厥部落里的胡人部落全部安置在关内道北部，设置了六个州，称为“六胡州”，如果唐朝与突厥再发生战争，它可以作为一个缓冲地带。其中一个州的长官就是安菩。安菩既是羁縻州的长官，又兼任京城禁卫军首领，他在长安金城坊有宅子。从开远门进城，右手边，往东第二坊即为金城坊。其夫人姓何，是“何大将军之长女”，封为“金山郡太夫人”，他的儿子叫安金藏。“何”是一个粟特姓。中亚一个绿洲就是一个小国，一个小国就是一个姓。

安伽墓石屏入华粟特首领夫妇宴饮图

“昭武九姓”，最大的是康国，即撒马尔罕，布哈拉是安国，塔什干是石国，还有史国、何国等。唐朝初年以前的粟特人基本上是内婚制，就是粟特人跟粟特人、粟特人跟其他胡人结婚，很少跟汉人结婚。因为他们生活在自己的聚落、自己的圈子里，这个圈子跟外面是有隔阂的。安金藏后来因为保护相王即日后的睿宗立了大功，他住的醴泉坊，在安菩的金城坊南面。这个安菩和安金藏代表着一批突厥化的粟特胡人，然后随着东突厥的投降进入到唐朝。他们沿着丝绸之路向东走，从商人转变成军人、再转变成长安城的居民。

粟特人进入中国以后，安居乐业，我写过一篇文章叫《金樽美酒醉他乡》，用出土文物生动形象地表现他们的生活状况。“金樽”是他们带来的金银器，“美酒”是他们带来的葡萄酒，“醉他乡”是他们一旦建立了殖民地，落在一个地方，就不回家了，尤其是中亚的生活环境远远比不上长安，所以他们干脆就在长安定居。例如于阗国王尉迟胜，安史之乱爆发后率兵五千来帮助唐朝，叛乱平定后尉迟胜请求将国家交给弟弟尉迟曜管理，自己在长安修行里“盛饰林亭，以待宾客”，他的儿子尉迟锐也不愿意回于阗掌管国家。

我们现在没有看到直接反映粟特人在唐朝生活的材料，只有北周后期粟特人墓葬的画，墓主分别是580年、581年入葬的安伽、史君两个粟特人。安伽是同州萨宝，史君是凉州萨宝，北周为了笼络这些胡人的首领，都给他们在北周长安城的东郊赐了一块地，他们死后埋在那里。他们都在墓中绘下了自己生活的场景，有宴饮图、狩猎图、出行图等。安伽墓有十二个画着生活场景的屏风。史君墓画的是史君的一生，从生到死，最后升天。史君的胡味还是比较重的，他的墓志是用粟特文和汉文双语写的，而安伽的墓志完全用汉文书写。根据这些图画，可以想象他们入居长安之后优裕的生活。

祆教

贞观五年，“有传法穆护何禄将祆教诣阙奏闻。敕令长安崇化坊立祆寺”。崇化坊是金光门以南第三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胡人聚集地。“崇化”即“尊崇王化”之意。“穆护”就是祆教祭司的称号，何禄来自何国，即今天撒马尔罕西边的一个绿洲，他带着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叫祆教）来到了长安。唐朝对外来文化表现出开放欢迎的态度，让他们在崇化坊立一个祆祠，让胡人来供奉。

祭火图：祆教的圣火崇拜

长安一共有五座祆教的寺庙。早在武德四年，西市东北角的布政坊内就有胡祆祠，祠里还有萨宝府的官员主持祆教的祭祀事务，《通典》和《长安志》都有记载。这个祆教寺庙规模显然更大，萨宝府的办公地点也在这里。因为粟特人的法律是由僧人执掌的，他要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要到寺庙去解决，这是伊朗文化的传统。武德年间的这个胡祆祠，可能是从北周长安城迁过来重建的。

据《长安志》（抄自《两京新记》）记载，普宁坊（开远门进城后左手边）的西北隅也有一个祆教寺庙。从出土的安万通墓志可知，此人住在普宁坊，并于永徽五年卒于普宁坊。他的祖先生于粟特安国，北魏初年进入中国，高祖安但曾经官至摩诃萨宝，即掌管胡人部落政教事务的大萨宝、大首领。普宁坊这个祆教寺庙大概跟安万通家是有关系的。布政坊、崇化坊、普宁坊都有祆教寺庙，基本上在西市、开远门和金光门一带。祆庙周围常常有胡人聚居，方便礼拜、祭祀。

