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水火不容？历史可不是这样说……|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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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雄甘地曾说过：“中国和印度是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同路人。”历史上的中印两国关系经历了几个阶段，总体上来说是互利伙伴，而非竞争对手的关系。了解两国关系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审视当下。

古代中印关系可以说创造了人类的伟大奇迹，即印度佛教以和平方式传播到中国并为中国所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世界上是没有的，这是两大国家、两大民族友好相处的一个最典型象征，其他国家友好与斗争往往是并列的，传播宗教时均使用暴力手段，历史上类似“十字军东征”的事件层出不穷。但中印两国通过文化交流的和平方式传播佛教,两国历史上一直友好相处。

（玄奘）

玄奘（602—664），姓陈，名袆，法名玄奘，号三藏法师。公元627年前后，玄奘来到长安，那时他出家年纪尚小。当时他发现国内佛经的混乱，学说繁杂。萌发前往印度寻求佛学真谛的想法。公元629年，玄奘向朝廷申请出境，遭到拒绝，即没拿到“护照”。于是，他偷偷摸摸地夹在商人中间混出了玉门关，“非法出国”。西去路线，经历了千难险阻，虽然没有《西游记》当中描述的那样神秘，但其艰难曲折程度恐怕并不亚于其中所描写的。公元629年，玄奘从长安出发，途经新疆到吉尔吉斯斯坦，又翻越中亚到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布兹嘎拉山口，经兴都库什山进入现在的巴基斯坦白沙瓦城，最后进入了印度。周游110个国家北回路线: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春，玄奘携带657部佛经，取道今巴基斯坦北上，经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那时印度正值戒日帝国时期（606—647），戒日王本人对玄奘给予很高的礼遇，二人结下了很深的友谊，成为佳话。公元631年，玄奘游历印度各邦国，宣讲大乘佛教的教义，名声大起。戒日王特意在642年于首都曲女城为玄奘举行了无遮大会，20多个王公和5000多名大小乘佛教、婆罗门教高级学者参加了大会，由玄奘宣讲大乘佛教教义，与会者没人能驳倒他，因而获得了“大乘天”的尊号，这是佛教里边最高的称号。戒日王虽然不信仰佛教，但他为人开明，对于其他宗教包括佛教都持宽容的态度，他对于唐玄奘的讲学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会后戒日王请玄奘骑象巡游天下，宣讲说法，一时间在印度掀起了“中国热”，玄奘将《道德经》等中国国学经典翻译成梵文，而从印度带回了大量佛教经典，回国后还撰写了《大唐西域记》介绍了印度的文化。唐玄奘为中印谱写下了友好的篇章。《大唐西域记》共十二卷，记录了玄奘亲自游历的110个国家和传闻的28个国家的风俗、文化、地理、历史、宗教等情况。《大唐西域记》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印度历史学家阿里曾经这样评价：“如果没有玄奘、法显等人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印度的历史好多都是靠这部著作。虽然它是在唐朝完成的，但好多都是回顾以前的历史，印度以前的历史都是一塌糊涂，好多都是传说神话。《大唐西域记》像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印度尘封已久的真实历史。为中国了解中亚、南亚打开了一扇大门。

（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

佛教(大乘)于公元前后传入中国，从汉魏以至明清，佛教一直盛行。魏晋时有很多皇帝曾下诏在各地兴建寺院、佛塔，组织翻译佛经。当时仅洛阳就有庙宇千所,信徒200万。隋朝时有佛寺3985所。佛教与儒学、道学三位一体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的主体宗教。佛教影响已远远超出佛教本身,在建筑绘画雕刻等诸多领域均处处可见。没有佛教文化就谈不上中国传统文化。藏语系佛教始于7世纪中叶，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时，两位公主分别带去了释迦牟尼8岁等身像和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以及大量佛经。松赞干布在两位公主影响下皈依佛教，建大昭寺和小昭寺。到8世纪中叶，佛教又直接从印度传入西藏地区。10世纪后半期藏传佛教正式形成。到13世纪中开始流传于蒙古地区。此后的300多年间，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教派，普遍信奉佛法中的密宗。随着佛教在西藏的发展，上层喇嘛逐步掌握地方政权，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

(忽必烈）

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区别于其他佛教流派最明显的特征。“活佛”一词最早出现于元代。元朝皇帝忽必烈封萨迦教主八思巴为“西天佛子，化身佛陀”，此后，元代人就开始称西藏高僧为“活佛”，这时它指宗教修行中取得一定成就的僧人。到活佛转世制度创立后，它才成为寺庙领袖继承人的特称。活佛转世制度创立后，藏传佛教各教派为了自己的利益，纷起仿效，相继建立起大大小小数以千计的活佛转世系统。据统计，清朝乾隆年间在理藩院正式注册的大活佛就有148名，到清末增至160名。其中，随着本教派利益的膨胀而建立的两个最大的活佛转世系统是达赖转世系统和班禅转世系统。

（柯棣华）

近现代中印友谊也有许多代表：如梁启超，他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于1901年避居印度大吉岭，撰写了《印度游记》等，并翻译了《印度致亡史》一书。对增进中印两国人民的互相理解和同情，争取两国在反对殖民主义斗争中互相支持具有重大作用。近现代中印友谊之代表、印度的泰戈尔（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于1924、1929年两次访华。泰戈尔的访华，为中国文学带来很多新鲜元素，像一块巨石，使本就不平静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水花四溅，为中国沉闷的文化界起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推动作用。蔡元培、梁启超、冰心、郭沫若、胡适、徐志摩均受其影响成为中国的文豪。中印友谊另一位代表即印度著名医生柯棣华，他1938年来华援助中国军民的抗日活动；194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战争贡献了宝贵的生命。他与加拿大的名医一样，都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毛泽东主席曾为他题词“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此外，谭云山、季羡林等人对中印友好均有卓著贡献。

（以上内容摘自《印度社会与文化》）

书

书名：印度社会与文化

作者：陈峰君著

定价：42.00元

ISBN：978-7-301-22664-3