景教

历史的车轮转了小半圈，到了贞观九年。唐德宗建中二年，景教徒在长安的义宁坊建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将景教传入中国追溯到贞观九年：

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象，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唐会要》卷四十九“大秦寺”条：

贞观十二年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

正可以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文相应。

但是有一点最重要的区别，碑文叫“大秦国大德”，后者叫“波斯僧”阿罗本。这是因为在天宝四载之前，唐朝并不知道这个景教是从大秦国来的，以为是从波斯来的。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叫聂斯托利派，正名叫叙利亚东方教团，大本营是在萨珊波斯。所以早期进入中国的景教僧全是波斯人，不是叙利亚的大秦人（唐朝的大秦指的是叙利亚地区）。

天宝四载的时候来了一批景教徒，说景教的本源在叙利亚而不在波斯。于是唐朝在天宝四载下诏，将天下所有的波斯寺改为大秦寺，所有的波斯僧改称大秦僧，所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写的是“大秦景教”而不再是“波斯景教”，《唐会要》编纂的时候立“大秦寺”条，而《唐会要》贞观十二年的记载绝对是抄了原始诏书，保留了“波斯僧”，而“阿罗本、义宁坊、度僧二十一人”都一样，所以《景教碑》绝对可靠。可见贞观十二年，唐朝就在开远门进城后右手边的义宁坊建了一个大秦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文写得很漂亮，是按照《文选》所收《头陀寺碑》写出来的，旁边有叙利亚文的僧名表。它出土于明清西安城郊，法国人沙畹、日本人桑原骘藏的《考史游记》都给这个碑拍过照。

景教自贞观九年传入唐朝后，除了在武则天时期受了一点苦，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正常发展，特别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佛教

贞观十九年，伟大的玄奘法师终于回到了长安。玄奘一路偷渡出去，得到了高昌王的赞助。高昌王倾全国之力给他装备了二十多年的行装，准备了仆人和骆马，这些高昌人一直跟着他西去和回来。后来高昌王跟唐太宗作对，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出兵灭高昌国，变为唐西州。玄奘回来后写下的《大唐西域记》，虽然讲的是佛国的事，但其实是一本具有情报色彩的书，是为了唐太宗希望进军西域的需要。

玄奘进长安的时候是浩浩荡荡的，“所得经论凡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以二十匹马负而至。房玄龄迎接，安置弘福寺。”还有如来的肉身舍利一百五十颗和若干尊瑞像。玄奘最早是在安定坊的弘福寺翻译佛经的，包括六百卷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后来太宗为了把政权和神权都交给太子，而太子供奉的寺庙是晋昌坊的大慈恩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有一个在长安城的大游行，五十多个大和尚，每人坐一辆车，带着金像，浩浩荡荡地从安定坊，斜穿长安城，到了东南边的慈恩寺，这实际上暗含了唐朝的政权交替。

贞观廿三年《佛地经》题记

玄奘不是第一个给长安带来佛教的人。根据汤用彤先生的考证，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口授浮屠经，佛教已经进入了汉长安城。经过魏晋南北朝，佛教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隋文帝佞佛，唐朝的皇帝认为老子是他们的祖先，但佛教也是他们极力争取的对象，还是把佛教放在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

唐朝皇帝祭祀的庙宇都围着长安城，比如社稷坛之类的，除了太庙和学校在城里，其他祭祀的神圣空间都在城外，城里的空间都让给了佛教、道教、基督教、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玄奘带回来的瑞像是最著名的佛像摹刻品，供在长安城里头。玄奘翻译很多大部头的佛经，比如六百卷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还有很多小经。和玄奘一起译经的僧人大多来自弘福寺。玄奘建立的译场，是以弘福寺为中心，除了一个僧人是街东的，其他全是在他周边的寺庙里。

敦煌纸画行脚僧图

敦煌图画中背着经卷的僧人与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玄奘像类似，但画中人都是胡人的模样。说明在唐朝的时候，不仅仅是玄奘回来了，还有于阗等地的大量胡僧、印度国家的各种僧人，都进入到长安，因为当时的长安就像今天的伦敦、巴黎、纽约一样，它既是财富的聚集地，也是思想文化的聚集地。东亚的、南亚的、北亚的、中亚的能人几乎都向长安城汇聚。

摩尼教

进入长安的除了佛教、景教、琐罗亚斯德教，还有摩尼教。摩尼教最早进入是在694年，应该是武则天在洛阳的时期。武则天猎奇，而且信弥勒。佛经里面有一部经讲到女主转世，叫《大云经》，所以她就要天下供大云经，立大云寺。她信的弥勒在原始的印欧概念里头是太阳神，而且弥勒佛穿白袍子，武则天可能对这些穿着白袍子的摩尼教徒的到来很有好感。摩尼教徒的世界末日是690年，所以在690年以前中亚的摩尼教徒十分着急，希望找到一个光明王国，赶紧把他们这些光明分子从黑暗世界里拯救到光明王国里。这个光明王国应该就是武则天那个穿着弥勒服的世界。

摩尼教是否定现实社会的，他利用了琐罗亚斯德教的二元说，就是光明和黑暗，但是他说现实世界是黑暗的，打败了光明，所以他就派摩尼的明父，明父就不断的派出各种神来拯救光明分子。比如我们人的身上有很多光明分子，所以要把这些光明分子从人的身上拯救出来；当今社会是黑暗世界，但还是有光明分子，他们要把这些光明分子通过月亮神把他们送到光明世界。所以他们讲二宗三际，二宗是光明和黑暗，三际是他们想通过三个阶段进入到光明世界里，从光明到黑暗到光明。

《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开头部分

景教和摩尼教都应该是那些非常献身的传教士通过长途跋涉传入的。690年王孝杰打败吐蕃，重新占领了安西四镇，西边的道路开通，摩尼教才从中亚传过来。开元七年（719），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吐火罗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吐火罗斯坦分了很多小国，其中有一个支汗那国是支持摩尼教的），向唐朝进献了一个解天文的慕阇。这一看就知道是摩尼教徒，因为摩尼教的五个教阶里面第一个就是慕阇，在摩尼教徒的世界里天下只有12个慕阇。不能说是摩尼教的十二分之一在长安，但是当时长安也是摩尼教一个大区，至少摩尼教的大头目是落脚在长安的。

到了开元十九年，唐玄宗越来越觉得摩尼教不对劲，就让摩尼教大法师在长安集贤院把摩尼教的教义写个摘要，即《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既有教法又有仪轨。唐玄宗看后，认为它的教义是要否定他这个现实皇帝。开元二十年，玄宗下令摩尼教为邪教，要求禁断，胡人可以信，但汉人不能信。摩尼教在唐朝转向衰落。后来摩尼教的影响借助回鹘的势力一度回到中原，但由于回鹘汗国的灭亡，摩尼教又随着回鹘残部传到吐鲁番地区。到宋朝，摩尼教在中原的影响微乎其微，转入民间。

商人

除了官方的交往、宗教的往来，商人是一个在丝绸之路上往来的重要团体。而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很少记载商人，幸好丝绸之路沿线的敦煌、吐鲁番、和田、库车出土了大量的各种语言的古代文书，它们无意中留存了很多有关商人的记录。垂拱元年（685），两个商队走阿拉山口，从天山中穿行，最后进入到西州吐鲁番，西州官府忽然发现他们没过所。一拨是粟特商队，另一拨是吐火罗商队，他们带着家属，准备到长安去做生意。

何家村出土镶金兽首玛瑙杯

去长安必须经过玉门关、大散关等许多关口，需要有过所，因为每到一个关口要调查他们队伍里头带的那些东西是否合法所有，才能让他们过去。我们通过一个吐鲁番出土的文书残片，可以看到一队队的商人，条条大路进了长安。有的人在长安入了籍，带着长安的东西去西边做生意。这些胡商在长安是大量存在的，只不过我们中国古代的记载体系中没有他们的位置，中国古代的记录都是官员的记录，能够立传的人都是有品的人，像这些没有品的商人是被唐代的做官的人看不起的，但我们可以从现有文献里找到蛛丝马迹。

西安唐墓壁画上的胡人牵猎豹图

随着大量商人进入长安，西来的物质文化也涌入长安。撒马尔罕的金桃、猎豹、金银器皿、波斯粟特锦缎，各种音乐舞蹈、服饰打扮等对唐朝文化的影响极深，我们甚至还发现了晚唐用纯正的中古波斯文书写的墓志。从何家村窖藏可以窥见当时长安人家物质生活的丰富多彩。到了宋代，因为与北方民族的斗争，华夷之辨日渐严重，各种外来的物质文化渐趋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